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十一、二年前，对我们这一拨“文革”意义上的知识青年，最难说历历因缘。诸如真不能想，倥偬十载，书也别了，笔也抛了，又来“回炉”，再为桃李，重坐春风。彼时忽觉世间知识种种，多有原不知道者、更未究竟者。那重新发蒙的景况，正足以悲欣交集。
　　因缘萍水，亦非偶然。同样，近世的文化思想史也许一时会漠视包括李叔同在内的传统人文消息，却也会有在另一时与之邂逅的契机。这使我想起初知李叔同这个人时，曾有过孤陋惶恐的心情。确是其识也晚，至今终于发心敛衽，展读李叔同——弘一大师的传记，已是眼角眉梢爬上几分暮气，如伫望苍然的远山了。
　　此心未了十年间。犹记初遇李叔同(一八八○——一九四二，原名文涛，别号息霜，法号演音、弘一。)的名字，该是借了柯灵先生笔札的绍介。他在一篇散文《水流千遭归大海》中，提到这位本世纪初瑜亮一时的艺术家、中国现代艺术启蒙教育的先驱者，不啻如流星掠过夜空，却想不到于一九一八年、“五四”运动的前夕，斩断世情尘缘，从此青布衲，托钵空门。由风华才子到云水高僧，由峰而谷，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转折，怎不令人愕然、惘然，思无所依！一本纪念册留有他年轻时饰演“茶花女”的“倩影”，也印着他安详圆寂于陋室绳床的情景。
　　一九○五年秋深，伴太平洋波涛，负笈东渡日本的李叔同填下一首《金缕曲》，正是于祖国鸡呜风雨之夕，写一腔慷慨不已的怆怀。如陆放翁那般“更呼斗酒作长歌”的男儿意态，原是千古已然于兹为烈，怕只怕不堪回首当年。曲云：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过了二十年，那一尊酹波的“浓酒”终究淡了。落日西沉，青春不复，正如岁月漫掩几度劫痕，惟弹指间一缕余情不了。有龚定的句子来形容：“未济终焉心飘渺，万事都从缺憾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虽说如此，庶几或可想象看已经云游方外的弘一大师，久别了当初的李叔同，在如何沉于另一种境界：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
　　重……
　　
　　遥想，辞别了“陆放翁”，走上另一条“度群生”道路的弘一大师，宛然“高僧入图画，把经吟立水塘西”了。
　　读罢弘一大师的传记，可说得补长久的痴想。这其中原不无好奇追慕的成分在，即如常人的话说，“放着艺术家不做，放着好好的生活不过，却去做和尚！”——总有些不可思议。从来出家为僧者，不绝于道，偏偏这位李叔同，又似乎尤为不可思议。似乎如此生涯不仅异常，且隐藏深奥人生之谜，历史文化之谜。所谓开卷而痴想者，原在于这不舍局陋地去思议那“不可思议”。掩卷时亦不免起想象回徨的涟漪。
　　古德云，知人难。进言之，把知人的甘苦传达于人亦难。即如李叔同的知交夏丐尊先生，有一册《平屋杂文》，就中也只有几则关于他这位畏友的散忆。丰子恺先生为李氏亲沥弟子，他的《缘缘堂随笔》说到老师的遗事，也不免予人不能已于言的遗憾。此仿佛流沙坠简、雾隐灵山，自有一番言不能由衷的苦。现在海峡两边各印了一本弘一大师的传记(分别为台北陈慧剑、杭州徐星平所撰)，正给好之者临文相晤胜会的愉快。不过，读两书犹感，虽经作者文心百衲，从根本上说，言而契神不隔最为不易，毕竟这描写对象有超越俗人意表的独特之处。陈著较佳，也不得不承认不仅受材料阙失的限制，其理解也不能充分构成，其解释更不可能全部追及的。总之李氏后半生渊默庄严的法相生活，其价值意义殊非言语能道断，其底蕴真谛亦非常人所可尽道者。夏、丰二居士的言之讷讷，或许不因知谊之浅，反在濡沫之深，欲说反有所不能了。弘一大师的法侣广洽法师也作如是说：“虽亲近大师有年，但觉其语默动静，无非示教，因不敢以文字赞一词也。”这该是另外一种境界，说是禅机也罢。恰如流水一湾，飘然落叶，疏林晚钟，其间气象，仅得以凭心去体会、徜徉。譬如弘一临终绝笔付与夏丐尊的偈句所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其实已寓至大至深的真意于不可言说了。
　　去感受，去理解那不可充分的理解，去言说那不可言说的渊默。弘一大师所开示后人的，原是如此的哲人三昧！
　　当会有人指李叔同的由入世到弃世为一种困厄茫然失其所归的时代悲剧，在这种悲剧里，有价值毁灭、意义的失落。连站得不高的人也会说，人生不应该也无法逃避。说消极或积极，大抵也是一样的意思。这样想尽管自然，却不大适于认识李叔同，原不过与世人囿于其中的意识定见有关。如若我们不妨把意识定见先搁到一旁，平心领略由李叔同到弘一大师的转捩，体会二十余年晨钟暮鼓、鱼板梵磬中也有守成、殉道的砥砺、考验，该不至想当然或仅仅从一般的意义去言说消极或者积极、逃避或者承受罢。
　　我不觉想到还有另一层次。即李叔同对悲剧看得更深更广一些：那是无可逃避的宿命。承认现实的人与人生是非自足、非理想状态的。经历、学识和艺术气质助成了对此的敏感。每个人都不免回首前尘,只缘他看得更透，李叔同之所以为弘一，也在于他有与别种消极不同的“看透”。索性求个彻底，于一刹间解开百千结，反究诘于“往生之我”的蹉跎、业障、无明、烦恼、劣根，而发心于走上净化之途。想得深自因疑之深，他是亘古以来最勇于怀疑自我的一个，于是也便最敢舍我。器物间的生业，包括被人们看作中国话剧、音乐、美术的开拓之功比之献身于人类的精神艺术，还不足道，还来得不彻底，甚至还不脱名闻利养的窠臼。弘一乃是为“彻底”、“完全”所召唤去的。单就这一点看，任何“苟且”都不免汗颜。惟其不苟且，乃为不逃避，从自忏、自律、自救根本入手，可以拯救灵魂于不觉的“陆沉”，去承担起人生旅程沉重的责任。换句话说，在他所皈依及念佛的独白中，所思、所信、所钟、所断，难道不是最终将加深人对自己的存在的理解和反省，加深人对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理解么？
　　一曲未终弦，铮然而变。由风华才子到云水高僧，黄卷青灯所伴，未必归于虚妄，竟也不似那清夜闻钟红楼一梦。不妨说开来，一种指向内在超越的人生定位，一种追求真实生命、终极意义的广大热情，并不是一般社会观念所能理解的——人多不能理解将李叔同造就为弘一的宗教情怀与行为。我宁愿相信有奇迹发生。像一阵轻风从眉际拂过，一种奇迹携带着它对自然法则的违反，恰如一支神秘的乐曲，在精神的时空中柔软、回荡、延伸……
　　李叔同出了家，这一步万牛莫挽。在我姑妄视为奇迹，在他则平静自然。“彻底”在这儿也存了注脚。至于是耶非耶，幸与不幸又何待言呢！他人以为其途浸满悲惨怆痛，在他其欣然慰藉面何如，两样境界原是不可同参共识的。人多以为其途缘起于绝望，其实希望远胜于绝望，正如他念念于回向佛光普照的世界。更何待于言，加被于人格的并非庸俗与怯懦。平心地说，一种超验的信仰，虽然处在不可证实的希望中，却由于这希望的不泯，对信徒产生了内心里解脱和精神上增强的效果。作为“成功的信仰”的例证之一，往往是许多获得实质上和道德上的进步，克服考验和痛苦，达到英雄式人生的事例之一。希望之于李叔同，正如隐在神明的启示，保留着人在选择中的自由。它是否可靠？帕斯卡尔也说过：“对于寻求它的那些人来说是可见的，而对不寻求它的那些人来说则不可见。”(《思想录》)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一曲《送别》唱到今天，卷起多少人往昔情怀。我想，李叔同的艺术气质，在词曲里，在石章里，也在墨迹里，清凉、萧散，即如看一片浮云，一带青山，也不免有悲悯心肠化入其间，似乎由痴情面入无限之情，便与偏于事功的艺术有了绝大不同。说到骨子，区别该是在于：艺术之真髓究竟是充有不满足的精神，还是甘于作周围环境的传声筒？究竟是求“文艺以人传”还是耽于“人以文艺传”？李叔同琢磨得总是深一些，所以不单讲道德，而且讲器识为先。更具体就论到：“一切世间的艺术，如没有宗教的性质，都不成其为艺术……靠着这不满足的精神，艺术去打开另外一个光华的世界。”由艺术的“脱俗”旨趣联系到宗教之超越精神，不难理解，求极致的李叔同会因了这气质禀赋，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从世间的艺术一直走到宗教那种精神的艺术境界中去。说他舍弃艺术并不算对，舍弃的只是一般人所称谓的艺术罢了。
　　舍弃那种“矮人观场，随人短长”的“矮化”、“同化”意识。这意思在历史上，原非一个李叔同所诉诸的，他走得更远，显得孤独。冥冥中，有飞蛾扑向星辰，路迢遥，太迢遥。然而想象那永不满足的求极致的心神，已在他肉身长驻了。云水白马湖畔萍依闽南的晚晴老人，影入夕晖，见友人折枝相赠，且咏心声：“云何色殷红，殉道应流血。”或许我们能理解其空寂中的执著么——“一个人，自必要有与人不同处！这个不同处，才是真正的你！孔子之与人不同，在乎他能‘作春秋’，司马迁之与世不同，在乎他有勇气‘写史记’。他们有胆子，用史家之笔，使乱臣贼子惧！我们要效法先贤，也要求得一个与人‘不同处’。”(《弘一大师传》，179页)
　　王荆公诗云：“丹青难写是精神”。即论“求个与人不同处”的精神，倘不是表面、抽象的旗号、招牌用来造作而沽，丹青难写总因人格的平庸或颓败，更何言为伊憔悴终不悔！弘公的“不同处”正在一点一滴、分阴不让中实在地担当起来。自三十九岁上入虎跑寺剃染至六十三岁圆寂于泉州，矢心不能移，始终不苟且于做个碌碌岁月轮下的混饭僧人。不大了解末代以来佛界风习的人，也多不能了解其若个难能。如弘一的四誓——
　　一，放下万缘，一心系佛，宁堕地狱，不作寺院住持。二，戒除一切虚文缛节，在简易而普遍的方式下，令法音宣流，不开大法，不作法师！三，拒绝一切名利的供养与沽求，度行云流水生涯，粗茶淡饭，一衣一衲，鞠躬尽瘁，誓成佛道。四，为僧界现状，誓志创立风范，令人恭敬三宝，老实念佛，精严戒律，以戒为师。
　　精诚、庄严、自律，苦乐也都在其中了。二十多年弘一大师净、律双修尤以弘扬律学为任。如此实践了，也便是他的“不同处”。在胸为丘壑，一面是他的不委流俗的个性，一面是“无我”的彻底严格；一面是修持戒定不凌虚蹈空，一面是不滞于理、欲，如行云流水，作无言的接引。
　　大抵不独市井才有虚伪、矫饰，而为弘公所深恶之；也大抵不独禅林道场才有以衣钵为标榜，以话头为茶饭，“权巧方便”一类，弘公会于悲怀冷峻中叹息：有著袈裟者，流随为世间的盆景。也许他想不到日后的僧格还会有什么“正处级”、“副处级”的罢。
　　想弘公的“不同处”，如临深渊，笔墨难写。有一件事情却自现精神的，聊记或可补行文的疏略。原来弘公初受戒时，急于自度，曾就习“四分律”(佛教戒律书，从身、口、意三方面对出家比丘、比丘尼规定严备)入手，日后境开，有所彻悟，更发愿弘扬南山律学(律宗为唐道宣住终南山所创)。到一九三一年有慈溪五磊寺的因缘，终于有望成立南山律学院，由弘公主持讲座，力求在僧界开风气、反“腐败”。但弘公临事既不求名利，更惧丝毫权宜之染。当住持老和尚打算为办学发动募捐和策划设官分职等名义时，弘公就不能苟且了。因缘既坏，他不肯眼看任何一点精神的歪曲，反而因此沉重闭门自了。这事在他人看，不免要视为“迂”，同样，非此“迂”则不足以见弘一，不足以见他的与人不同处。
　　都云行者痴，谁解其中味！
　　看似远山苍茫、飘然一叶，内心里却可能燃着一团火，如两个灵魂的搏斗。想来不仅表现在越是含辛茹苦病痛侵袭越是精进修持，作成一种献身，而且表现在越是求“我”之与人不同处，越是承认“我”的局限。这一点特别造成了弘一云水行止中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不断地出关房而结缘众生，另一方面一再地决心掩关自省。所谓忧患，所谓“十年梦影”，原是方外之人也不免的。一个这样肯于承担起“不圆满”而求不尽地超越自我的人，很难以成败论之。如其我们觉得他仿佛成了什么菩提、般若，他会说：错了。
　　弘一曾自号“二一老人”，取前人诗句之意：“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此番心怀自与好得赞谀的世情相去已如云泥、河汉，使我想，他的“彻底”、他的“不同处”原在这“平凡”里。他在南普陀讲：“诸位要知道：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发大惭愧……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加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弘一：《南闽十年之梦影》)
　　
　　经春复夏，放下书，已近“落叶满长安”了。如是我闻之外，又多了些怅想，不能已于言，又说不出，只能如此。虽向往“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却只可聊藉于万一。有人说过：“要知道，真正的美除了静默之外，不可能有别的效果……每当你看到落日的灿烂景色时，你可曾想到过鼓掌？”
　　一九八九年十月，北京
　　
　　(《弘一大师传》，陈慧剑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一九八一年第一版。《弘一大师》，徐星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4.95元)
　　
　　吴方/弘一大师/黄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