在调整航向后，2020秋招已经结束时，我前前后后收割了六个Offer，包括互联网巨头制片人助理职位，出版行业头部的营销编辑职位等。在职位选择中，我认为“尝试”是最佳的方法。还记得我起初在拿到腾讯的转正机会后兴高采烈的样子，但是在实习后才发现这个岗位并不适合我，尽管这份工作与我的专业、学校、实习经验都很符合。
　　毕业联合作业（简称：毕联作业）是北京电影学院下属的青年电影制片厂，在毕业生中开展的电影创作实践，是高校实践教学的亮点。
　　毕联作业自1956年实施以来，共拍摄完成300余部，参加创作的学生多达5000多人次，各系指导教师1500余人次，其中150余部获得国内外各类电影奖630余次。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等人就参与过毕联作业的拍摄。毕联作业成为助力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阶段。
　　以创带教、以创促教。北京电影学院自建校以来，把师生的创作实践，纳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形成教师独立创作、教师与教师联合创作、教师带学生创作、学生自主创作及各专业学生联合创作的多层次课内外实践教学体系，实现以创带教、以创促教的教学与创作的良性互动。
　　电影是一门综合的实践艺术，需要编剧、导演、摄影、录音、美术、剪辑等各个部门按照生产流程协同完成，需要各个部门既要专注于部门的艺术创作，又要与其他生产部门共商共创，并在导演的整体艺术构思下共同完成影片的生产与创作，实现艺术的表达和商业的回报。电影的综合性特征要求学生必须走出“象牙塔”，在实践教学的风浪中摔打成才。
　　打通院系专业之间的壁垒。毕联作业是实践教学的最高阶段，它让学生按照正规电影生产的制作流程，独立完成剧本写作、影片拍摄及后期制作。这种跨系跨专业的联合创作实践，既打通了院系专业之间的壁垒，实现了交叉互动，增強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又检验了学生的专业能力和艺术素养，使学生初步了解电影创制的全貌，为他们进入社会参与成熟的电影项目积累了经验。同时，学生在短片中呈现的艺术手段、艺术观念、艺术能力和最终的完成影片，又成为检验教学成果的重要参考指标，为学院教学改革及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材料。
　　实行“第一指导教师制”。第一指导教师是影片的制片人和艺术总监，全权负责毕联作业的艺术质量和艺术效果，既对学生短片剧本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面对面指导，还会深入到拍摄现场就学生影像、声音、后期剪辑等方面进行现场指导。这种沉浸式、互动性的创作指导模式，让学生既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又获得了直接而丰富的创作经验，达到教学相长、教创互促的教学目标。

　　毕联作业这一实践教学体系从1956年第一部短片《小白旗的风波》算起，按实际运行时间大概可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1955年-1966年：教学实践机构的初创与实习成果的初见

　　1955年，为统筹安排导演、演员、摄影、制片管理4个在职干部专修班的教学实习，学院在教务处下临设了实习办公室，并在第二年完成了《小白旗的风波》《众叛亲离》等9本影片作业和大型毕业话剧《第十二夜》《仇敌》的演出。1957年，学院参照电影制片厂的建制，在实习办公室的基础上设立了实习处，下设生产实习科、技术科、剧务组、化服道组、置景绘景组、照明组、字幕车间、录音组、放映组、剪接室、影片仓库、摄影棚及剧场管理等13个班组，后来又设立了设备管理维修车间。到1958年，实习处已有70余人，大中小型电影摄影机30余台、照明灯具2000余台，摄影用升降机两台，各种灯板、地板、布影板达400余块，使实践教学体系初具规模。
　　1958年，实习处响应教学与生产劳动科研相结合的号召，拍摄了纪录短片《跳伞》《办学又办厂》《摩托车运动》以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学改革纪录影片，并通过发行放映公司向全国发行。同年8月，文化部批准了学院提出的建立北京电影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的申请，从此，青影厂一支队伍、两块牌子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北京电影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对内称实习处，组织教学实习、影片实习作业、舞台教学演出;对外称实验电影制片厂，摄制生产发行放映各类影片，成为学校师生创作实践的基地和平台。1960年至1966年，北京电影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先后为本科各界毕业生组织拍摄了1部故事长片、33部短片及10余部舞台剧。

1978年-2002年：毕联作业的薪火延续及间断性重启

　　1978年至1999年，学院在实践教学方面将资源倾斜到教师层面，实行教师创作、学生参与的实践教学模式。
　　这一时期学院师生陆续创作了《沙鸥》《邻居》《我们的田野》《青春祭》《我们还年轻》《湘女潇潇》等27部具有艺术创新的优秀影片，形成了以第四代电影人张暖忻、郑洞天、谢飞等导演为主力的中国电影“学院派”。当然，毕联作业这一实践教学体系并未停止。1978年至1991年，学院资助毕业生共完成《田野》《小院》等18部毕业短片，其中1980年2部、1981年10部、1987年1部、1989年2部、1991年2部。这段时间拍摄的毕联短片数量有限，但这一具有电影学院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却依旧薪火延续。

　　1992年至1998年这段时间，基于电影市场化倾向以及资金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毕联作业按下了暂停键。青年电影制片厂着力于制作商业化的电影长片。1999年，在导演、摄影、录音和美术四个院系的倡议和努力下，学院重启毕联作业并委托青年厂承担管理和制片工作。在院系和青影厂的共同努力下，1999届毕业生顺利完成了《感情生活》、《霜天晓角》、《犯罪分子》、《花生仔与太阳舞小子》4部35mm彩色故事短片，并在应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汇报展映，获得师生的好评。

2003年-2020年：规范发展及MFA长片的实践

　　2003年，随着学院教学改革不断深入，以及影视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毕联作业开启了规范、持续的发展期，学院除了设立专项经费用于毕联作业创作外，还专门整合全院的摄影、灯光及其他资源，支持学生创作毕联作业。青影厂还按照学院要求狠抓质量工程建设，制定并逐步完善了《毕业联合作业逐级审查规定》、《毕业联合作业指导教师职责》、《毕业联合作业质量监控标准》等各项规章制度，有力保障了毕联作业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技术质量。2004年至2018年15年间拍摄的300余部毕联作业，涵盖学院编导摄录美等各个院系，而且题材类型多样，覆盖爱情、亲情、友情、青春、励志等方面，其中当代社会题材占60%，当代青少儿童题材占20%，当代其他题材占9%，当代都市题材、近代革命题材、现代其他题材各占3.33%。
　　从2015年开始，学院还启动MFA（艺术硕士专业学位）长片实践创作计划，用于支持研究生的长片创作，到目前为止共生产《盛先生的花儿》、《告别》、《再见，爸爸》等10余部长片，以上提及的三部影片获得国内外大奖10余次。长片导演朱元成拍摄的《盛先生的花儿》，获得业内认可，成为青年导演创作的主力之一。
　　毕联作业是北京电影学院特色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创作的最终和最高阶段，有效提高了学生专业技能，激发了学生参与创作的积极性。尤其是通过跨院系联合，激发学生的团队精神;而毕联作业展映和报奖，又使学生创作才能得到充分展示。毕联作业已成为学生参与更高级别的影片创作的“敲门砖”。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校企党总支书记、青年电影制片厂支部书记、编剧、制片人）
　　责任编辑：王新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