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是巴仓人
先说说事情的起因吧!原来，上海有位叫雪娃的镇长，是位遗腹子出身。老母今年90多岁了，突然要叫他到青海省巴洛滩来找他亡父的坟荤。他父亲本是教育局长，半个世纪前被打成右派送到巴洛滩改造，不久就病故了。后来巴洛滩并入巴仓农场。而我曾是巴仓人，雪娃就通过青海的丁乐年先生找我了解内情，并要我如今这个上海人，陪他走一遭。
我从1964年32岁起，到1976年44岁止，足足12个年头，是在这个青藏高原之上、黄河源头之边的巴仓农场里度过的。我先是在这个农场海拔3400米的一大队、三大队种地、喂猪、牧马、赶车、制坯、烧窑，再到农场位于黄河岸边的白刺滩修渠，后又调场部给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绘制布景，给“英雄门合纪念馆”画主席像和展览图片，最后到吴堡湾就业职工五中队当会计。可以说对巴仓农场的一切，是了如指掌，至今尚能如数家珍。
可是，对于雪娃父亲埋葬的地方，我还真是一片茫然呢!这是由于事情在我到巴仓五年以前不说，且死者所在的巴洛河滩农场在并进巴仓以后，土地先交给了地方，后又划归河南青年农场，而这个农场早已“尸骨无存”了。
不过，当丁乐年先生电邀我充当雪娃到青海寻亲的向导时，我立马接受了。我同亡人同是天涯沦落人，一样地在上海戴上右派帽子，一样地千里迢迢，从江之尾押到江之头。来者千千万万，幸存者能有几个?所以，我听到的仿佛是那些亡魂的呼唤，和无数的未亡人的拜托。挂了电话，我在房间里徘徊良久，念念有词：“舍我其谁!舍我其谁!”老婆嗔怪道：“病了，病了！这人病了!”
谁知道，我却未能与之同行！我曾一再提醒应在夏季出发的，可雪娃由于公务缠身，突然在冬天临时去了高原。他最终没能找到先父的墓穴，是带着遗憾回来的。
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重访巴仓，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比起死者来，我是多么幸福啊!我还活着，活着就有责任。
巴洛河滩何处是
巴洛河滩究竟在哪里?雪娃父亲的遗骨到底埋葬何处呢?
整个青海省，大体上是南高北低，河从东出。如果把整个省比作一只手形，省会就偏踞于手的无名指与小拇指尖处；这里是谓河湟地区，人口密集、经济繁荣。而青南地区呢，高处不胜寒，鲜有农业，人烟稀少。巴仓农场就在这个青南地区的低缘处，虽说离西宁也只有一天的路程，但仍有天壤之别。旧谚“到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上了塔拉，儿子认不得阿大(父亲)”，反映出越向南方越荒凉。而从塔拉再向南，再爬高，越过黄河，才到巴仓!
巴仓土地，有半年以上是冻僵了的。若是在十月到次年的五月间，别说挖坑，就是砸进个木橛子也很困难的。所以，雪娃的父亲死后能得到埋葬，而且坟前还树过木牌，应该是很人权的。果如此，我对寻找墓地存有信心。
为什么不问问白光之呢?白光之是我复旦不同系的同学，比我早五年“改龄”、同甘共苦过的巴仓人。他原籍河北保定，获罪于河南某行暑秘书任上，平反以后就地从教，退休时为海南某中学校长。他的几个子女，有的从政、有的执教鞭、有的写医案，都在大城市，有的还进了京，可光之老俩口却扎根于此；别说离开青海，西宁也不去。光之，真奇人也!
“啊，是我，白光之。”电话那头传来白老沉稳的嗓音：“…巴洛河滩现在叫巴河。就在吴堡湾农场五中队下坡通往五星的路口，现在树着一块路牌，一头指向贵南，一头指向巴河。”
白说的五中队，正是我和他前后担任过统计的单位，现在交给了龙羊峡水库移民。五星是一个村落，住着白兄的亲戚，我也不陌生；贵南是县城，更是常去过的。
找到巴洛河滩，还有何难?
当年“杵作”今犹在
2005年8月13—15日这三天，曾经甘苦与共的两个老友，在西宁通天河宾馆的客房里。长谈了三天两夜。其间有半天，丁乐年先生也饶有兴致地参与了。这次聊天，对于寻找雪娃父亲长眠之地，有意外发现。
意外之一：白光之是当年雪娃父亲在巴洛河滩农场的“同学”；
意外之二：白兄竟然还是当年农场里埋葬死尸的参与者，且是个“杵作头”。
老白对我们细谈了当年的亲身经历：“那时候，巴洛河滩还是片荒原，尽长些芨芨草、莨菪花，盘根错节、密密层层，一镢头下去能弹将起来。我是统计，负责土地丈量、分配任务、验收成绩和记载功过…何吉芳，这应当是二中队的。我所在是一中队。从河南、河北、山东来的，人称北方大队；二中队是南方人，从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送来…”
“我们都是在五八年秋冬，从天南地北遣送到西宁，先集中到劳改转运站——砖瓦厂冬训学习，到第二年春，才发配农场。所以，我们是真正的‘同学’。可是，我们首先是犯人，同劳同改而不可能认识…”
“我猜想，当时上面的用意：服服水土，适应高原；说是冬训，实为猫冬。为避免大量减员，再说寒冬腊月上去也无劳可动，可谓用心良苦。但是，开春后到了农场，还是大量地死人。冻死、饿死、累死、病死，自杀的、被野兽吃了的、误食野草中毒而死的、以及死于意外事故的，死因不一而足。可依我看，死亡是因为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生理的、心理的，物质的、精神的。死亡就在你自己的身体——这个潘多拉盒子里装着，只要你自己挺不住，它从某一缺口钻出来，就有各种不同类型的表象…”
“你说饿，粮虽少粗，吃饱不能，也不至饿死，顶多饿个半死；你说冻，白天干活干得大汗流，夜间十几个人挤在一盘炕上，相互取暖，也不至于冻死；至于说劳动改造，没有一个犯人不知道劳动最光荣，不劳而获最可耻，不劳动是万恶之源！劳动改造虽说不上光荣，但是可以赎罪、可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劳动也最现实，不劳动者不得食，完不成任务不开饭或扣你饭…我们对劳动的认识，可以说是由表及里、从内到外的深刻，但也很简单，就是余华所说的那俩字：活着！”
“雪娃父亲说是死于肠胃不适，腹泻不治…”丁先生插言道。
“是啊，也没有干活累死的!只有生病病死的。一次，我带几十个人去巴洛河滩挖青菜。种菜的河南知青跑光了，稀稀拉拉的青菜没人收。给我们规定，凡参加挖莱的，每人奖励两个菜团子，多挖多奖；当场用脸盆煮，现场开奖。谁知道最后倒下了一个人，架到队里，死了。众说纷纭，引发各种猜测。于是，场部医生当即来队解剖验尸。医生用割青稞的镰刀把死者肚皮拉开，但见肠如鸡鸭肠般细，有几处鼓如拳头，内容为菜团；缠绕在一起的粗纤维团，扯也扯不开。结论是消化器官极度萎缩，导致肠梗阻。没饿死，撑死了!”
“喝口水吧!”我看老白急火攻心的，也都是七老八十的了啊！
“埋死人的事，也是由我带队。死人都是用架子车拉出去埋的，不是丁兄故事中说的用马车，那样划不来。一架子车能装七八个， 像一爿爿冻猪肉那样，码好，摞起。白天怕影响活人，妨碍改造，都是在夜间行动。参加埋尸者，可领到两只青稞面饼子，不啻是一个福音般。我们边走边吃，没到坟地，饼已吃完。此时，月黑风高、天寒地冻，心儿慌慌、身也晃晃，潦草一埋，将带来的那捆写着死者姓名的木牌匆匆一插，拔脚就回……张冠李戴，所在多有；至于丁文所说，狗兽刨食，诚可信也!”
我到底是“学弟”，虽也“饱学”，“入学”前几年的事竟然一点不知。
“妹妹找哥泪花流”
我寻找难兄遗骨的热情，被老白这一番话要给浇灭了，谁智想，他又在这上泼了一盆冷水。
他说：“丁兄啊，你可能认为我们劳改，那时候个个绝望透顶，其实不然!求生本能和意识，强着呢!自杀的人，我只见过一个。此人原是河南某市粮食局的总会计，右派加贪污，判了十年。这位仁兄死活不认罪，申诉驳回就绝食，而且绝言，不吃不喝还不说话。我去劝他，说好死不如赖活，留得青山在，才能图翻案。可人家心如磐石，就是不听。结果死了。死了不到二个月，平反改正了；的的确确没贪污，连右派也不是，拿错了！可是，人已入了黄土。这是五九年的事。”
“第二年开春，死者的妹妹从老家找上门来。原来，粮食局领导对死者颇为同情，小有赔偿，还让从财会学校毕业的其妹顶替上了班。妹妹未及上班，先来上坟。中队干部派我去陪同，因为埋葬他时我在场…”
“结果怎样呢?”我和丁兄急于知道结果，而白老哥直摇头。一会儿，才接着说下去。
“巴仓的风你是领教过的!飞沙走石，卷土扬尘，只一场，就把坟堆刮平了，木牌牌也荡然无存。有，也被人捡去烤了火。可怜妹妹，四顾茫茫，无可奈何，大哭一场。扯下头巾，包了一点黄土，抽泣而去了。事隔不过几个月，就已找不到埋人处，40多年了，哪里去找!”
“唉，我刚说了死人坟会有狼狗野兽刨食，没听过比这再惨痛的了吧?”老白不知为何，突然这样问。
丁兄接过去回答：“我看到《夹边沟纪事》中有吃死人肉的呢…”
老白摇摇头，说：“在巴仓虽没听说过，可我知道的一件事，跟吃也差不多。”
原来，这是他大舅哥亲历所为的一件事：茫拉地区的一个村庄里，有一个村民得了一种怪病。有个怪医生给病人开了个奇方，要用死人的脚踝肉为引。他的大舅哥便和几个胆大的同伙，摸黑钻进农场的坟地，心惊胆战却并不费事地完成了任务…
我听得直打寒颤。哥哥死在五九年，六零年妹妹来找就找不到了；雪娃父亲同年死的，四十年了，何处去寻?
公安局长如是说
我已经打消上巴洛河滩寻找的念头了。但是，作为有关巴洛河的信息，还没有说完。
我有一个学生，在兰州铁路局下属的公安分局当处长，随着青藏铁路的西进，去到西藏那边当局长去了。我在西宁时，恰逢他也来西宁公干，跑来看我。得知我来青的目的后，他一拍大腿，说，“我正是巴洛河滩出生的!”
原来，局长的父亲是当年巴洛河滩河南青年农场的团长，这个农场也就是雪娃父亲所在的、原属劳改系统的农场。巴洛河河南青年农场立足未稳，就面临了大灾荒，自始至终地和饥馑捆绑在了一起。“我出生那年，农场才生了两个孩子；另一个是炊事班长家的。”我的学生说。
大饥荒导致大死亡，大死亡引起大逃亡。青年农场是部队建制，团长就是场长。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班长带着全班逃亡，连长命排长去追。追着追着，排长也趁机开溜了。后来，连长中也有弃官而去的，再后来甚至有营长不辞而别了。局长说：“我的团长爸爸，于是就成了空心汤团。”
“那么，青年农场死了人埋在哪里?”我对墓地仍旧不肯放弃。
他告诉了两件他印象深刻的事例。
一件是：农场里的拖拉机春耕秋翻时，每每会从地里翻出大木箱子来。这种大木箱是河南青年从农村老家带来，存放自己的衣物细软的，没想到当他们的灵魂离去后，又会成为肉身的归宿。人死了，农场就会把尸体放在他的箱子里，入土为安。不过，因为草率，埋得太浅，拖拉机一犁，就会翻出来；尸骨暴露、遗物出土，如果是花花绿绿的衣物，准是个女孩子。
另一件是：有条件的单位，也实行过火葬；架起柴火，浇上燃油，付之一炬。然后，象征性地掬一杯骨灰，盛装在小布袋子里；扎好口，写上死者的姓名地址。有个连，做事很认真，他们把这种袋子整齐地码放在了一个废弃的砖窑里，用木板把窑口堵住。可这件事儿并不是所有的人清楚，开始有人讹传说领导们把粮食藏到那里了。话说人饿三天，就起贼心。于是，有人就打起了砖窑的主意。终于有一天，不知是哪几个，黑夜潜入窑内，竟将骨灰误以为炒面，饱食之后，一窃而光!
一块残片在上海
河南青年尚且如此，劳改犯人更复何言?
希望大，失望多。我无功而返，回到了上海。谁知道，这个故事在上海还要续写一章。
且说回到寒舍，尚未坐定，妻拿出记事本对我说，有一位黄老先生要见我。接通电话，原来又是一位“老巴仓”。
黄老蜗居在新闸路一间石库门的亭子间里。我们执手并肩坐在木板床上。仅有的一张骨牌凳充作床头柜，上面放着农场当年的白搪瓷茶缸，大红隶书的“奖”字标明他曾是劳改积极分子。
黄老自报家门，说自己曾是上海某个民办学校的负责人兼教师。五六年响应“教育要两条腿走路”的号召，腾出三四百米的住房与小院办了学。五七年两条腿并作一条，人打成了右派，后来就押送青海巴洛河滩农场改造。我提起何吉芳，他居然说，那是教育局长，是当时管他们的最高领导。殊途同归，他们是被同一节车皮拉到西宁的。他清楚地记得，何被安排在闷罐子车中央的大马桶旁边，因为他要不时地拉肚子。言之凿凿，仿佛历历在目。又说，只知何到农场后，分配去烧砖，以后便音讯不得了。我告诉他，何不久就病故了，又讲了去青海寻找何墓的前后经过。老人不觉得有什么意外，很平静。
我又问他，是否有兴趣旧地重游呢，老人嗨嗨一笑，说道：“六十不留宿，七十不留餐。我今年九十了！别人是儿子去祭奠老子，我去就是老子哭儿子啊！”
原来，黄老有一段比当劳改还不堪回首的往事呢!
在巴仓，他在砖窑上干活。因为有所用心，炼就了过硬的砖窑淬火功夫，当上了领班，能多领一份馍馍。后来，劳改犯进化为就业犯，虽说还是犯人，但宽松了许多。此时，他可以在窑顶上炒些青稞粒，烤些洋芋蛋，生活有所改善。于是，他收留了一个逃荒的中年女子，并且还怀上了。
这年，老黄整五十，喜极。
可临产时，请求送场部医院，不准。助产士，也请不来。当夜朔风哀号，油灯竟被吹灭。他二人手忙脚乱，可怜孩子摸黑出来，脐带是妈妈用牙咬断的。哭声洪亮，是个男孩儿，谁知到天蒙蒙亮时没了声患，一摸全身冰凉，没救了。
伤心欲绝的母亲给孩子穿好所有准备好的衣服，包在襁褓里，交代给老黄。老黄还没抱过孩子呢！他欲哭无泪，抱着孩子，抄起铁锨出了门。他要趁大队没出工时，把孩子悄悄埋掉。天寒地冻，到处都挖不动。最后，他在地边的土埂上发现了一个洞。他把孩子塞进去，又用土坯封堵好，再在上面浇上水，冻死。日后，他还会另找地方安葬的。可是，当他下午收工，去看的时候，见洞穴已被拱开，孩子已叫臭鼬吃得只剩一个后脑勺、两根股骨!
黄不敢说与妻子知道，自此变得更沉默、更寡言。他只觉得自己有罪，罪孽深重，拼命劳动；他认为自己不配有孩子、不配有妻子，甚至做一个劳改犯他也不配!因为后来给他的平反裁定书这样写着：根据中央某某文件的精神，在民办教师、大中学生以及普通工人农民中间，一律不划右派。“你看，阿拉连个右派也不配!”说起往事来，黄老居然还有这等的幽默!
我说，我的一个文友把雪娃千里寻父遗魂的经过写下来了，这对后世是有好处，我也想把我这一次去青海的所闻和你的故事写下来，给他的文章作一补充…
“免了吧，再过几年，就没人提起了!起码，我就不会再出声了！”
我不同意。如果大家不作声，那么，记忆呢?历史呢?文化呢?精神呢?往事真的如云烟吗?秦皇隋帝至今还有人评说哩！
俱往矣，这些都是发生在特定岁月的陈谷子烂芝麻了。如今的巴仓农场，早已建设一新，今非昔比了。只有那块悬挂在西宁市农建巷农场办事处的招牌，灰头土脸，满目疮瘦，似乎还在诉说着往昔的沧桑。
(作者系青海民族学院离休教师)
先说说事情的起因吧!原来，上海有位叫雪娃的镇长，是位遗腹子出身。老母今年90多岁了，突然要叫他到青海省巴洛滩来找他亡父的坟荤。他父亲本是教育局长，半个世纪前被打成右派送到巴洛滩改造，不久就病故了。后来巴洛滩并入巴仓农场。而我曾是巴仓人，雪娃就通过青海的丁乐年先生找我了解内情，并要我如今这个上海人，陪他走一遭。
我从1964年32岁起，到1976年44岁止，足足12个年头，是在这个青藏高原之上、黄河源头之边的巴仓农场里度过的。我先是在这个农场海拔3400米的一大队、三大队种地、喂猪、牧马、赶车、制坯、烧窑，再到农场位于黄河岸边的白刺滩修渠，后又调场部给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绘制布景，给“英雄门合纪念馆”画主席像和展览图片，最后到吴堡湾就业职工五中队当会计。可以说对巴仓农场的一切，是了如指掌，至今尚能如数家珍。
可是，对于雪娃父亲埋葬的地方，我还真是一片茫然呢!这是由于事情在我到巴仓五年以前不说，且死者所在的巴洛河滩农场在并进巴仓以后，土地先交给了地方，后又划归河南青年农场，而这个农场早已“尸骨无存”了。
不过，当丁乐年先生电邀我充当雪娃到青海寻亲的向导时，我立马接受了。我同亡人同是天涯沦落人，一样地在上海戴上右派帽子，一样地千里迢迢，从江之尾押到江之头。来者千千万万，幸存者能有几个?所以，我听到的仿佛是那些亡魂的呼唤，和无数的未亡人的拜托。挂了电话，我在房间里徘徊良久，念念有词：“舍我其谁!舍我其谁!”老婆嗔怪道：“病了，病了！这人病了!”
谁知道，我却未能与之同行！我曾一再提醒应在夏季出发的，可雪娃由于公务缠身，突然在冬天临时去了高原。他最终没能找到先父的墓穴，是带着遗憾回来的。
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重访巴仓，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比起死者来，我是多么幸福啊!我还活着，活着就有责任。
巴洛河滩何处是
巴洛河滩究竟在哪里?雪娃父亲的遗骨到底埋葬何处呢?
整个青海省，大体上是南高北低，河从东出。如果把整个省比作一只手形，省会就偏踞于手的无名指与小拇指尖处；这里是谓河湟地区，人口密集、经济繁荣。而青南地区呢，高处不胜寒，鲜有农业，人烟稀少。巴仓农场就在这个青南地区的低缘处，虽说离西宁也只有一天的路程，但仍有天壤之别。旧谚“到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上了塔拉，儿子认不得阿大(父亲)”，反映出越向南方越荒凉。而从塔拉再向南，再爬高，越过黄河，才到巴仓!
巴仓土地，有半年以上是冻僵了的。若是在十月到次年的五月间，别说挖坑，就是砸进个木橛子也很困难的。所以，雪娃的父亲死后能得到埋葬，而且坟前还树过木牌，应该是很人权的。果如此，我对寻找墓地存有信心。
为什么不问问白光之呢?白光之是我复旦不同系的同学，比我早五年“改龄”、同甘共苦过的巴仓人。他原籍河北保定，获罪于河南某行暑秘书任上，平反以后就地从教，退休时为海南某中学校长。他的几个子女，有的从政、有的执教鞭、有的写医案，都在大城市，有的还进了京，可光之老俩口却扎根于此；别说离开青海，西宁也不去。光之，真奇人也!
“啊，是我，白光之。”电话那头传来白老沉稳的嗓音：“…巴洛河滩现在叫巴河。就在吴堡湾农场五中队下坡通往五星的路口，现在树着一块路牌，一头指向贵南，一头指向巴河。”
白说的五中队，正是我和他前后担任过统计的单位，现在交给了龙羊峡水库移民。五星是一个村落，住着白兄的亲戚，我也不陌生；贵南是县城，更是常去过的。
找到巴洛河滩，还有何难?
当年“杵作”今犹在
2005年8月13—15日这三天，曾经甘苦与共的两个老友，在西宁通天河宾馆的客房里。长谈了三天两夜。其间有半天，丁乐年先生也饶有兴致地参与了。这次聊天，对于寻找雪娃父亲长眠之地，有意外发现。
意外之一：白光之是当年雪娃父亲在巴洛河滩农场的“同学”；
意外之二：白兄竟然还是当年农场里埋葬死尸的参与者，且是个“杵作头”。
老白对我们细谈了当年的亲身经历：“那时候，巴洛河滩还是片荒原，尽长些芨芨草、莨菪花，盘根错节、密密层层，一镢头下去能弹将起来。我是统计，负责土地丈量、分配任务、验收成绩和记载功过…何吉芳，这应当是二中队的。我所在是一中队。从河南、河北、山东来的，人称北方大队；二中队是南方人，从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送来…”
“我们都是在五八年秋冬，从天南地北遣送到西宁，先集中到劳改转运站——砖瓦厂冬训学习，到第二年春，才发配农场。所以，我们是真正的‘同学’。可是，我们首先是犯人，同劳同改而不可能认识…”
“我猜想，当时上面的用意：服服水土，适应高原；说是冬训，实为猫冬。为避免大量减员，再说寒冬腊月上去也无劳可动，可谓用心良苦。但是，开春后到了农场，还是大量地死人。冻死、饿死、累死、病死，自杀的、被野兽吃了的、误食野草中毒而死的、以及死于意外事故的，死因不一而足。可依我看，死亡是因为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生理的、心理的，物质的、精神的。死亡就在你自己的身体——这个潘多拉盒子里装着，只要你自己挺不住，它从某一缺口钻出来，就有各种不同类型的表象…”
“你说饿，粮虽少粗，吃饱不能，也不至饿死，顶多饿个半死；你说冻，白天干活干得大汗流，夜间十几个人挤在一盘炕上，相互取暖，也不至于冻死；至于说劳动改造，没有一个犯人不知道劳动最光荣，不劳而获最可耻，不劳动是万恶之源！劳动改造虽说不上光荣，但是可以赎罪、可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劳动也最现实，不劳动者不得食，完不成任务不开饭或扣你饭…我们对劳动的认识，可以说是由表及里、从内到外的深刻，但也很简单，就是余华所说的那俩字：活着！”
“雪娃父亲说是死于肠胃不适，腹泻不治…”丁先生插言道。
“是啊，也没有干活累死的!只有生病病死的。一次，我带几十个人去巴洛河滩挖青菜。种菜的河南知青跑光了，稀稀拉拉的青菜没人收。给我们规定，凡参加挖莱的，每人奖励两个菜团子，多挖多奖；当场用脸盆煮，现场开奖。谁知道最后倒下了一个人，架到队里，死了。众说纷纭，引发各种猜测。于是，场部医生当即来队解剖验尸。医生用割青稞的镰刀把死者肚皮拉开，但见肠如鸡鸭肠般细，有几处鼓如拳头，内容为菜团；缠绕在一起的粗纤维团，扯也扯不开。结论是消化器官极度萎缩，导致肠梗阻。没饿死，撑死了!”
“喝口水吧!”我看老白急火攻心的，也都是七老八十的了啊！
“埋死人的事，也是由我带队。死人都是用架子车拉出去埋的，不是丁兄故事中说的用马车，那样划不来。一架子车能装七八个， 像一爿爿冻猪肉那样，码好，摞起。白天怕影响活人，妨碍改造，都是在夜间行动。参加埋尸者，可领到两只青稞面饼子，不啻是一个福音般。我们边走边吃，没到坟地，饼已吃完。此时，月黑风高、天寒地冻，心儿慌慌、身也晃晃，潦草一埋，将带来的那捆写着死者姓名的木牌匆匆一插，拔脚就回……张冠李戴，所在多有；至于丁文所说，狗兽刨食，诚可信也!”
我到底是“学弟”，虽也“饱学”，“入学”前几年的事竟然一点不知。
“妹妹找哥泪花流”
我寻找难兄遗骨的热情，被老白这一番话要给浇灭了，谁智想，他又在这上泼了一盆冷水。
他说：“丁兄啊，你可能认为我们劳改，那时候个个绝望透顶，其实不然!求生本能和意识，强着呢!自杀的人，我只见过一个。此人原是河南某市粮食局的总会计，右派加贪污，判了十年。这位仁兄死活不认罪，申诉驳回就绝食，而且绝言，不吃不喝还不说话。我去劝他，说好死不如赖活，留得青山在，才能图翻案。可人家心如磐石，就是不听。结果死了。死了不到二个月，平反改正了；的的确确没贪污，连右派也不是，拿错了！可是，人已入了黄土。这是五九年的事。”
“第二年开春，死者的妹妹从老家找上门来。原来，粮食局领导对死者颇为同情，小有赔偿，还让从财会学校毕业的其妹顶替上了班。妹妹未及上班，先来上坟。中队干部派我去陪同，因为埋葬他时我在场…”
“结果怎样呢?”我和丁兄急于知道结果，而白老哥直摇头。一会儿，才接着说下去。
“巴仓的风你是领教过的!飞沙走石，卷土扬尘，只一场，就把坟堆刮平了，木牌牌也荡然无存。有，也被人捡去烤了火。可怜妹妹，四顾茫茫，无可奈何，大哭一场。扯下头巾，包了一点黄土，抽泣而去了。事隔不过几个月，就已找不到埋人处，40多年了，哪里去找!”
“唉，我刚说了死人坟会有狼狗野兽刨食，没听过比这再惨痛的了吧?”老白不知为何，突然这样问。
丁兄接过去回答：“我看到《夹边沟纪事》中有吃死人肉的呢…”
老白摇摇头，说：“在巴仓虽没听说过，可我知道的一件事，跟吃也差不多。”
原来，这是他大舅哥亲历所为的一件事：茫拉地区的一个村庄里，有一个村民得了一种怪病。有个怪医生给病人开了个奇方，要用死人的脚踝肉为引。他的大舅哥便和几个胆大的同伙，摸黑钻进农场的坟地，心惊胆战却并不费事地完成了任务…
我听得直打寒颤。哥哥死在五九年，六零年妹妹来找就找不到了；雪娃父亲同年死的，四十年了，何处去寻?
公安局长如是说
我已经打消上巴洛河滩寻找的念头了。但是，作为有关巴洛河的信息，还没有说完。
我有一个学生，在兰州铁路局下属的公安分局当处长，随着青藏铁路的西进，去到西藏那边当局长去了。我在西宁时，恰逢他也来西宁公干，跑来看我。得知我来青的目的后，他一拍大腿，说，“我正是巴洛河滩出生的!”
原来，局长的父亲是当年巴洛河滩河南青年农场的团长，这个农场也就是雪娃父亲所在的、原属劳改系统的农场。巴洛河河南青年农场立足未稳，就面临了大灾荒，自始至终地和饥馑捆绑在了一起。“我出生那年，农场才生了两个孩子；另一个是炊事班长家的。”我的学生说。
大饥荒导致大死亡，大死亡引起大逃亡。青年农场是部队建制，团长就是场长。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班长带着全班逃亡，连长命排长去追。追着追着，排长也趁机开溜了。后来，连长中也有弃官而去的，再后来甚至有营长不辞而别了。局长说：“我的团长爸爸，于是就成了空心汤团。”
“那么，青年农场死了人埋在哪里?”我对墓地仍旧不肯放弃。
他告诉了两件他印象深刻的事例。
一件是：农场里的拖拉机春耕秋翻时，每每会从地里翻出大木箱子来。这种大木箱是河南青年从农村老家带来，存放自己的衣物细软的，没想到当他们的灵魂离去后，又会成为肉身的归宿。人死了，农场就会把尸体放在他的箱子里，入土为安。不过，因为草率，埋得太浅，拖拉机一犁，就会翻出来；尸骨暴露、遗物出土，如果是花花绿绿的衣物，准是个女孩子。
另一件是：有条件的单位，也实行过火葬；架起柴火，浇上燃油，付之一炬。然后，象征性地掬一杯骨灰，盛装在小布袋子里；扎好口，写上死者的姓名地址。有个连，做事很认真，他们把这种袋子整齐地码放在了一个废弃的砖窑里，用木板把窑口堵住。可这件事儿并不是所有的人清楚，开始有人讹传说领导们把粮食藏到那里了。话说人饿三天，就起贼心。于是，有人就打起了砖窑的主意。终于有一天，不知是哪几个，黑夜潜入窑内，竟将骨灰误以为炒面，饱食之后，一窃而光!
一块残片在上海
河南青年尚且如此，劳改犯人更复何言?
希望大，失望多。我无功而返，回到了上海。谁知道，这个故事在上海还要续写一章。
且说回到寒舍，尚未坐定，妻拿出记事本对我说，有一位黄老先生要见我。接通电话，原来又是一位“老巴仓”。
黄老蜗居在新闸路一间石库门的亭子间里。我们执手并肩坐在木板床上。仅有的一张骨牌凳充作床头柜，上面放着农场当年的白搪瓷茶缸，大红隶书的“奖”字标明他曾是劳改积极分子。
黄老自报家门，说自己曾是上海某个民办学校的负责人兼教师。五六年响应“教育要两条腿走路”的号召，腾出三四百米的住房与小院办了学。五七年两条腿并作一条，人打成了右派，后来就押送青海巴洛河滩农场改造。我提起何吉芳，他居然说，那是教育局长，是当时管他们的最高领导。殊途同归，他们是被同一节车皮拉到西宁的。他清楚地记得，何被安排在闷罐子车中央的大马桶旁边，因为他要不时地拉肚子。言之凿凿，仿佛历历在目。又说，只知何到农场后，分配去烧砖，以后便音讯不得了。我告诉他，何不久就病故了，又讲了去青海寻找何墓的前后经过。老人不觉得有什么意外，很平静。
我又问他，是否有兴趣旧地重游呢，老人嗨嗨一笑，说道：“六十不留宿，七十不留餐。我今年九十了！别人是儿子去祭奠老子，我去就是老子哭儿子啊！”
原来，黄老有一段比当劳改还不堪回首的往事呢!
在巴仓，他在砖窑上干活。因为有所用心，炼就了过硬的砖窑淬火功夫，当上了领班，能多领一份馍馍。后来，劳改犯进化为就业犯，虽说还是犯人，但宽松了许多。此时，他可以在窑顶上炒些青稞粒，烤些洋芋蛋，生活有所改善。于是，他收留了一个逃荒的中年女子，并且还怀上了。
这年，老黄整五十，喜极。
可临产时，请求送场部医院，不准。助产士，也请不来。当夜朔风哀号，油灯竟被吹灭。他二人手忙脚乱，可怜孩子摸黑出来，脐带是妈妈用牙咬断的。哭声洪亮，是个男孩儿，谁知到天蒙蒙亮时没了声患，一摸全身冰凉，没救了。
伤心欲绝的母亲给孩子穿好所有准备好的衣服，包在襁褓里，交代给老黄。老黄还没抱过孩子呢！他欲哭无泪，抱着孩子，抄起铁锨出了门。他要趁大队没出工时，把孩子悄悄埋掉。天寒地冻，到处都挖不动。最后，他在地边的土埂上发现了一个洞。他把孩子塞进去，又用土坯封堵好，再在上面浇上水，冻死。日后，他还会另找地方安葬的。可是，当他下午收工，去看的时候，见洞穴已被拱开，孩子已叫臭鼬吃得只剩一个后脑勺、两根股骨!
黄不敢说与妻子知道，自此变得更沉默、更寡言。他只觉得自己有罪，罪孽深重，拼命劳动；他认为自己不配有孩子、不配有妻子，甚至做一个劳改犯他也不配!因为后来给他的平反裁定书这样写着：根据中央某某文件的精神，在民办教师、大中学生以及普通工人农民中间，一律不划右派。“你看，阿拉连个右派也不配!”说起往事来，黄老居然还有这等的幽默!
我说，我的一个文友把雪娃千里寻父遗魂的经过写下来了，这对后世是有好处，我也想把我这一次去青海的所闻和你的故事写下来，给他的文章作一补充…
“免了吧，再过几年，就没人提起了!起码，我就不会再出声了！”
我不同意。如果大家不作声，那么，记忆呢?历史呢?文化呢?精神呢?往事真的如云烟吗?秦皇隋帝至今还有人评说哩！
俱往矣，这些都是发生在特定岁月的陈谷子烂芝麻了。如今的巴仓农场，早已建设一新，今非昔比了。只有那块悬挂在西宁市农建巷农场办事处的招牌，灰头土脸，满目疮瘦，似乎还在诉说着往昔的沧桑。
(作者系青海民族学院离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