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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月里九重阳，嗨呀秋呀秋收忙，谷子呀糜子呀，收呀么收上场……”这是抗战胜利后的头一个金秋，欢快的歌声洋溢着边区民众对和平生活的憧憬。
一场大雨把古城延安清洗得更加雄伟壮丽。山梁上，川道里，一大早便见有背着行李的年轻干部匆匆赶往东郊机场。太阳冒山时，机场上已集结有上千人。他们分别来自中央党校、中央机关、边区机关以及鲁艺、女子大学，明媚的阳光下，一个个神采奕奕，满脸兴奋，亲切的问候，热烈的攀谈，真挚的叮嘱，传递着彼此的赞赏与信任，整个机场激动着庄严、昂扬的浓厚气氛。人们当然知道，他们并不是来乘机的。他们是通过志愿报名积极争取将作为中央派出的“延安干部团”，从这里整队出发，去执行一项艰苦而神圣的使命：挺进东北，创建巩固东北根据地。
是的，东北。刚从日伪统治下光复的东北，有着重要战略地位和战略资源的东北。毛泽东在“七大”上讲，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基础。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中央就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去东北开展工作。29日，又发出关于迅速派兵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但这无疑会是一次困难重重、极其艰巨的进军。考虑到当时行政权尚在国民党手里，又有“中苏条约”的牵制，中央指出，我们只能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声张，不在报上发消息。进入东三省后，也不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农村和苏联红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建立我们的政权和地方部队，放手发展壮大。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场关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智慧谋略的博弈中，又是毛泽东棋高一着。就在蒋介石妄图依靠美国的支持，用军舰和飞机抢占先机运兵东北之时，我党两万干部、十万部队早已秘密进入东北，内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20名。
这批从延安出发的干部队伍中，有一支年轻的团队，是奔着遥远的黑龙江省会城市北安而去的。领队赵德尊，1935年入党，1937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先后在冀西、晋中、太行等根据地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出发前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其他成员也都是经过严格锻炼有相当工作能力和经验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其中十多对年轻夫妇和恋爱中的情侣，为不影响行军，有的把孩子留在延安托付老乡照料，有的赶在出发前举行了婚礼，毅然踏上北去的征途。
这中间就有我的瓦窑堡同乡史梓铭和妻子王茜萍。史梓铭北上后被任命为北安县首任县委书记。五年后又奉命南下，担任首任九江地委书记，首任武汉重型机械厂厂长。1965年调外交部，先后出任芬兰和布隆迪首任大使。首任，首任，首任，这些听凭调遣走南闯北的经历他很少给人提起，只记得他有时会用不胜怀恋的语气感叹：那个年代就是那样啊，一切听从中央指挥，一切服从革命需要，为了党和人民利益，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闯，从没二话。
2
到达北安，是四野茫茫、风雪交加的午夜。9月2日启程，11月15日到达，这一路从西北到东北，从金秋到寒冬，历时72天，跨越北方8省，行程8000余里，其间的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临危历险、昼夜兼程真堪比一次小“長征”。到达北安时不少人由于劳累和疾病，已是形容支离、破衣烂衫。唯一没变的，是一张张清癯脸庞上坚毅乐观的眼神，是急于奔赴岗位投身工作的热忱。
博物馆的展板上记载了干部团坚韧不拔、奋力开拓的工作轨迹。资料显示，干部团到达的当天，即与抗联和晋察冀等地派来的同志一起，组建了中共黑龙江省工委，继而召开全省代表大会，成立省人民政府，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省级人民民主政权”。随后的四年里，省委省政府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领导全省完成了建党、建政、土改、剿匪、支前等工作。1947年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赵德尊代表省委所作的专题发言受到高度重视，部分经验被中央采纳并向各解放区推广。与此同时，东北军政大学、黑龙江省军政干部学校等十余所军政学校先后迁入北安，按照延安模式，采用延安教材，培训教育了数万名的党政干部和专业人才。而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省军区宣传队等文艺团体演出《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延安带来的节目，更是让群众耳目一新，大开眼界，受到启发和激励。那时的北安乃至整个黑龙江根据地就是这样，到处红红火火，歌声不断，被誉为民主政权建设示范区，土地改革试验区，支援前线的后方基地，为东北乃至全国解放做出重要贡献，而北安，则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蓬勃向上的社会风气，成为远近闻名的“塞北延安”。
毫无疑问，根据地的建设绝非一帆风顺。日本法西斯投降后，蒋介石也深知“国民党命运在东北”“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于是采取派遣特务、滥发委任状等种种伎俩，收罗土匪和伪军警特宪人员疯狂破坏捣乱，妄图把新生的人民政权搞垮，把共产党赶出东北。他们杀害干部，策动武装叛乱，制造了多起血腥事件。
12月11日，以伪满军官尚其悦率领的“东北行营战区挺进第一军”四千余人对北安周边的拜泉、泰安发起攻击，因敌军装备精良，人数众多，战斗异常激烈。危急时刻，省委书记王鹤寿乘一辆吉普急驰拜泉冲进已被包围的政府大院，省军区司令员叶长庚、副司令于天放、王钧等也都赶到阵地前沿指挥，经过四天三夜激战，击毙敌旅长以下匪徒六百余名，活捉一千三百多，取得拜泉保卫战并一举解放泰安的胜利，铲除了北安地区的最大匪患。
在北安烈士陵园，瞻仰纪念塔上赵光、赵青山、栗本堂、宋林棣、冯耕夫、胡再白、薛志侠、杨国斌等延安干部团成员的英名，人们不难想到，我们的事业，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其所以能不断克服困难取得胜利，正是由于在任何急难危重任务面前，总有共产党员冲锋在前，而关键时刻，也总是各级领导身先士卒，率先垂范。
3
我是在读了黄士伟的文章后去北安的。
黄士伟在北安，由市长而书记工作将近10年。他在中央党校校刊上发表的《从延安到北安》首次披露了73年前那段现在已鲜为人知的历史，受到广泛关注。文章发表不久，经过积极沟通，北安市与延安市宝塔区（原延安县）正式结为友好市区。我们去时，交通要道、市区主要建筑物上，到处悬挂着庆贺标语，如同举行一个盛大节日。谈到缔结友好市区，黄士伟讲，这首先应该给市委宣传部记一大功。 刘凤芝，一位秀外慧中的“美女部长”，担任常委、宣传部部长前做过七年文广局长，一次学习中央文件时有两段话引起她的共鸣和思索：我们的蓝图是宏伟的，我们的奋斗必将是艰巨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经过长时间酝酿，她在安排年度工作时提出，为了挖掘“塞北延安”的丰富内涵和相关资料，使这段历史活化起来，成为北安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有必要加强与延安的沟通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帮助，并力争建立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当时有人怀疑，人家那可是圣地，知道你北安在哪里。而市委书记则态度明确地鼓励她：既然定下来了，就大胆往前干吧，有困难，市委做后盾。
胆量和底气是有的。刘凤芝讲，咱毕竟还是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领过奖的。北安也是全国文化先进市，也算小有名气。但从哪里着手呢？延安没一个熟人，网上又联系不通，左思右想，猛然间记起在文化部干部管理学院学习时的班主任韩敬侠老师，就贸然“喊了一嗓子”，不想柳暗花明，韩老师还真认识延安市文广局副局长孙文芳，说这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同志，并告诉了她电话。
真是大喜过望，如获至宝，立即起草申请报告。刘凤芝说，做这件事我们的确是非常认真的，报告多次讨论修改，为显得郑重其事，还特地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写了信封，才寄往延安市委宣传部。
那段时间，刘凤芝心心念念就是这件事。每天到部里，头一句话便是问有没有延安的回信。大约一个多月后，孙文芳来电话，说市政府研究过了，考虑到北安是县级市，请你们最好同宝塔区直接联系，来函已转区委宣传部常部长。真不好意思，忙了半天，连人家行政级别都没弄清楚。于是再等。又过些日子，猛然想到，前段与市委宣传部的联络接洽主要靠文芳局长穿针引线，现在报告转到区上，而报告上并没留我们的联系方式，人家怎么回复？如此一想，刘凤芝便按照文芳提供的电话，主动给常部长打过去。没想到常部长那么客气，开口便讲，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看了你们的信，大家非常高兴，北安与延安有如此久远的关系，我们也是第一次知道。区委的意思，是想请你们先到延安来参观考察，然后再具体商量接对子的事。
天大喜讯，立即上报。市委书记批示，一定要派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由市长带领，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媒体精兵强将随访。
那次访问收获颇丰，收集到大量生动、详实的珍贵资料，商定待延安方面来北安回访时签订协议。紧接着，北安又组织文藝口的骨干力量，沿当年延安干部团的行走路线实地采访，回来后根据两次访问征集的素材，调整充实了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旧址、黑龙江省政府旧址等七个博物馆群的陈列内容，创作了《从延安到北安》大型音乐歌舞剧，《洪流滚滚向北方》长篇报告文学，《薪火相传八千里》《父亲的旗帜》等诗歌朗诵表演，还以弘扬延安精神为主题，举办书画摄影展、经典故事演讲赛、红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村镇等，还编印大开本的连环画册下发基层，均受热烈欢迎，引起一波一波的轰动。
时间说慢很慢，说快也快，转眼到了回访签约的日子，却迟迟不见动静。刘凤芝心里直犯嘀咕，拨通电话，常部长回答，不好办了，区长要调走，没时间回访啊。那咋办？恐怕要等新区长到任以后。兜头一盆凉水浇得刘凤芝蒙头转向：那不等于前功尽弃，又要从头做起嘛！反正人熟了，她用近乎求告又像强逼的口气，要常部长尽快请示一下，如果你们没时间，我们过去行吗？大约过了十多分钟，常部长回话说，那就请你们尽快来，越快越好。当时黄士伟书记正在广州招商引资，他在电话里指示，其他事都可暂放一时，唯这件不可拖延，他让刘部长带人从北安出发，他自己由广州直飞西安，双方会合后再去延安。
说来也是好事多磨，一波三折。那天从西安出发，蓝天白云，晴空万里，谁想中途天气骤变，机翼下乌云翻滚，电闪雷鸣，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二十多分钟后，仍返回咸阳机场，并告知航班取消。真是要命。区上的同志已做好接待准备和会议安排，哪能让人家一再为难。一群人于是拖着行李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直奔机场乘车点，打出租车赶到西安火车站，登上北去延安的高铁列车。
成了？成了！
签约是在2018年4月11日，距2017年4月11日北安党政代表团访问延安正好一年。而黄士伟书记此前已四次到过延安。
茶室里响起热烈掌声。刘凤芝与孙文芳紧紧拥抱一起，眼眶涌满泪水。
孙文芳是同我一起来北安的，她是作协会员，诗和散文写得很好。她动情地向我感叹，这一切都让她想起电视节目《等着我》，两个天各一方分别70多年的家人终于找到了，相认了，牵手了，而相认和牵手又是为了寻找，寻找那些朝气蓬勃、激情澎湃的火红岁月，寻找老一辈共产党人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寻找战争年代干群一心排除万难、夺取胜利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气，那样一种热情和拼命精神。
而我，则是为了我们的年轻干部对党的优良传统的执着守望，对工作、对事业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敬业精神深深感染，激动不已。
“九月里九重阳，嗨呀秋呀秋收忙，谷子呀糜子呀，收呀么收上场……”这是抗战胜利后的头一个金秋，欢快的歌声洋溢着边区民众对和平生活的憧憬。
一场大雨把古城延安清洗得更加雄伟壮丽。山梁上，川道里，一大早便见有背着行李的年轻干部匆匆赶往东郊机场。太阳冒山时，机场上已集结有上千人。他们分别来自中央党校、中央机关、边区机关以及鲁艺、女子大学，明媚的阳光下，一个个神采奕奕，满脸兴奋，亲切的问候，热烈的攀谈，真挚的叮嘱，传递着彼此的赞赏与信任，整个机场激动着庄严、昂扬的浓厚气氛。人们当然知道，他们并不是来乘机的。他们是通过志愿报名积极争取将作为中央派出的“延安干部团”，从这里整队出发，去执行一项艰苦而神圣的使命：挺进东北，创建巩固东北根据地。
是的，东北。刚从日伪统治下光复的东北，有着重要战略地位和战略资源的东北。毛泽东在“七大”上讲，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基础。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中央就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去东北开展工作。29日，又发出关于迅速派兵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但这无疑会是一次困难重重、极其艰巨的进军。考虑到当时行政权尚在国民党手里，又有“中苏条约”的牵制，中央指出，我们只能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声张，不在报上发消息。进入东三省后，也不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农村和苏联红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建立我们的政权和地方部队，放手发展壮大。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场关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智慧谋略的博弈中，又是毛泽东棋高一着。就在蒋介石妄图依靠美国的支持，用军舰和飞机抢占先机运兵东北之时，我党两万干部、十万部队早已秘密进入东北，内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20名。
这批从延安出发的干部队伍中，有一支年轻的团队，是奔着遥远的黑龙江省会城市北安而去的。领队赵德尊，1935年入党，1937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先后在冀西、晋中、太行等根据地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出发前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其他成员也都是经过严格锻炼有相当工作能力和经验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其中十多对年轻夫妇和恋爱中的情侣，为不影响行军，有的把孩子留在延安托付老乡照料，有的赶在出发前举行了婚礼，毅然踏上北去的征途。
这中间就有我的瓦窑堡同乡史梓铭和妻子王茜萍。史梓铭北上后被任命为北安县首任县委书记。五年后又奉命南下，担任首任九江地委书记，首任武汉重型机械厂厂长。1965年调外交部，先后出任芬兰和布隆迪首任大使。首任，首任，首任，这些听凭调遣走南闯北的经历他很少给人提起，只记得他有时会用不胜怀恋的语气感叹：那个年代就是那样啊，一切听从中央指挥，一切服从革命需要，为了党和人民利益，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闯，从没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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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北安，是四野茫茫、风雪交加的午夜。9月2日启程，11月15日到达，这一路从西北到东北，从金秋到寒冬，历时72天，跨越北方8省，行程8000余里，其间的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临危历险、昼夜兼程真堪比一次小“長征”。到达北安时不少人由于劳累和疾病，已是形容支离、破衣烂衫。唯一没变的，是一张张清癯脸庞上坚毅乐观的眼神，是急于奔赴岗位投身工作的热忱。
博物馆的展板上记载了干部团坚韧不拔、奋力开拓的工作轨迹。资料显示，干部团到达的当天，即与抗联和晋察冀等地派来的同志一起，组建了中共黑龙江省工委，继而召开全省代表大会，成立省人民政府，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省级人民民主政权”。随后的四年里，省委省政府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领导全省完成了建党、建政、土改、剿匪、支前等工作。1947年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赵德尊代表省委所作的专题发言受到高度重视，部分经验被中央采纳并向各解放区推广。与此同时，东北军政大学、黑龙江省军政干部学校等十余所军政学校先后迁入北安，按照延安模式，采用延安教材，培训教育了数万名的党政干部和专业人才。而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省军区宣传队等文艺团体演出《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延安带来的节目，更是让群众耳目一新，大开眼界，受到启发和激励。那时的北安乃至整个黑龙江根据地就是这样，到处红红火火，歌声不断，被誉为民主政权建设示范区，土地改革试验区，支援前线的后方基地，为东北乃至全国解放做出重要贡献，而北安，则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蓬勃向上的社会风气，成为远近闻名的“塞北延安”。
毫无疑问，根据地的建设绝非一帆风顺。日本法西斯投降后，蒋介石也深知“国民党命运在东北”“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于是采取派遣特务、滥发委任状等种种伎俩，收罗土匪和伪军警特宪人员疯狂破坏捣乱，妄图把新生的人民政权搞垮，把共产党赶出东北。他们杀害干部，策动武装叛乱，制造了多起血腥事件。
12月11日，以伪满军官尚其悦率领的“东北行营战区挺进第一军”四千余人对北安周边的拜泉、泰安发起攻击，因敌军装备精良，人数众多，战斗异常激烈。危急时刻，省委书记王鹤寿乘一辆吉普急驰拜泉冲进已被包围的政府大院，省军区司令员叶长庚、副司令于天放、王钧等也都赶到阵地前沿指挥，经过四天三夜激战，击毙敌旅长以下匪徒六百余名，活捉一千三百多，取得拜泉保卫战并一举解放泰安的胜利，铲除了北安地区的最大匪患。
在北安烈士陵园，瞻仰纪念塔上赵光、赵青山、栗本堂、宋林棣、冯耕夫、胡再白、薛志侠、杨国斌等延安干部团成员的英名，人们不难想到，我们的事业，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其所以能不断克服困难取得胜利，正是由于在任何急难危重任务面前，总有共产党员冲锋在前，而关键时刻，也总是各级领导身先士卒，率先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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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读了黄士伟的文章后去北安的。
黄士伟在北安，由市长而书记工作将近10年。他在中央党校校刊上发表的《从延安到北安》首次披露了73年前那段现在已鲜为人知的历史，受到广泛关注。文章发表不久，经过积极沟通，北安市与延安市宝塔区（原延安县）正式结为友好市区。我们去时，交通要道、市区主要建筑物上，到处悬挂着庆贺标语，如同举行一个盛大节日。谈到缔结友好市区，黄士伟讲，这首先应该给市委宣传部记一大功。 刘凤芝，一位秀外慧中的“美女部长”，担任常委、宣传部部长前做过七年文广局长，一次学习中央文件时有两段话引起她的共鸣和思索：我们的蓝图是宏伟的，我们的奋斗必将是艰巨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经过长时间酝酿，她在安排年度工作时提出，为了挖掘“塞北延安”的丰富内涵和相关资料，使这段历史活化起来，成为北安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有必要加强与延安的沟通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帮助，并力争建立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当时有人怀疑，人家那可是圣地，知道你北安在哪里。而市委书记则态度明确地鼓励她：既然定下来了，就大胆往前干吧，有困难，市委做后盾。
胆量和底气是有的。刘凤芝讲，咱毕竟还是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领过奖的。北安也是全国文化先进市，也算小有名气。但从哪里着手呢？延安没一个熟人，网上又联系不通，左思右想，猛然间记起在文化部干部管理学院学习时的班主任韩敬侠老师，就贸然“喊了一嗓子”，不想柳暗花明，韩老师还真认识延安市文广局副局长孙文芳，说这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同志，并告诉了她电话。
真是大喜过望，如获至宝，立即起草申请报告。刘凤芝说，做这件事我们的确是非常认真的，报告多次讨论修改，为显得郑重其事，还特地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写了信封，才寄往延安市委宣传部。
那段时间，刘凤芝心心念念就是这件事。每天到部里，头一句话便是问有没有延安的回信。大约一个多月后，孙文芳来电话，说市政府研究过了，考虑到北安是县级市，请你们最好同宝塔区直接联系，来函已转区委宣传部常部长。真不好意思，忙了半天，连人家行政级别都没弄清楚。于是再等。又过些日子，猛然想到，前段与市委宣传部的联络接洽主要靠文芳局长穿针引线，现在报告转到区上，而报告上并没留我们的联系方式，人家怎么回复？如此一想，刘凤芝便按照文芳提供的电话，主动给常部长打过去。没想到常部长那么客气，开口便讲，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看了你们的信，大家非常高兴，北安与延安有如此久远的关系，我们也是第一次知道。区委的意思，是想请你们先到延安来参观考察，然后再具体商量接对子的事。
天大喜讯，立即上报。市委书记批示，一定要派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由市长带领，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媒体精兵强将随访。
那次访问收获颇丰，收集到大量生动、详实的珍贵资料，商定待延安方面来北安回访时签订协议。紧接着，北安又组织文藝口的骨干力量，沿当年延安干部团的行走路线实地采访，回来后根据两次访问征集的素材，调整充实了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旧址、黑龙江省政府旧址等七个博物馆群的陈列内容，创作了《从延安到北安》大型音乐歌舞剧，《洪流滚滚向北方》长篇报告文学，《薪火相传八千里》《父亲的旗帜》等诗歌朗诵表演，还以弘扬延安精神为主题，举办书画摄影展、经典故事演讲赛、红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村镇等，还编印大开本的连环画册下发基层，均受热烈欢迎，引起一波一波的轰动。
时间说慢很慢，说快也快，转眼到了回访签约的日子，却迟迟不见动静。刘凤芝心里直犯嘀咕，拨通电话，常部长回答，不好办了，区长要调走，没时间回访啊。那咋办？恐怕要等新区长到任以后。兜头一盆凉水浇得刘凤芝蒙头转向：那不等于前功尽弃，又要从头做起嘛！反正人熟了，她用近乎求告又像强逼的口气，要常部长尽快请示一下，如果你们没时间，我们过去行吗？大约过了十多分钟，常部长回话说，那就请你们尽快来，越快越好。当时黄士伟书记正在广州招商引资，他在电话里指示，其他事都可暂放一时，唯这件不可拖延，他让刘部长带人从北安出发，他自己由广州直飞西安，双方会合后再去延安。
说来也是好事多磨，一波三折。那天从西安出发，蓝天白云，晴空万里，谁想中途天气骤变，机翼下乌云翻滚，电闪雷鸣，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二十多分钟后，仍返回咸阳机场，并告知航班取消。真是要命。区上的同志已做好接待准备和会议安排，哪能让人家一再为难。一群人于是拖着行李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直奔机场乘车点，打出租车赶到西安火车站，登上北去延安的高铁列车。
成了？成了！
签约是在2018年4月11日，距2017年4月11日北安党政代表团访问延安正好一年。而黄士伟书记此前已四次到过延安。
茶室里响起热烈掌声。刘凤芝与孙文芳紧紧拥抱一起，眼眶涌满泪水。
孙文芳是同我一起来北安的，她是作协会员，诗和散文写得很好。她动情地向我感叹，这一切都让她想起电视节目《等着我》，两个天各一方分别70多年的家人终于找到了，相认了，牵手了，而相认和牵手又是为了寻找，寻找那些朝气蓬勃、激情澎湃的火红岁月，寻找老一辈共产党人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寻找战争年代干群一心排除万难、夺取胜利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气，那样一种热情和拼命精神。
而我，则是为了我们的年轻干部对党的优良传统的执着守望，对工作、对事业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敬业精神深深感染，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