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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的习俗源于原始社会，原始初民因自身力量的弱小，以及对自然界认识的缺乏，在变幻莫测的自然面前，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于是，巫术思维成为原始社会生活的必需，为了获得神的庇佑福泽，人们对神极尽虔诚敬畏之心，经常举行仪式，敬奉供品，表达对神的诚意。祭祀、占卜等与神的交流沟通活动成为初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国家形成以后，祭祀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礼记》亦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可见当时对祭祀的重视程度。
我国在春秋时期以前，只有庙祭而无墓祭，即没有在墓地举行祭祀祖先的活动。墓祭之俗真正起源于先秦，据《周礼》记载的“冢人”“祭墓为尸”的职责及《韩诗外传》提到曾子“椎牛祭墓”等来分析，可以断定当时已有墓祭。《孟子·离娄下》记载，战国时期有个齐国人每天在东门外坟地上向祭祀者乞討剩余的酒肉，说明这一时期墓祭已经成为一种风俗。
墓祭的盛行始于汉代，是汉代颇为重视的丧葬礼俗。《后汉书·明帝纪》注引《汉官仪》云：“古不墓祭，秦始皇起陵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东汉王充《论衡·四讳》曰：“古礼庙祭，今俗墓祀”。顾炎武《日知录》亦云：“汉人以宗庙之礼移于陵墓。有人臣而告事于陵者，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大牢谒武帝园庙是也。有上冢而会宗族故人……有上冢而太官为之供具者……有赠谥而赐之于墓者……有人主而临人臣之墓者……有庶民而祭古贤人之墓者”，可见汉代墓祭之风之盛。
汉兴墓祭盛行是当时孝道观念及鬼神思想泛滥的结果。《礼记·祭统》曰：“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论衡》曰：“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当时世俗认为墓地和祠堂是“鬼神所在，祭祀之处”，人鬼之间思想上的交流，伦理感情上的融合，都通过祭祀得到实现。
汉代墓祭的参加者“上自天子，下及臣民”，且不论男女都可以参加，“无男女皆然”，皇后可以上其先人之冢，民间妇女亦可随其夫家上冢，臣下可以通过自己“上情”或者由皇帝“特诏”回家墓祭。但是，也并非人人都可以参加祭祀活动，汉代墓祭时禁止刑徒参加，“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 原因有二，一是“孝者怕入刑辟，刻画身体，毁伤发肤，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负刑辱，身自刻责，故不升墓祀于先。”二是“祭祀之礼，齐戒洁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残之人，不宜与祭恭侍先人，卑谦谨敬，退让自贱之意也。缘先祖之意，见子孙被刑，恻怛伤，恐其临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
汉代墓祭的对象也纷繁复杂，不一而论。关于天子参加墓祭，史书中多有记载，多为祭祀祖先，贵戚、功臣。《后汉书·光武纪》云：“建武三年冬十月壬申，幸舂陵，祠园庙，因置酒旧宅，大会故人父老。”《后汉书·顺帝纪》云“永和二年十一月丙午， 祠高庙。丁未，遂有事十一陵。”《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云“元和三年，行东巡守……遂幸苍陵，……”；《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六年“冬十月，行幸鲁，祠东海恭王陵。会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东平王苍、淮南王延、琅邪王京、东海王政”；另《后汉书·章帝纪》记载元和二年“三月已丑，进幸鲁祠东海恭王陵……”。
其他除了祭祀自家祖先外，有拜祭古圣贤人的，《太平御览》引桓谭《新论》云：“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鸡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另有弟子祭拜师傅的，故臣祭拜旧君的，故吏祭拜长史的，故仆祭拜旧主的，地方长史祭拜乡贤的，士大夫奠知己的等等。
为了便于墓祭，从西汉末年开始，有人把石刻的碑立在墓前，而且在石碑上刻下墓主官爵姓名，家世生平事迹及颂扬之辞，碑阴则详列立碑人的姓名。从西汉中期开始，在墓前建立祠堂。祠堂又称为享堂，是用来祭祀死者的，祖先灵魂在此接受子孙的后代祭祀之处，祠堂内设有祭台，上置神座，但只在特定的祭祀之日用馨香降神的方法招致死者的灵魂享受贡品。东汉时随着墓祭习俗的形成，墓前建祠堂的现象相当普遍。一些强宗大族把墓祭当作团结族众的一种手段，十分重视本族墓地的祠堂建设。
汉代祭祀“往往于其时召宗族，会宾客，期故人，飨以酒食，惠以金帛。”祭祀是一件隆重而严肃的大事，宗族祠堂修建的庄严雄伟，参加祭祀的亲友人数众多，他们带着各式各样的祭品，乘着车马远道而来；祭祀者神情庄严，毕恭毕敬的持笏或恭立或躬揖或跪拜，跪拜又分左向跪和右向跪，礼仪严格规整，场面凝重肃穆；侍者忙忙碌碌，或者布置祭品，或者持梃一旁侍立；祭品多种多样，果品、鱼、兔、羊应有尽有，十分丰盛；祭文置于案上或者几上，是祭祀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祭祀的整个过程有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墓祭始于先秦，盛于汉代，随着历史的推移，墓祭活动现已大多式微，唯有清明时节的扫墓，传承至今，现在仍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风俗之一。2006年清明扫墓这一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逢清明，我们通过扫墓，缅怀先人、慎终追远、敦亲睦族。
国家形成以后，祭祀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礼记》亦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可见当时对祭祀的重视程度。
我国在春秋时期以前，只有庙祭而无墓祭，即没有在墓地举行祭祀祖先的活动。墓祭之俗真正起源于先秦，据《周礼》记载的“冢人”“祭墓为尸”的职责及《韩诗外传》提到曾子“椎牛祭墓”等来分析，可以断定当时已有墓祭。《孟子·离娄下》记载，战国时期有个齐国人每天在东门外坟地上向祭祀者乞討剩余的酒肉，说明这一时期墓祭已经成为一种风俗。
墓祭的盛行始于汉代，是汉代颇为重视的丧葬礼俗。《后汉书·明帝纪》注引《汉官仪》云：“古不墓祭，秦始皇起陵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东汉王充《论衡·四讳》曰：“古礼庙祭，今俗墓祀”。顾炎武《日知录》亦云：“汉人以宗庙之礼移于陵墓。有人臣而告事于陵者，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大牢谒武帝园庙是也。有上冢而会宗族故人……有上冢而太官为之供具者……有赠谥而赐之于墓者……有人主而临人臣之墓者……有庶民而祭古贤人之墓者”，可见汉代墓祭之风之盛。
汉兴墓祭盛行是当时孝道观念及鬼神思想泛滥的结果。《礼记·祭统》曰：“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论衡》曰：“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当时世俗认为墓地和祠堂是“鬼神所在，祭祀之处”，人鬼之间思想上的交流，伦理感情上的融合，都通过祭祀得到实现。
汉代墓祭的参加者“上自天子，下及臣民”，且不论男女都可以参加，“无男女皆然”，皇后可以上其先人之冢，民间妇女亦可随其夫家上冢，臣下可以通过自己“上情”或者由皇帝“特诏”回家墓祭。但是，也并非人人都可以参加祭祀活动，汉代墓祭时禁止刑徒参加，“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 原因有二，一是“孝者怕入刑辟，刻画身体，毁伤发肤，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负刑辱，身自刻责，故不升墓祀于先。”二是“祭祀之礼，齐戒洁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残之人，不宜与祭恭侍先人，卑谦谨敬，退让自贱之意也。缘先祖之意，见子孙被刑，恻怛伤，恐其临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
汉代墓祭的对象也纷繁复杂，不一而论。关于天子参加墓祭，史书中多有记载，多为祭祀祖先，贵戚、功臣。《后汉书·光武纪》云：“建武三年冬十月壬申，幸舂陵，祠园庙，因置酒旧宅，大会故人父老。”《后汉书·顺帝纪》云“永和二年十一月丙午， 祠高庙。丁未，遂有事十一陵。”《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云“元和三年，行东巡守……遂幸苍陵，……”；《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六年“冬十月，行幸鲁，祠东海恭王陵。会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东平王苍、淮南王延、琅邪王京、东海王政”；另《后汉书·章帝纪》记载元和二年“三月已丑，进幸鲁祠东海恭王陵……”。
其他除了祭祀自家祖先外，有拜祭古圣贤人的，《太平御览》引桓谭《新论》云：“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鸡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另有弟子祭拜师傅的，故臣祭拜旧君的，故吏祭拜长史的，故仆祭拜旧主的，地方长史祭拜乡贤的，士大夫奠知己的等等。
为了便于墓祭，从西汉末年开始，有人把石刻的碑立在墓前，而且在石碑上刻下墓主官爵姓名，家世生平事迹及颂扬之辞，碑阴则详列立碑人的姓名。从西汉中期开始，在墓前建立祠堂。祠堂又称为享堂，是用来祭祀死者的，祖先灵魂在此接受子孙的后代祭祀之处，祠堂内设有祭台，上置神座，但只在特定的祭祀之日用馨香降神的方法招致死者的灵魂享受贡品。东汉时随着墓祭习俗的形成，墓前建祠堂的现象相当普遍。一些强宗大族把墓祭当作团结族众的一种手段，十分重视本族墓地的祠堂建设。
汉代祭祀“往往于其时召宗族，会宾客，期故人，飨以酒食，惠以金帛。”祭祀是一件隆重而严肃的大事，宗族祠堂修建的庄严雄伟，参加祭祀的亲友人数众多，他们带着各式各样的祭品，乘着车马远道而来；祭祀者神情庄严，毕恭毕敬的持笏或恭立或躬揖或跪拜，跪拜又分左向跪和右向跪，礼仪严格规整，场面凝重肃穆；侍者忙忙碌碌，或者布置祭品，或者持梃一旁侍立；祭品多种多样，果品、鱼、兔、羊应有尽有，十分丰盛；祭文置于案上或者几上，是祭祀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祭祀的整个过程有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墓祭始于先秦，盛于汉代，随着历史的推移，墓祭活动现已大多式微，唯有清明时节的扫墓，传承至今，现在仍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风俗之一。2006年清明扫墓这一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逢清明，我们通过扫墓，缅怀先人、慎终追远、敦亲睦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