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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唯真，祖籍福建泉州，1923年3月23日生于香港，菲律宾归侨。1940年10月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离开马尼拉抵达香港。1939年6月，经广西、重庆等地到达西安。在安吴堡青训班短期学习后，于1939年12月来到延安。1941年8月，调《解放日报》任美术编辑，稍后调新华社，先后在翻译科英译组、广播科、编辑科、国际组等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总编辑、新华社国际部东方组组长、新华社河内分社社长、新华社驻巴西特派记者、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新华社代社长、新华社党组纪律检查组副组长等职。
算命的说15岁的王唯真只能活到30岁，而他却很高兴：如果自己能活到30岁，准能看到抗战胜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就跟父亲说我要去参加抗日战争。当时父亲说，不是不让你去，你太小。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他说，你14岁算什么“匹夫”，18岁才算“匹夫”。到你18岁了，我带你回去。我不干，跟他磨，父亲还是不同意，说我体弱多病。我辩解说：“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况且我动作轻捷灵敏，打仗没有问题。”1938年10月，父亲下决心带我回来，我非常感谢他。
万万没想到，船到香港那一天，日军占领了广州，北上的路暂时走不通，不得已，我只好在香港庄希泉同志家住了半年多。我顺便讲一个事情，很能反映当时的心态。菲律宾没有算命的，回到香港以后，我看香港有算命的就算了一卦。他说，我只能活到30岁。我当年15岁。我能活到30岁，我高兴啊。我说，我如果能活到30岁，准能看到抗战胜利，当时是那样一种心态。
1939年5月，刚好有一批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人员和几位学生要回国参加八路军，父亲便把我交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连贯同志，和服务团一起参加八路军。当时是连贯把我介绍到延安去的，他跟廖承志一起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不在的时候，由连贯负责。
1939年6月3日，我随同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离开香港，经越南，北上进入广西、重庆，后来到了西安。
1939年8月中旬的一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另派一名副官，护送我们这批从海外和香港回来的司机和学生，到西安西北的安吴堡青训班学习。青训班在抗战初期和陕公、抗大并称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学府”。它是当时共产党设在蒋管区的一个青年学府，1937年10月成立，1939年底结束。两年多时间里共办了124期，培训出1．4万多名抗战骨干。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三四个月的短期培训后，输送到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9年12月，我结束了在安吴堡的学习生活，在组织的安排下，北上延安。在我安下心来之后，发现延安真是华侨青年的乐园。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学校：除了陕公、抗大以外，还有毛泽东青年于部学校(简称“青干校”)、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医科大学、政治学院、通讯学校等等，都有华侨青年在学习。这里的机关，如杨家岭中央研究室、王家坪军委作战部、联防司令部、边区政府、法院、财贸系统、中央医院、新华通讯社、新中华报社、解放出版社，以及各个工厂，都有华侨青年在那里工作。我被分配到青干校。同时，在“青年剧团”美术组，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0年10月7日，我作为延安“青年剧团”唯一的华侨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过不久，史青同志交给我一封信，是叶剑英同志写给我的，信里说：“你父亲托庄希泉先生带一支‘派克’笔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嘱转给你。见信请来我处领取。”我既惊又喜，因为我的钢笔到延安后不幸折断，工作学习很不方便，当时在延安是买不到钢笔的，我带着试试看的心情给父亲写信，请他支援我一支钢笔，没想到这么快就带到，而且是叶剑英同志给带到延安的。我带上信到王家坪，找到叶剑英同志的住处，他外出开会了，恰好他夫人在家，凭信把笔交给了我。
吴文焘发现自己口语不如王唯真：“哎呀，小王你会英语，走，到新华社去！”他马上向博古“挖人”
1941年8月初，干部科通知我，博古同志向校长冯文彬同志提名，调我去《解放日报》任美术编辑。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当时延安清凉山是《解放日报》、新华社、印刷厂的所在地。那个美术组当时是给清凉山的那些宣传媒体搞美术的。能到党报工作，对于一个青年共产党员来说，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同学们都向我表示祝贺。事后我才知道，我是经我的老师、解放出版社的美术师杨廷宾推荐的。当时我在青干校的“戏剧班”学习和工作，有时参加演出兼做美术工作。杨廷宾到美术组辅导我们，他觉得我的画比较活，结果，他看上了我的画风。
我带着全部行李——只有一个小背包，来到清凉山东侧半山腰的一个上窑洞，向《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松报到。当年我才18岁，一脸稚气。杨松同志热情接待了我，还问了我的身世，知道我是菲律宾华侨，很高兴。杨松同志告诉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别是希特勒进攻苏联以来，大家对欧洲战局的发展很关心，读者要求《解放日报》配合战局报道，经常刊载一些战争发展形势图和其他插图；负责报纸美术工作的张谔忙不过来，所以调我来帮忙，将来适当时候可以转做新闻工作。杨松同志还留我吃了午饭，然后把我介绍给张谔同志。
张谔是我国著名漫画家，经常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刊头漫画，寓意深刻，深得读者好评。他的性格幽默开朗，对同志很亲切，在他的指导下工作，很愉快。当时《解放日报》绘制的战争形势图，有的直接登在报纸上，有的印成单张随报附送。
我到新华社工作有一定的偶然性。我画画速度很快，有时候，他们编辑、记者带我出去采访，他们一面采访，一面让我画采访对象。我就给他画下来，报纸就登了。当时新华社有个叫吴文焘的同志，在没去新华社以前，翻译了一篇外国军事家马克·卫纳评论苏德战争的文章，要在《解放日报》上登，也需要插图。张谔同志忙不过来，吴文焘同志就找到了我，我很快就给他画出来了，他就认识我了。
那个时候，我任务吃不饱，到了清凉山以后，我看外语还是很有用的，就自修了。我在菲律宾小学就学过外语，所以我的英语口语很好。但是要用在新闻上，词汇就不够用了。当时人家送了我一本英文版《联共党史》，我就拿那本书做教材，自己拿字典查，自修。
吴文焘跟我聊了几句，发现口语不如我。他说：“哎呀，小王你会英语，走，到新华社去!新华社需要懂英语的人。”我说，你问问博古同志同不同意。他就跟博古讲了，博古马上同意。于是，我带了介绍信，来到清凉山东沟西侧的新华社办公大窑洞，向新华社翻译科正、副科长丁拓、陈龙和英译组组长陈适五报到。
清凉山上的两大奇迹：新华社报务 员高速度地抄收外电和翻译组同志“破译天书”
1941年11月，我从解放日报社来到新华社。
当时到新华社当编辑、记者的，现在还活着的，除了吴文焘以外，只有我一个人了，而且，吴文焘现在已不在新华社了。所以，我就成了新华社的“活化石”。
一到新华社，我就被那里紧张的工作气氛吸引了，架设在山上的简陋天线和土窑洞里的收报机，白天黑夜不停地收听东、西半球各大通讯社发布的新闻。这些新闻，是处在延安山沟里的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及时掌握世界战局、交战国政情动态和宣传动态的主要信息来源。
起着党中央“耳目”作用的第一线部队，是新华社的报务员。当时的场面是这样的：“上阵”之前的报务员，手里都握着一把精心削好的铅笔，铅笔芯长半寸以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延安既没有圆珠笔，也没有自来水笔，只有毛笔、醮水钢笔和铅笔。要抄下外国通讯社用机器高速发出的新闻电码，用毛笔和醮水钢笔是不可能的，只能用铅笔。为了免除抄收过程中削铅笔的麻烦，所以每人都要拿上整把的铅笔；又因为铅笔抄写时消耗很快，所以要把铅笔芯留到半寸以上，否则不够用。他们大多数是十七八岁，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在战乱中耽误了学业，不懂英语，只懂英文字母。报务员一戴上耳机“上阵”，就专心致志地随着“嘀嘀嗒嗒”的讯号抄写。
清凉山抄收的外电，绝大多数是英文稿。那些英文稿，都采用国际通用的省字法，可以在电文中省略一些单词和字母，这样，每个英文单词平均约5个字母。当时日本同盟社的英文电报发得较慢，每分钟约发30多个单词、150多个字母。美联社发得最快，每分钟约发40多个单词、200多个字母。就是说，报务员最快时每秒钟要抄下3个以上字母。这样的速度，不要说抄；写，就是要准确分辨字母音讯，也不是容易的事，而且还要在连续几小时中把它抄录下来。这是清凉山的一大奇迹。当时，有一名西方记者到清凉山参观，看到这种速度，赞叹道：“难以想象！”
当然，这种速度起先并不是所有报务员都能达到。最初的时候，只有几个业务尖子能做到，但经过反复锻炼，越来越多的报务员做到了。电报发得最慢、最容易抄收的是塔斯社电讯，报务员用英文打字机就能抄下来。但当时抄塔斯社的电讯不多，除了有重要文稿，比如斯大林演说、政府声明和《真理报》社论之外，每天只有几千宇。
清凉山的第二大奇迹是新华社翻译组同志们的“破译天书”。当时报务员高速抄下来的外电，字迹很难辨认，加上高空电离层变化的干扰，抄错、抄漏的现象难免发生。因此，从抄报房送来的抄报纸，像“天书”一样难懂。
翻译组同志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难的工序)，就是要把那一张张“天书”读懂，对抄错、抄漏的地方加以识别、猜补，尽可能恢复电文原貌，才有可能进行第二道工序：准确的翻译。对于无法辨认、猜补的字句，只好在译文中注明。这里所说的“猜补”，并非无根据的乱猜，而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去“猜补”一个或几个错漏的码字，或根据事态的发展和参照其他通讯社对同一消息的报道，去猜补某些单词和短语。对于成句的错漏，是不能随便乱猜、乱译的。
英文翻译组同志为了破译“天书”，经常互相切磋，并请教在这方面最有经验的陈龙、陈适五等。有时候，他们还跑到电台观察报务员的抄报情况，摸索他们的抄报规律，注意不同报务员的字迹特点，经过一番探索和磨炼，终于摸清规律，把它们一一破译出来。
到了新华社，我先在英文翻译组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党中央要了解世界，所以要翻译很多电讯。有时候，报务员记录下来一些错别字或者译不通都是有的。所以他们就给我一个任务，把这些都看一遍。我每天要看几万字，发现有什么差错，让他们再去查。这样，我对当时世界大战的形势掌握的就比较多了。
我刚到英文翻译组的时候，陈龙、陈适五很照顾我，把最容易译的塔斯社稿分给我。我一方面学习译英文电讯稿，另一方面利用空余时间到广播科阅读汇集在他们桌上的各国通讯社译稿，因为当时世界大战已发展到一个重要历史关头，日本有可能向英、美开战。这一动向，举世瞩目。但日本究竟会“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苏联，或“南进”攻占英、法、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这个问题，全世界都在猜测，清凉山上《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同志也经常在探讨，一时拿不准。
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军委作战部在王家坪山脚下的平房会议室，讨论日本将会“北进”或“南进”的问题，邀请新华社同志去介绍外电的分析估计。当时，陈笑雨在广播科负责编写国际新闻，他带我一起去参加会议。我们向作战部同志介绍了近半月来外电在这方面的揣测情况，总的来说，估计日本将“北进”或“南进”的看法各占一半。让陈笑雨和我感到惊异的是，会议主持人在总结发言中竟作了这样的判断：“看来日本会南进，为时不远了。”不到半个月，1941年12月8日，日本果然偷袭珍珠港，实现“南进”。
广播科的稿件编写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经王唯真等编写、吴文焘审阅的大批稿件，博古最后审定只花了20分钟，随即交延安广播电台播发
1940年新华社开办口语广播(简称“口播”)，名为新华广播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1944年又创办英语广播。
1942年，我调到了广播科。当时的广播科，是新华社和延安口播台在清凉山较早的编辑部门，主要负责向敌后各解放区的报纸播发文字稿，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包括蒋管区和敌占区，发布口播新闻。延安电台的电力虽然不强，可是全国都能收听到，南洋华侨、地下报纸，有时也能收听到。它成了日本同盟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强劲对手。它发布党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和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论。文章，指导全国革命人民的对敌斗争。我们以新闻的真实性取信于天下，即使日伪和蒋军官兵，当时也很少怀疑新华社报道的真实性。
当时的广播科，同新华社的翻译科在一起，都在清凉山东沟的一个大土窑里。窑洞宽近4米，长近8米，内有3对木桩支撑着以防倒塌。里面摆着5张方桌子。每张方桌子是由2个小长方桌子并成的，这样既可以共用1盏小油灯，又可以坐4个人。英文翻译组占用2张，中文译码组占1张，日文翻译组占1张，最里边的1张是广播科的桌子。怕土窑倒下来，用木架支撑着。窑口的门窗用白纸糊上，代替玻璃。
当时，广播科的正式编制只有李伍和陈笑雨。秘书陆果木也兼一部分编稿工作。工作量很大，每天要编发3类文字稿：第一类是发给敌后各根据地报纸的国内外新闻和文件、社论的摘要等，约5000字；第二类是发给陕甘宁边区各专区小报的新闻摘要，1000多字；第三类是发给重庆《新华日报》和大后方各地的专稿，字数不限。上述文字稿的第一类稿，篇幅略为增加之后可以做口播稿用。由于工作量很大，广播科的编写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白天主要摘编《解放日报》的国内外新闻和 社论。夜间，主管国际新闻的陈笑雨还根据外电直接编发一些时间性较强的战报。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敌后根据地的读者对国际新闻时效性的要求格外迫切。再加上我国战场的战事重点逐渐转为以敌后战场为主，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伪军的数量，大大超过国民党军。新华社的发稿工作，要作适当调整。
大约在1942年冬天，为了提高时效，广播科的第一类稿和口播稿，改成以夜间工作为主，并直接根据外电编发全部国际新闻，部分直接编发前方来稿。由于当时编发国内稿政策性要求更强，陈笑雨负责编写第一类稿和口播稿中的全部国内新闻，这包括解放区、游击区、陟甘宁边区和蒋管区新闻；我负责编写第一类稿和口播稿的全部国际新闻，主要是二次大战的军事、政治、外交动向的新闻评论；科长李伍除协助吴文焘领导广播科工作外，重点负责第二类和第三类新闻的编发工作。
广播科的工作主要是在夜间进行的。每天选译的稿子平均约150篇，70万字左右，工作非常紧张。我们必须用很快的速度，把译稿全部过目一遍，见到错字就改，见到疑问就退给译者重新查原文，边看边分类、标题，快速地选些重要新闻。全部是一笔写下来，根本没有时间拟初稿和抄写。然后赶紧登记在送稿本上，由通讯员跑步送到我们西边不远的《解放日报》编辑部，供编报纸和《参考消息》用。吴文焘通常值下半夜的班，从夜里12点到早晨7点多。
在这段时间内，吴文焘把陈笑雨和我编写的第一类稿，逐条仔细审阅定稿。这类稿件每天约20条，8000字左右，国内新闻略多于国际新闻。然后，他又开始审阅第二、第三类稿，边定稿边交给中文译码组的同志译成码字。早晨7点左右，编写的中文原稿送给博古同志过目。博古阅稿极为迅速，不到20分钟就能阅完。因为稿件经吴文焘精心审阅后，文字上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政策和提法上的个别差误，博古都能及时发现。经博古阅完稿件的码字随即交电台播发，中文原稿同时由通讯员骑马急送王家湾延安口播台交播音员播出。在这流水作业中。一环紧扣一环，每一环的迟缓和质量事故，都会影响下一环的时效和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昏暗的窑洞里，王唯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平时积累的国际资料，写了一系列长篇述评和专论，培养自己独立观察、分析国际形势的能力
广播科编发的消息，无论国内新闻或国际新闻，起先写法都比较简单，多为简讯，很少综合分析。写了半年多之后，我对自己的写法很不满意。看到外国通讯社常发一些综合述评性稿件，心里想：外国通讯社能做到，新华社也应能做到。我开始收集各种国际资料，分类剪贴，写些笔记，做些备查卡片。日积月累，我逐渐培养出了独立观察、分析国际事件及其发展动向的能力，并以我们的立场观点，运用新闻的笔法，概述、分析。
关于作适当评论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同志们的肯定。在1944年初的一次业务工作小结会上，陈笑雨说：“唯真同志对问题的追根究底精神，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自己积累资料，写成战局和政情综合分析稿，这点对我启发很大。我想，我们既然在国际报道上能做到这点，在国内报道尤其是大家最关心的国内军事报道上，也一定能做到这点，只不过是以前我没有试过。现在我打算试一试。”就这样，陈笑雨成了开创新华社军事综合述评稿的第一人。后来，他到前方去，以“司马龙”的笔名发回许多有分量的军事述评稿，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
抗战胜利后，我在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平时积累的国际问题资料，写了一系列长篇述评和专论，如《南洋殖民地人民的胜利》、《印荷谈判经过》和《菲律宾的“独立”》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我还从华侨报纸上寻找材料，摘编成一些新闻，揭露美国重返菲律宾后，在国民党驻菲律宾人员配合下，镇压华侨爱国民主活动的行为。陈克寒在编辑会议上，肯定了我这种“开辟稿源的主动精神”。
吴文焘主持新华社工作，始终勤勤恳恳，一丝不苟。他的专长是国际问题和对外宣传。来新华社之前，他曾经主编对外宣传的英文刊物《中国通讯》。他的中、英文都很好，待人随和，作风很细，审稿时把关很严。他要求新华社的新闻电讯，文字一定要精炼，内容要浓缩!要求编辑努力提高写作技巧，练基本功；为了适应口播和使广大群众更易接受，吴文焘还为新华社新闻的全部口语化作了重大努力。我最初的文字比较欧化，就是在他的帮助下纠正过来的。
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夜里的广播科，吴文焘、李伍、陈笑雨和我，共用一盏小煤油灯。灯坏了，或煤油一时供应不上，只好点上麻子油灯芯草照明。工作结束以后，还要轮流摇马达，补充收报机电力的不足。
延安时期，党非常重视干部、战士和群众的学习和培养。当时，除了有马列学院、党校、抗大、陕公、女大、延大、青干校、政法学院等重点培训干部的学校外，更大量的是组织，督促干部在职学习。清凉山正是没有挂牌子的新中国第一所新闻干部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党的第一代新闻工作者是我们的老师，比如吴文焘等同志，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从事新闻写作，严格修改我们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和每个标点符号，直到我们能独立工作。学习是同工作并行的一项重大任务。当然，工作本身也是一种学习。“挤时间学习”，是清凉山同志的一句共同口号。实在挤不出时间就挤睡觉的时间，每天睡不到6小时是常有的事。
1944年12月底，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和宣传的需要，中央调陈克寒到新华社；以加强新华社的工作，1945年2月，广播科改成编辑科，陈克寒任科长；8月，任新华社副社长。
广播科改成编辑科，是新华社业务建设的一个重大变化。到了抗战胜利前后，编辑科除陈笑雨和我外，还陆续凋进来不少同志，我记得有林朗、邵红叶、黄操良、蒋齐生、沈建图、陈庶，郑德芳、杨述、韦君宜、张纪明等人，分属国内、国际。英播、口播4个组。他们都是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干部，大大加强了新华社的编辑力量。
陈克寒要求很严格，善于思考，组织能力和业务能力都很强。他到新华社后，很好地贯彻了中央意图，实现了新华社在宣传方针上从面向解放区到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的转变，加强了对国内和国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加强和改进了军事报道和述评新闻的写作。日本投降前后，海外进步报纸，有的已直接抄收和刊载新华社的新闻。
1945年8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口播稿由新华社编辑科的口播组负责编写。当时，我在国际组工作，和口播组的杨述、韦君宜、张纪明同志朝夕相处。
1945年，德、日法西斯先后投降。第二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夏天，为了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开始人民解放战争，党中央决定把《解放日报》编辑部的一些主要部门及其干部合并到新华社，新华社原来就有的编辑科各组扩充为部。这时，新华社集中了当时解放区和从蒋管区来的大批优秀新闻干部，人才济济。
为了揭露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延安归国华侨联合会委托我写一篇《告侨胞书》。写好后，我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用广州话、闽南活和国语播出。这是延安广播电台第一次对华侨播音，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播音。
11月下旬，胡宗南军队马上就要进攻延安，新华社、《解放日报》组织第一次疏散，编辑人员大部分撤退到瓦窑堡附近的史家畔战备点，只留下四分之一的同志在清凉山坚持工作。国际组留下了吴冷西同志和我，包下了新华社和《解放日报》每天全部的国际新闻，工作十分紧张。由于播音员大部撤出，只留下于一同志。有一次，她身体不好，在钱家楣同志从瓦窑堡返回延安之前，我协助于一同志播音两次。
1947年春，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1947年2月，我因爱人陈萍临产，到瓦窑堡协助护理，离开了清凉山，跟随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同志东渡黄河。
(参加前期采访或整理的还有：朱礼盈、袁红和金筱，黄丽娜负责后期整理。)
算命的说15岁的王唯真只能活到30岁，而他却很高兴：如果自己能活到30岁，准能看到抗战胜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就跟父亲说我要去参加抗日战争。当时父亲说，不是不让你去，你太小。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他说，你14岁算什么“匹夫”，18岁才算“匹夫”。到你18岁了，我带你回去。我不干，跟他磨，父亲还是不同意，说我体弱多病。我辩解说：“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况且我动作轻捷灵敏，打仗没有问题。”1938年10月，父亲下决心带我回来，我非常感谢他。
万万没想到，船到香港那一天，日军占领了广州，北上的路暂时走不通，不得已，我只好在香港庄希泉同志家住了半年多。我顺便讲一个事情，很能反映当时的心态。菲律宾没有算命的，回到香港以后，我看香港有算命的就算了一卦。他说，我只能活到30岁。我当年15岁。我能活到30岁，我高兴啊。我说，我如果能活到30岁，准能看到抗战胜利，当时是那样一种心态。
1939年5月，刚好有一批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人员和几位学生要回国参加八路军，父亲便把我交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连贯同志，和服务团一起参加八路军。当时是连贯把我介绍到延安去的，他跟廖承志一起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不在的时候，由连贯负责。
1939年6月3日，我随同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离开香港，经越南，北上进入广西、重庆，后来到了西安。
1939年8月中旬的一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另派一名副官，护送我们这批从海外和香港回来的司机和学生，到西安西北的安吴堡青训班学习。青训班在抗战初期和陕公、抗大并称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学府”。它是当时共产党设在蒋管区的一个青年学府，1937年10月成立，1939年底结束。两年多时间里共办了124期，培训出1．4万多名抗战骨干。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三四个月的短期培训后，输送到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9年12月，我结束了在安吴堡的学习生活，在组织的安排下，北上延安。在我安下心来之后，发现延安真是华侨青年的乐园。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学校：除了陕公、抗大以外，还有毛泽东青年于部学校(简称“青干校”)、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医科大学、政治学院、通讯学校等等，都有华侨青年在学习。这里的机关，如杨家岭中央研究室、王家坪军委作战部、联防司令部、边区政府、法院、财贸系统、中央医院、新华通讯社、新中华报社、解放出版社，以及各个工厂，都有华侨青年在那里工作。我被分配到青干校。同时，在“青年剧团”美术组，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0年10月7日，我作为延安“青年剧团”唯一的华侨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过不久，史青同志交给我一封信，是叶剑英同志写给我的，信里说：“你父亲托庄希泉先生带一支‘派克’笔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嘱转给你。见信请来我处领取。”我既惊又喜，因为我的钢笔到延安后不幸折断，工作学习很不方便，当时在延安是买不到钢笔的，我带着试试看的心情给父亲写信，请他支援我一支钢笔，没想到这么快就带到，而且是叶剑英同志给带到延安的。我带上信到王家坪，找到叶剑英同志的住处，他外出开会了，恰好他夫人在家，凭信把笔交给了我。
吴文焘发现自己口语不如王唯真：“哎呀，小王你会英语，走，到新华社去！”他马上向博古“挖人”
1941年8月初，干部科通知我，博古同志向校长冯文彬同志提名，调我去《解放日报》任美术编辑。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当时延安清凉山是《解放日报》、新华社、印刷厂的所在地。那个美术组当时是给清凉山的那些宣传媒体搞美术的。能到党报工作，对于一个青年共产党员来说，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同学们都向我表示祝贺。事后我才知道，我是经我的老师、解放出版社的美术师杨廷宾推荐的。当时我在青干校的“戏剧班”学习和工作，有时参加演出兼做美术工作。杨廷宾到美术组辅导我们，他觉得我的画比较活，结果，他看上了我的画风。
我带着全部行李——只有一个小背包，来到清凉山东侧半山腰的一个上窑洞，向《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松报到。当年我才18岁，一脸稚气。杨松同志热情接待了我，还问了我的身世，知道我是菲律宾华侨，很高兴。杨松同志告诉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别是希特勒进攻苏联以来，大家对欧洲战局的发展很关心，读者要求《解放日报》配合战局报道，经常刊载一些战争发展形势图和其他插图；负责报纸美术工作的张谔忙不过来，所以调我来帮忙，将来适当时候可以转做新闻工作。杨松同志还留我吃了午饭，然后把我介绍给张谔同志。
张谔是我国著名漫画家，经常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刊头漫画，寓意深刻，深得读者好评。他的性格幽默开朗，对同志很亲切，在他的指导下工作，很愉快。当时《解放日报》绘制的战争形势图，有的直接登在报纸上，有的印成单张随报附送。
我到新华社工作有一定的偶然性。我画画速度很快，有时候，他们编辑、记者带我出去采访，他们一面采访，一面让我画采访对象。我就给他画下来，报纸就登了。当时新华社有个叫吴文焘的同志，在没去新华社以前，翻译了一篇外国军事家马克·卫纳评论苏德战争的文章，要在《解放日报》上登，也需要插图。张谔同志忙不过来，吴文焘同志就找到了我，我很快就给他画出来了，他就认识我了。
那个时候，我任务吃不饱，到了清凉山以后，我看外语还是很有用的，就自修了。我在菲律宾小学就学过外语，所以我的英语口语很好。但是要用在新闻上，词汇就不够用了。当时人家送了我一本英文版《联共党史》，我就拿那本书做教材，自己拿字典查，自修。
吴文焘跟我聊了几句，发现口语不如我。他说：“哎呀，小王你会英语，走，到新华社去!新华社需要懂英语的人。”我说，你问问博古同志同不同意。他就跟博古讲了，博古马上同意。于是，我带了介绍信，来到清凉山东沟西侧的新华社办公大窑洞，向新华社翻译科正、副科长丁拓、陈龙和英译组组长陈适五报到。
清凉山上的两大奇迹：新华社报务 员高速度地抄收外电和翻译组同志“破译天书”
1941年11月，我从解放日报社来到新华社。
当时到新华社当编辑、记者的，现在还活着的，除了吴文焘以外，只有我一个人了，而且，吴文焘现在已不在新华社了。所以，我就成了新华社的“活化石”。
一到新华社，我就被那里紧张的工作气氛吸引了，架设在山上的简陋天线和土窑洞里的收报机，白天黑夜不停地收听东、西半球各大通讯社发布的新闻。这些新闻，是处在延安山沟里的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及时掌握世界战局、交战国政情动态和宣传动态的主要信息来源。
起着党中央“耳目”作用的第一线部队，是新华社的报务员。当时的场面是这样的：“上阵”之前的报务员，手里都握着一把精心削好的铅笔，铅笔芯长半寸以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延安既没有圆珠笔，也没有自来水笔，只有毛笔、醮水钢笔和铅笔。要抄下外国通讯社用机器高速发出的新闻电码，用毛笔和醮水钢笔是不可能的，只能用铅笔。为了免除抄收过程中削铅笔的麻烦，所以每人都要拿上整把的铅笔；又因为铅笔抄写时消耗很快，所以要把铅笔芯留到半寸以上，否则不够用。他们大多数是十七八岁，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在战乱中耽误了学业，不懂英语，只懂英文字母。报务员一戴上耳机“上阵”，就专心致志地随着“嘀嘀嗒嗒”的讯号抄写。
清凉山抄收的外电，绝大多数是英文稿。那些英文稿，都采用国际通用的省字法，可以在电文中省略一些单词和字母，这样，每个英文单词平均约5个字母。当时日本同盟社的英文电报发得较慢，每分钟约发30多个单词、150多个字母。美联社发得最快，每分钟约发40多个单词、200多个字母。就是说，报务员最快时每秒钟要抄下3个以上字母。这样的速度，不要说抄；写，就是要准确分辨字母音讯，也不是容易的事，而且还要在连续几小时中把它抄录下来。这是清凉山的一大奇迹。当时，有一名西方记者到清凉山参观，看到这种速度，赞叹道：“难以想象！”
当然，这种速度起先并不是所有报务员都能达到。最初的时候，只有几个业务尖子能做到，但经过反复锻炼，越来越多的报务员做到了。电报发得最慢、最容易抄收的是塔斯社电讯，报务员用英文打字机就能抄下来。但当时抄塔斯社的电讯不多，除了有重要文稿，比如斯大林演说、政府声明和《真理报》社论之外，每天只有几千宇。
清凉山的第二大奇迹是新华社翻译组同志们的“破译天书”。当时报务员高速抄下来的外电，字迹很难辨认，加上高空电离层变化的干扰，抄错、抄漏的现象难免发生。因此，从抄报房送来的抄报纸，像“天书”一样难懂。
翻译组同志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难的工序)，就是要把那一张张“天书”读懂，对抄错、抄漏的地方加以识别、猜补，尽可能恢复电文原貌，才有可能进行第二道工序：准确的翻译。对于无法辨认、猜补的字句，只好在译文中注明。这里所说的“猜补”，并非无根据的乱猜，而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去“猜补”一个或几个错漏的码字，或根据事态的发展和参照其他通讯社对同一消息的报道，去猜补某些单词和短语。对于成句的错漏，是不能随便乱猜、乱译的。
英文翻译组同志为了破译“天书”，经常互相切磋，并请教在这方面最有经验的陈龙、陈适五等。有时候，他们还跑到电台观察报务员的抄报情况，摸索他们的抄报规律，注意不同报务员的字迹特点，经过一番探索和磨炼，终于摸清规律，把它们一一破译出来。
到了新华社，我先在英文翻译组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党中央要了解世界，所以要翻译很多电讯。有时候，报务员记录下来一些错别字或者译不通都是有的。所以他们就给我一个任务，把这些都看一遍。我每天要看几万字，发现有什么差错，让他们再去查。这样，我对当时世界大战的形势掌握的就比较多了。
我刚到英文翻译组的时候，陈龙、陈适五很照顾我，把最容易译的塔斯社稿分给我。我一方面学习译英文电讯稿，另一方面利用空余时间到广播科阅读汇集在他们桌上的各国通讯社译稿，因为当时世界大战已发展到一个重要历史关头，日本有可能向英、美开战。这一动向，举世瞩目。但日本究竟会“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苏联，或“南进”攻占英、法、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这个问题，全世界都在猜测，清凉山上《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同志也经常在探讨，一时拿不准。
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军委作战部在王家坪山脚下的平房会议室，讨论日本将会“北进”或“南进”的问题，邀请新华社同志去介绍外电的分析估计。当时，陈笑雨在广播科负责编写国际新闻，他带我一起去参加会议。我们向作战部同志介绍了近半月来外电在这方面的揣测情况，总的来说，估计日本将“北进”或“南进”的看法各占一半。让陈笑雨和我感到惊异的是，会议主持人在总结发言中竟作了这样的判断：“看来日本会南进，为时不远了。”不到半个月，1941年12月8日，日本果然偷袭珍珠港，实现“南进”。
广播科的稿件编写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经王唯真等编写、吴文焘审阅的大批稿件，博古最后审定只花了20分钟，随即交延安广播电台播发
1940年新华社开办口语广播(简称“口播”)，名为新华广播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1944年又创办英语广播。
1942年，我调到了广播科。当时的广播科，是新华社和延安口播台在清凉山较早的编辑部门，主要负责向敌后各解放区的报纸播发文字稿，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包括蒋管区和敌占区，发布口播新闻。延安电台的电力虽然不强，可是全国都能收听到，南洋华侨、地下报纸，有时也能收听到。它成了日本同盟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强劲对手。它发布党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和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论。文章，指导全国革命人民的对敌斗争。我们以新闻的真实性取信于天下，即使日伪和蒋军官兵，当时也很少怀疑新华社报道的真实性。
当时的广播科，同新华社的翻译科在一起，都在清凉山东沟的一个大土窑里。窑洞宽近4米，长近8米，内有3对木桩支撑着以防倒塌。里面摆着5张方桌子。每张方桌子是由2个小长方桌子并成的，这样既可以共用1盏小油灯，又可以坐4个人。英文翻译组占用2张，中文译码组占1张，日文翻译组占1张，最里边的1张是广播科的桌子。怕土窑倒下来，用木架支撑着。窑口的门窗用白纸糊上，代替玻璃。
当时，广播科的正式编制只有李伍和陈笑雨。秘书陆果木也兼一部分编稿工作。工作量很大，每天要编发3类文字稿：第一类是发给敌后各根据地报纸的国内外新闻和文件、社论的摘要等，约5000字；第二类是发给陕甘宁边区各专区小报的新闻摘要，1000多字；第三类是发给重庆《新华日报》和大后方各地的专稿，字数不限。上述文字稿的第一类稿，篇幅略为增加之后可以做口播稿用。由于工作量很大，广播科的编写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白天主要摘编《解放日报》的国内外新闻和 社论。夜间，主管国际新闻的陈笑雨还根据外电直接编发一些时间性较强的战报。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敌后根据地的读者对国际新闻时效性的要求格外迫切。再加上我国战场的战事重点逐渐转为以敌后战场为主，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伪军的数量，大大超过国民党军。新华社的发稿工作，要作适当调整。
大约在1942年冬天，为了提高时效，广播科的第一类稿和口播稿，改成以夜间工作为主，并直接根据外电编发全部国际新闻，部分直接编发前方来稿。由于当时编发国内稿政策性要求更强，陈笑雨负责编写第一类稿和口播稿中的全部国内新闻，这包括解放区、游击区、陟甘宁边区和蒋管区新闻；我负责编写第一类稿和口播稿的全部国际新闻，主要是二次大战的军事、政治、外交动向的新闻评论；科长李伍除协助吴文焘领导广播科工作外，重点负责第二类和第三类新闻的编发工作。
广播科的工作主要是在夜间进行的。每天选译的稿子平均约150篇，70万字左右，工作非常紧张。我们必须用很快的速度，把译稿全部过目一遍，见到错字就改，见到疑问就退给译者重新查原文，边看边分类、标题，快速地选些重要新闻。全部是一笔写下来，根本没有时间拟初稿和抄写。然后赶紧登记在送稿本上，由通讯员跑步送到我们西边不远的《解放日报》编辑部，供编报纸和《参考消息》用。吴文焘通常值下半夜的班，从夜里12点到早晨7点多。
在这段时间内，吴文焘把陈笑雨和我编写的第一类稿，逐条仔细审阅定稿。这类稿件每天约20条，8000字左右，国内新闻略多于国际新闻。然后，他又开始审阅第二、第三类稿，边定稿边交给中文译码组的同志译成码字。早晨7点左右，编写的中文原稿送给博古同志过目。博古阅稿极为迅速，不到20分钟就能阅完。因为稿件经吴文焘精心审阅后，文字上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政策和提法上的个别差误，博古都能及时发现。经博古阅完稿件的码字随即交电台播发，中文原稿同时由通讯员骑马急送王家湾延安口播台交播音员播出。在这流水作业中。一环紧扣一环，每一环的迟缓和质量事故，都会影响下一环的时效和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昏暗的窑洞里，王唯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平时积累的国际资料，写了一系列长篇述评和专论，培养自己独立观察、分析国际形势的能力
广播科编发的消息，无论国内新闻或国际新闻，起先写法都比较简单，多为简讯，很少综合分析。写了半年多之后，我对自己的写法很不满意。看到外国通讯社常发一些综合述评性稿件，心里想：外国通讯社能做到，新华社也应能做到。我开始收集各种国际资料，分类剪贴，写些笔记，做些备查卡片。日积月累，我逐渐培养出了独立观察、分析国际事件及其发展动向的能力，并以我们的立场观点，运用新闻的笔法，概述、分析。
关于作适当评论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同志们的肯定。在1944年初的一次业务工作小结会上，陈笑雨说：“唯真同志对问题的追根究底精神，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自己积累资料，写成战局和政情综合分析稿，这点对我启发很大。我想，我们既然在国际报道上能做到这点，在国内报道尤其是大家最关心的国内军事报道上，也一定能做到这点，只不过是以前我没有试过。现在我打算试一试。”就这样，陈笑雨成了开创新华社军事综合述评稿的第一人。后来，他到前方去，以“司马龙”的笔名发回许多有分量的军事述评稿，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
抗战胜利后，我在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平时积累的国际问题资料，写了一系列长篇述评和专论，如《南洋殖民地人民的胜利》、《印荷谈判经过》和《菲律宾的“独立”》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我还从华侨报纸上寻找材料，摘编成一些新闻，揭露美国重返菲律宾后，在国民党驻菲律宾人员配合下，镇压华侨爱国民主活动的行为。陈克寒在编辑会议上，肯定了我这种“开辟稿源的主动精神”。
吴文焘主持新华社工作，始终勤勤恳恳，一丝不苟。他的专长是国际问题和对外宣传。来新华社之前，他曾经主编对外宣传的英文刊物《中国通讯》。他的中、英文都很好，待人随和，作风很细，审稿时把关很严。他要求新华社的新闻电讯，文字一定要精炼，内容要浓缩!要求编辑努力提高写作技巧，练基本功；为了适应口播和使广大群众更易接受，吴文焘还为新华社新闻的全部口语化作了重大努力。我最初的文字比较欧化，就是在他的帮助下纠正过来的。
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夜里的广播科，吴文焘、李伍、陈笑雨和我，共用一盏小煤油灯。灯坏了，或煤油一时供应不上，只好点上麻子油灯芯草照明。工作结束以后，还要轮流摇马达，补充收报机电力的不足。
延安时期，党非常重视干部、战士和群众的学习和培养。当时，除了有马列学院、党校、抗大、陕公、女大、延大、青干校、政法学院等重点培训干部的学校外，更大量的是组织，督促干部在职学习。清凉山正是没有挂牌子的新中国第一所新闻干部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党的第一代新闻工作者是我们的老师，比如吴文焘等同志，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从事新闻写作，严格修改我们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和每个标点符号，直到我们能独立工作。学习是同工作并行的一项重大任务。当然，工作本身也是一种学习。“挤时间学习”，是清凉山同志的一句共同口号。实在挤不出时间就挤睡觉的时间，每天睡不到6小时是常有的事。
1944年12月底，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和宣传的需要，中央调陈克寒到新华社；以加强新华社的工作，1945年2月，广播科改成编辑科，陈克寒任科长；8月，任新华社副社长。
广播科改成编辑科，是新华社业务建设的一个重大变化。到了抗战胜利前后，编辑科除陈笑雨和我外，还陆续凋进来不少同志，我记得有林朗、邵红叶、黄操良、蒋齐生、沈建图、陈庶，郑德芳、杨述、韦君宜、张纪明等人，分属国内、国际。英播、口播4个组。他们都是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干部，大大加强了新华社的编辑力量。
陈克寒要求很严格，善于思考，组织能力和业务能力都很强。他到新华社后，很好地贯彻了中央意图，实现了新华社在宣传方针上从面向解放区到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的转变，加强了对国内和国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加强和改进了军事报道和述评新闻的写作。日本投降前后，海外进步报纸，有的已直接抄收和刊载新华社的新闻。
1945年8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口播稿由新华社编辑科的口播组负责编写。当时，我在国际组工作，和口播组的杨述、韦君宜、张纪明同志朝夕相处。
1945年，德、日法西斯先后投降。第二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夏天，为了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开始人民解放战争，党中央决定把《解放日报》编辑部的一些主要部门及其干部合并到新华社，新华社原来就有的编辑科各组扩充为部。这时，新华社集中了当时解放区和从蒋管区来的大批优秀新闻干部，人才济济。
为了揭露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延安归国华侨联合会委托我写一篇《告侨胞书》。写好后，我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用广州话、闽南活和国语播出。这是延安广播电台第一次对华侨播音，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播音。
11月下旬，胡宗南军队马上就要进攻延安，新华社、《解放日报》组织第一次疏散，编辑人员大部分撤退到瓦窑堡附近的史家畔战备点，只留下四分之一的同志在清凉山坚持工作。国际组留下了吴冷西同志和我，包下了新华社和《解放日报》每天全部的国际新闻，工作十分紧张。由于播音员大部撤出，只留下于一同志。有一次，她身体不好，在钱家楣同志从瓦窑堡返回延安之前，我协助于一同志播音两次。
1947年春，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1947年2月，我因爱人陈萍临产，到瓦窑堡协助护理，离开了清凉山，跟随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同志东渡黄河。
(参加前期采访或整理的还有：朱礼盈、袁红和金筱，黄丽娜负责后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