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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与大学士石柱议开海贸易事言:“先因海寇,故海禁未开。为是今海寇既已投诚,更何所待”。次年,康熙废除禁海令,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允许与外界通商。然而终因体制受限,对于外来商船接待能力仍属有限。及至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广东地方政府于是年遂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俗称“十三行”。
十三行的出现和以后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和联系,但其最大的价值仍然只是体现在经济贸易的往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前,海关贸易最旺的一年也仅有27艘洋船到港,税银只52万两,而在乾隆55年(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则达110万两,及至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为广东地方财政收入的60%,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40%。伴随其兴盛的,则是大量行商的出现,其中又不乏财富居于世界前列的行商巨贾,本文所述卢观恒就是其中一个。
二、卢观恒其人其事
卢观恒(1746年～1812年),字熙茂(因其捐有官衔,外商均称之为茂官),广东新会人。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贫寒。为摆脱贫困,乾隆年间,年近40的卢观恒只身赴广州谋生。先是为十三行附近的一家歇业的商铺看管房屋,后以铺店为洋商储货及代售商品,升为洋行买办,1792年,海关监督正式批准卢观恒为行商,便开始自营广利行,其也成为当时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行商之一。1800年,卢观恒被任命与潘有度同为商总。八年后,卢观恒与伍秉鉴同管公行事务,成为首席行商,直至1812年12月20日去世。
卢观恒所涉贸易广,而且数量颇大,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卢观恒出资13万两白银,与英国两家公司订立出口茶叶合约。 1786年～1788年,卢观恒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大量的棉花交易,以后又一直成为与英公司进行该项贸易的主要商人。自其成为十三行商总之后,按照粤海关监督与英国东印度公司间的商定,所经受的贸易货物更为庞大。1800年,卢关恒占有毛织品3份、武夷茶1300箱、其他茶叶共2.4万小箱的份额;1808年,占有毛织品4份、武夷茶600大箱、其他茶叶1.8万小箱的份额。在卢观恒的操持下,1797年,广利行超越怡和行,发展成为仅次于同文行的第二大行商。
三、商海沉浮探源
卢观恒的商海沉浮,既有客观上的缘由,还有主观上的原因。客观上,与十三行的垄断商贸地位和自身经济特性有直接关系;而主观上,同其具有行商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的经营作风是分不开的。
1.客观上,与十三行的垄断商贸地位和自身经济特性有直接关系
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亦官亦商。清初厉行海禁,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始设闽、粤、江、浙四海关,作为代表粤海关经营外贸的十三行,初时还为实数,后来变动不定,亦有添属,少则4家,多时也仅为乾隆二十二年(1657年)的26家,随其享有垄断地位而来的各种便利和特权自可想见,当时的十三行,“在中国近代史中,关系最巨,以政治而言,行商有秉命封舱停市约束外人之行政权,又常为政府官吏之代表,外人一切请求陈述,均须有彼辈转达,是又有唯一之外交权;以经济而言,行商为对外贸易之独占者,外人不得与中国其他商人直接贸易。”依赖这些便利和特权,再加以政府对行商数目的限定,行商从经营中渔利也就有了政策上的保证。
从1720年后清廷明令各地行商实行“保商”制度起,十三行走上快速发展之路,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关闭江、浙、闽三地海关,四大海关仅留粤海关一处时达到极致,此时,所有的进出口物品必须由十三行行商经营办理,如茶叶、丝绸、陶瓷等的出口贸易也在其内。此时的十三行内外店铺林立,辐辏往来络绎不绝,而所涉及的贸易国家遍及英、法、丹麦、瑞典、葡萄牙、西班牙等诸国,贸易网络之广,所获银钱之多,以致时人诗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此外,从经济体而言,十三行也有较纯粹官办贸易更优的地方。虽同属垄断外贸,但同前者相比,十三行的行商们依赖外贸为生,少了些繁文缛节,多了些灵活机变,自主性和积极性也更高,每每在境外商船到港的同时,便又有转译舌人和精通夷务洋行商人的接洽,十三行的兴旺与其自身的经济特性也有直接关系。
2.主观上,卢具有行商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的经营作风
卢观恒与其他三大行商有别,“伍氏喜刻书,叶氏喜刻帖,潘氏独以著作传。”他出身贫寒,来自草根,更具有实业家特点。
1757年,朝廷撤销闽(彰州)、浙(宁波)、江(云台山)三处口岸,只剩广州一口岸通商。那时,“广州城廓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汇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每年5月至10月为贸易期,其时,广州华洋商人云集,繁华无比,因朝廷有规定:“番船贸易完日,外国人员一并遣返,不得在广州居留。”故此通商期一过,外商倘有未卖完的货物,离粤前便要在广州十三行附近觅地寄存,待来年再卖。卢观恒抓住商机,利用代人看管的房屋租赁给洋商储货,并按其开列的价目代销,从中获取利润和佣金。由于其办事效率高兼诚实守信,能够保证外商的财贸安全,因而赢得了众多外商的青睐,并乐于将货物委托卢代管代销,卢观恒因此获利不少,从而积聚起大量资本,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人,为后来创立广利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承充行商之后,卢观恒也守诚信,极重商业信誉。179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特里顿号(Tritan)来广州贸易,在检查广利行生丝的时候认为其所交付的几绞过粗,不符合要求,卢观恒得到消息后,立即答应重新挑选,并尽快给付,同时也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正是因为卢观恒向来重视诚信,所以也能够得到外商更大范围的贸易与合作,并在其急难的时候予以援助,如英国委员会曾“预付给茂观50000元,如他们认为有必要,本季还可以用现金或货物预付更多些,总数可以达到200000两”,以解卢观恒因帮助万和行而致的经营困难。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行商们在享受对外贸易垄断特权的时候,同时被附加了诸多义务,例如替政府采办洋物,成为“天子南库”,满足皇家奢靡生活对洋货的需求;代替征收捐输税饷,备具保结,外商违法也需要由行商承担深重连带责任,嘉庆六年利泉行因其所担保英船私运羽纱而被要求罚交50倍的应征税额即为明例。此外,行商们还遭受各级官吏盘剥,在替政府采办洋物过程中,往往“每需一件,关宪与内司、地方官向各行索取、奚蒂十件。”马士也在《中华帝国关系史》中提及,粤海关监督“在广州享有法定的和实际的对外贸易垄断权的整个时期内,他竭尽搜刮的能事。可是,他并不是单是一个榨取者,同时也是一个聚财者和散财者,他聚敛到的一部分要直接送给宫廷中的人们,上自至尊,下至妃殡太监。”行商们在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也承担着这些消极因素蕴藏的隐忧,这些成为后来行商们纷纷破产的直接原因。
四、小结
十三行的出现和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和联系,其最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贸易的往来,行商作为经济贸易活动主体,在其中影响重大。卢观恒商海得意,在客观上,与十三行的垄断商贸地位和自身经济特性有直接关系;在主观上,同自身具有行商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的经营作风密不可分。然而,因行商承担义务过多,加之后期政治腐败,以卢观恒为代表的行商的破产也就成为必然。
参考文献:
[1]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2]谭 镳:新会乡土志[M].光绪三十四年刊
[3]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M].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编印,1999
[4]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商务印书馆,1963
[5]马士著 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M].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6]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十三行沧桑[M].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
[7]黄启臣 庞新平著:明清广东商人[M].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与大学士石柱议开海贸易事言:“先因海寇,故海禁未开。为是今海寇既已投诚,更何所待”。次年,康熙废除禁海令,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允许与外界通商。然而终因体制受限,对于外来商船接待能力仍属有限。及至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广东地方政府于是年遂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俗称“十三行”。
十三行的出现和以后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和联系,但其最大的价值仍然只是体现在经济贸易的往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前,海关贸易最旺的一年也仅有27艘洋船到港,税银只52万两,而在乾隆55年(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则达110万两,及至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为广东地方财政收入的60%,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40%。伴随其兴盛的,则是大量行商的出现,其中又不乏财富居于世界前列的行商巨贾,本文所述卢观恒就是其中一个。
二、卢观恒其人其事
卢观恒(1746年～1812年),字熙茂(因其捐有官衔,外商均称之为茂官),广东新会人。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贫寒。为摆脱贫困,乾隆年间,年近40的卢观恒只身赴广州谋生。先是为十三行附近的一家歇业的商铺看管房屋,后以铺店为洋商储货及代售商品,升为洋行买办,1792年,海关监督正式批准卢观恒为行商,便开始自营广利行,其也成为当时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行商之一。1800年,卢观恒被任命与潘有度同为商总。八年后,卢观恒与伍秉鉴同管公行事务,成为首席行商,直至1812年12月20日去世。
卢观恒所涉贸易广,而且数量颇大,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卢观恒出资13万两白银,与英国两家公司订立出口茶叶合约。 1786年～1788年,卢观恒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大量的棉花交易,以后又一直成为与英公司进行该项贸易的主要商人。自其成为十三行商总之后,按照粤海关监督与英国东印度公司间的商定,所经受的贸易货物更为庞大。1800年,卢关恒占有毛织品3份、武夷茶1300箱、其他茶叶共2.4万小箱的份额;1808年,占有毛织品4份、武夷茶600大箱、其他茶叶1.8万小箱的份额。在卢观恒的操持下,1797年,广利行超越怡和行,发展成为仅次于同文行的第二大行商。
三、商海沉浮探源
卢观恒的商海沉浮,既有客观上的缘由,还有主观上的原因。客观上,与十三行的垄断商贸地位和自身经济特性有直接关系;而主观上,同其具有行商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的经营作风是分不开的。
1.客观上,与十三行的垄断商贸地位和自身经济特性有直接关系
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亦官亦商。清初厉行海禁,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始设闽、粤、江、浙四海关,作为代表粤海关经营外贸的十三行,初时还为实数,后来变动不定,亦有添属,少则4家,多时也仅为乾隆二十二年(1657年)的26家,随其享有垄断地位而来的各种便利和特权自可想见,当时的十三行,“在中国近代史中,关系最巨,以政治而言,行商有秉命封舱停市约束外人之行政权,又常为政府官吏之代表,外人一切请求陈述,均须有彼辈转达,是又有唯一之外交权;以经济而言,行商为对外贸易之独占者,外人不得与中国其他商人直接贸易。”依赖这些便利和特权,再加以政府对行商数目的限定,行商从经营中渔利也就有了政策上的保证。
从1720年后清廷明令各地行商实行“保商”制度起,十三行走上快速发展之路,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关闭江、浙、闽三地海关,四大海关仅留粤海关一处时达到极致,此时,所有的进出口物品必须由十三行行商经营办理,如茶叶、丝绸、陶瓷等的出口贸易也在其内。此时的十三行内外店铺林立,辐辏往来络绎不绝,而所涉及的贸易国家遍及英、法、丹麦、瑞典、葡萄牙、西班牙等诸国,贸易网络之广,所获银钱之多,以致时人诗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此外,从经济体而言,十三行也有较纯粹官办贸易更优的地方。虽同属垄断外贸,但同前者相比,十三行的行商们依赖外贸为生,少了些繁文缛节,多了些灵活机变,自主性和积极性也更高,每每在境外商船到港的同时,便又有转译舌人和精通夷务洋行商人的接洽,十三行的兴旺与其自身的经济特性也有直接关系。
2.主观上,卢具有行商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的经营作风
卢观恒与其他三大行商有别,“伍氏喜刻书,叶氏喜刻帖,潘氏独以著作传。”他出身贫寒,来自草根,更具有实业家特点。
1757年,朝廷撤销闽(彰州)、浙(宁波)、江(云台山)三处口岸,只剩广州一口岸通商。那时,“广州城廓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汇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每年5月至10月为贸易期,其时,广州华洋商人云集,繁华无比,因朝廷有规定:“番船贸易完日,外国人员一并遣返,不得在广州居留。”故此通商期一过,外商倘有未卖完的货物,离粤前便要在广州十三行附近觅地寄存,待来年再卖。卢观恒抓住商机,利用代人看管的房屋租赁给洋商储货,并按其开列的价目代销,从中获取利润和佣金。由于其办事效率高兼诚实守信,能够保证外商的财贸安全,因而赢得了众多外商的青睐,并乐于将货物委托卢代管代销,卢观恒因此获利不少,从而积聚起大量资本,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人,为后来创立广利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承充行商之后,卢观恒也守诚信,极重商业信誉。179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特里顿号(Tritan)来广州贸易,在检查广利行生丝的时候认为其所交付的几绞过粗,不符合要求,卢观恒得到消息后,立即答应重新挑选,并尽快给付,同时也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正是因为卢观恒向来重视诚信,所以也能够得到外商更大范围的贸易与合作,并在其急难的时候予以援助,如英国委员会曾“预付给茂观50000元,如他们认为有必要,本季还可以用现金或货物预付更多些,总数可以达到200000两”,以解卢观恒因帮助万和行而致的经营困难。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行商们在享受对外贸易垄断特权的时候,同时被附加了诸多义务,例如替政府采办洋物,成为“天子南库”,满足皇家奢靡生活对洋货的需求;代替征收捐输税饷,备具保结,外商违法也需要由行商承担深重连带责任,嘉庆六年利泉行因其所担保英船私运羽纱而被要求罚交50倍的应征税额即为明例。此外,行商们还遭受各级官吏盘剥,在替政府采办洋物过程中,往往“每需一件,关宪与内司、地方官向各行索取、奚蒂十件。”马士也在《中华帝国关系史》中提及,粤海关监督“在广州享有法定的和实际的对外贸易垄断权的整个时期内,他竭尽搜刮的能事。可是,他并不是单是一个榨取者,同时也是一个聚财者和散财者,他聚敛到的一部分要直接送给宫廷中的人们,上自至尊,下至妃殡太监。”行商们在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也承担着这些消极因素蕴藏的隐忧,这些成为后来行商们纷纷破产的直接原因。
四、小结
十三行的出现和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和联系,其最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贸易的往来,行商作为经济贸易活动主体,在其中影响重大。卢观恒商海得意,在客观上,与十三行的垄断商贸地位和自身经济特性有直接关系;在主观上,同自身具有行商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的经营作风密不可分。然而,因行商承担义务过多,加之后期政治腐败,以卢观恒为代表的行商的破产也就成为必然。
参考文献:
[1]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2]谭 镳:新会乡土志[M].光绪三十四年刊
[3]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M].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编印,1999
[4]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商务印书馆,1963
[5]马士著 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M].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6]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十三行沧桑[M].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
[7]黄启臣 庞新平著:明清广东商人[M].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