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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休闲是人类一种较高层次的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它体现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人自_身的发展进步。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休闲出现了种种异化现象。究其根源在于：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引发的不均衡发展，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依赖，社会转型期的制度真空，制度供给不足以及制度实施机制的弱化等。推动休闲健康发展，必须要从制度入手，包括保障公民的劳动权和休闲权、加强休闲的国民教育和舆论引导、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职能、改革现有的休假制度以反提高制度的违约成本。
[关键词]休闲，异化，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2-0068-04
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也带来了精神财富的充分涌流，人类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后日益向享受需求和发展需求迈进，并且越来越多地渴求自由与闲适、幸福与和谐。今天，休闲已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人生理上的要求，“更重要的在于闲暇生活结出的美丽硕果——在于精神的调整与升华，在于人的广泛需要得到全面、完整、自由地发展”。然而，现代工业文明和全球化的发展在给人类休闲生活创造无限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的另一面，即过于追求物质社会的充分发展使人开始异化，人的全面丰富性遭到压抑，人的精神陷入贫困。本文试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休闲生活中的异化现象做一分析，并为休闲的健康文明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建议。
一、休闲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杆
休闲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阶段的产物。休闲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在早期人类原始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劳”和“闲”是不分的，无论劳作还是休息都是为了生存这一根本目标。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维持生存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减，休闲从劳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人享有自在、发展自我的空间。“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尤其是伴随社会化大生产而出现的流水线操作，基于提高效率的科学管理，使社会产品、劳动者的收入和闲暇都大大增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休闲日益成为大众化的生活方式。
休闲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休闲在阶级社会发展之初，只是少数摆脱了劳动的“有闲阶级”的特权，对于他们而言，休闲不是自我完善的途径，而是炫耀个人财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人们多元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得到尊重和满足，不同利益团体的博弈也使社会福利分布趋向均衡。1918年，国际工人联合会正式通过了“三八制”工作制(8小时工作、8小时睡眠、8小时休闲)。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并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了闲暇权。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又通过了《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家公约》，要求各国保证任何人的休息权利。1970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休闲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休闲宪章》。它的颁布对于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推动休闲活动的发展，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尊重人类追求休闲娱乐等自我发展的权利，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保障作用。现在，休闲已非贵族、富人等阶层的专属物，而是广大民众普遍拥有的权利。
休闲是传承科学文化的要求使然。固然，人类的科学文化成果基于劳动，但是，“缺乏休闲，人类永远会是工作的奴隶，被束缚于狭隘的世界之中而脱身不得，没有休闲，人就不可能有思想活动，文化就无从产生”。人类在劳动实践中探索自然的奥秘，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然而也有很多科学发现却是得益于休闲时的“灵光一现”：阿基米德在泡澡时发现了阿基米德定律，牛顿在苹果树下闲思时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若谈及诗词、歌舞、琴棋、书画，恐怕多半是人们在闲情逸致中感悟自然、体验人生的结果。而另一方面，休闲本身也离不开文化的因素。休闲除了让人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外，更多的是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因此，休闲最终会被赋予文化的属性，甚至伴随休闲活动衍生出各种休闲文化。在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国度，艺术休闲活动一定十分盛行；而在一个富于冒险精神的国家，体育竞技活动必然普及整个社会。休闲的充分发展传承了人类五千年的文明，而科学文化水平又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休闲的层次和方向。
休闲是人类自我解放和发展的充分体现。“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休闲的终极目标。在马克思看来，休闲分为两类：一是娱乐、休息等较低级的活动，二是积极主动地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发展智力、充实精神的较高级活动，而休闲的价值主要体现于后者。是消极、被动地从事一般消遣，还是充分发挥自己的爱好、兴趣、才能、力量，在自由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自己的个性、展示自己的本质，体现出了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我解放和全面发展。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人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因此，如果劳动和休闲融为一体，成为生存发展的目标，那么人类就实现了彻底的解放。
二、现代社会休闲的异化及其制度根源
休闲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一种较高层次的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是人在自由自在的状态下放松身心、发展自我，并获得愉悦与满足的过程。然而在现实生活的很多状态下，休闲发生了异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自己无法主宰，他人或外物支配着自身，非人的力量统治着一切。我们可以看到：
休闲的“过剩”与休闲的不足并存。这里的“过剩”并不是相对于人的正常需求过剩了，而是一部分人通过侵占他人的休闲可以获得更多的闲暇；他们玩腻了日常的休闲活动，往往寻求所谓的“刺激”：赌博、色情、吸毒、飙车，一句话“玩的就是心跳”。休闲的不足有两种情况：一是部分低收入者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将个人闲暇时间用于额外劳动，他们的休闲数量和质量都是比较低的；二是为了无止尽的物欲享受和地位攀升，人们主动放弃休闲而进入自我设置的牢笼，很多白领的生活状态尤其是不少企业高管的“过劳死”就说明了这一点。
相当一部分人的休闲意识尚未觉醒。调查显示，多数人更重视工作，而忽略了休闲。尤其是农民。在休闲的价值观上，呈现出“主动工作，被动休闲”，休闲消费意识非常淡薄。人们拥有闲暇的时间、传统和活动，但在心态和文化上却显得仓促无味。对休闲的认识还停留在低层次上，表现为休闲方式比 较单调，上网、看电视是人们选择最多的，其次是户外活动，看书读报、看电影和演出的则较少。
消费主义控制着人们的休闲生活。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向人们描绘了西方“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追逐金钱、过度消费、满足虚荣、穷奢极侈。如今这些现象在我们国家也比比皆是——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超出了主体本身的需求而成为符号化的象征，消费中的攀比心理、虚荣心理导致人们盲目追求高档消费，对人、财、物无节制的滥用和挥霍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失衡、失谐。
人在休闲活动中沦为被动的接受者。休闲不再是主体积极主动的活动，而成为社会、环境强加于其的行为。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家长抹杀孩子的天性，使之奔波于各种补习班与特长班，而忽视了孩子真正的兴趣与才情。逢年过节，各旅游景点人头攒动，人不是跟随着风景和兴致在移动，而是在茫茫人海中随波逐流，停车难、吃饭难、住宿难、如厕难，以至于很多人旅游度假归来的感受是身心疲惫。
以上种种状况背离了休闲的本质，是社会发展中的不和谐之音。它们的产生不仅有个体的因素，更有深刻的制度根源。
1 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导致休闲的非均衡发展。“休闲”这个概念真正跃人国人的视野不过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广大人民可以不断提高休闲水平着实得益于改革这场伟大的革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渐进式的制度变迁过程，由于各个地区原有的物质文化基础有好有差，经济改革的步伐有快有慢，生产力变革的效率有高有低，人们对新的社会规范的认识有深有浅，必然会同时出现多元的社会生存方式和价值评判标准，从而导致休闲的非均衡发展。这种非均衡一方面是基于物质基础差异所引发的城乡休闲差别、贫富休闲差别和地区休闲差别，另一方面是由于认识水平不同所造成的对休闲及其本质理解的差别。
2 制度变迁对传统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现代社会休闲发生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即休闲的自我实施制度的变迁受到历史的相关因素的制约，存在着路径依赖。这种依赖性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以闲为耻的伦理道德。中国人历来以热爱劳动、吃苦耐劳著称，因此，在人们思想意识深处，有意无意地把休闲与偷懒、无所事事等同起来，而且出现了“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小人闲居者为不善”等说辞，相当一部分人不希望也不愿意闲。第二，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我国的等级观念源远流长，不同阶级的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严格的区别，下层社会的人总是力图向上层社会迈进，并以效仿他们的生活方式为荣，而上层社会的人也因享有特权、财富和声望而倍感优越。这种观念在今天这个比较平等的社会中，突出表现在人们对功名利禄的无止境追逐以及高官、富人、社会精英等阶层在休闲、消费方面对普通民众的示范效应。
3 社会转型期的制度真空导致主体行为失范。在我国社会转型期，许多旧的社会规范已被打破，而新的社会规范还处于萌芽期，于是形成了一个制度真空阶段，使人们在休闲活动中不受或少受相应的制度制约，驱使人们有意无意地作出各种各样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与此同时，西方的一些社会思潮诸如拜金主义、自由主义涌入我国。重视人的物质利益、强调自由竞争和个性张扬固然符合市场精神，但拜金主义、自由主义的泛滥却使人性需求走向极端——通过具有极大张力的活动形式寻求浓烈和刺激的感官享受，强调自我、为所欲为乃至突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4 制度供给不足和现有制度的不合理阻碍了休闲的发展。通常认为，政府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对制度需求而言，制度供给总是相对滞后的，制度供需的不平衡最终导致制度创新。虽然休闲自古就有，但休闲发展至普及大众并日益凸显其重要地位，这在当前还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因此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制度缺失和不合理的地方。第一，缺乏对休闲活动的指导调控机制，人们在休闲过程中重物质享受、轻精神食粮，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发展。第二，缺乏对休闲设施的投入建设机制，许多休闲场所无论是硬件环境还是软件环境都不能满足人们多层次的休闲需求。第三，休假制度不合理，居民休假时间比较固定和集中，给假日休闲带来诸多问题。第四，政府公共职能弱化，缺乏对农民、低收入者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休闲关怀。
5 制度实施机制的弱化导致制度效率低下。判断一个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制度本身是否完善以外，更主要的是看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都变得形同虚设。如我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可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超过1小时，特殊情况下可延长3小时，但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如果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必须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报酬。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不加约束地延长员工的劳动时间，让员工无偿加班，甚至不惜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在很多人看来，5天工作、每天8小时的工作制已越来越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
三、从制度供给入手推动休闲健康发展
从制度供给入手推动休闲健康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制度上保障公民的劳动权和休闲权。这不仅要从法律上和相关制度上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更提出了减少劳动时间的客观要求。马克思的学生和战友拉法格在批判资本主义残酷剥削时，号召劳动者在争取“懒惰权”(其实就是休闲权)的旗帜下拒绝每天劳动3小时以上。无独有偶，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建议把工作时间减少到4小时，“一天工作4小时应能使一个人得到必需品和生活的基本舒适条件，剩下的时间应属于他，他觉得怎么恰当就怎么用”。随着生产力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会有一部分人从工作岗位中游离出来，迈入失业大军。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特殊的国家，不仅有显性失业，还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那么，为什么不换一种思路，通过减少在职员工的劳动时间来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呢?这能在满足更多人劳动权的基础上，为充分休闲提供物质和时间条件。有学者已提出建议，要进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调研和论证准备，而欧洲某些福利国家在这方面的相关措施也可供我们借鉴。
(二)加强休闲的国民教育和舆论引导。目前，休闲教育在我国并没有成为一项普及性的教育，只是在一些高等院校的某些专业，如旅游管理专业，逐渐开设了一些相关课程。人们的休闲活动缺乏引导，多是一种出自本能的行为。因此，建议将休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注重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休闲活动技能的灌输与培养、休闲文化品位的陶冶与提升。此外，我们的媒体在宣传教育方面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当下很多报刊杂志动辄宣扬所谓的香车美女、华服豪宅、 奇珍异宝，这无异于推动人们去追求、去效仿一种不健康的生活。事实上，金钱权力与人的幸福感并不是完全成正比的，在很多国家，人们的休闲观念正悄然发生变化。美国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现在提倡一种“少做一点、少赚一点、少花一点”的“自愿简单”的生活，而一向被称为“工作狂”的日本人近年来也提出要回归人的本真。什么应该提倡、什么应该反对，公众舆论要发挥好正确的导向作用。如此双管齐下，才能在全社会形成科学、合理、健康和可持续的休闲观。
(三)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职能。人们是否选择休闲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休闲受多种因素影响。在工资总体水平不高时，休闲的机会成本(放弃休闲而选择工作所能获得的报酬)增加，人们倾向于增加工作而放弃休闲；当工资的总体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收入增加的边际效用和休闲的边际机会成本都下降了，人们会更多选择休闲，此时休闲环境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政府部门要从上述效应出发，发挥好相应的职能作用。一方面是在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缓解人们预期心理压力上下功夫。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物质需求，而且重视他们的休闲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是在发展休闲基础设施，改善休闲环境上下功夫。政府作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主要在于弥补“市场缺位”，因此，必须加大对公共绿地、公园、休闲广场、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的投资，着力提高人民的总体福利水平；加大对休闲场所和旅游景区的配套建设，包括道路建设、垃圾污水处理设施、供水供电设施、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设施等。
(四)改革现有的休假制度。我国现有的休假制度，实际上是鼓励大家在同一时间集体外出，造成节假日期间人流如潮，节日过后门庭冷落。目前，人们的休闲及消费尽管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有一定作用，但是对交通和休闲地点造成的压力更大，影响了人们的休闲质量和休闲欲望。而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带薪休假的权利，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提出，要推行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合理调整居民工作和闲暇时间，但由于缺乏带有法规性的实施细则和具体落实措施，没有从基本的劳动组织和用工机制层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带薪休假制度常常沦为空谈。因此，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尽快组织调研与论证，将带薪休假制度法规化、细则化、普及化。各企事业单位也应自主开展实践，如鼓励职工轮班、实行弹性工作制等，在不改变现行休假总天数的前提下，改变休假时间的空间分布，缓解休闲环境难以承受之重。
(五)提高制度的违约成本。一个国家的制度实施机制是否健全，取决于制度违约成本的高低。“当某人从事违约行为(或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此人便会选择违约。如果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的预期收益，那么社会的市场秩序必然和谐稳定。”数年前一位美国青年在新加坡旅游期间，因在公共场所公开“涂鸦”而受到了笞刑的严厉惩罚，美国总统求情也无济于事；韩国汉城市政府对随地吐痰者课以约合人民币300元的重罚，结果短短一年间随地吐痰的不文明现象几乎绝迹。因此，只有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和惩治体系，对损害人们休闲权的行为及休闲活动中的顽疾进行严厉地惩治，我国的休闲市场才能健康和谐发展。
责任编辑 于晓媛
[关键词]休闲，异化，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2-0068-04
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也带来了精神财富的充分涌流，人类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后日益向享受需求和发展需求迈进，并且越来越多地渴求自由与闲适、幸福与和谐。今天，休闲已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人生理上的要求，“更重要的在于闲暇生活结出的美丽硕果——在于精神的调整与升华，在于人的广泛需要得到全面、完整、自由地发展”。然而，现代工业文明和全球化的发展在给人类休闲生活创造无限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的另一面，即过于追求物质社会的充分发展使人开始异化，人的全面丰富性遭到压抑，人的精神陷入贫困。本文试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休闲生活中的异化现象做一分析，并为休闲的健康文明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建议。
一、休闲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杆
休闲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阶段的产物。休闲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在早期人类原始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劳”和“闲”是不分的，无论劳作还是休息都是为了生存这一根本目标。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维持生存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减，休闲从劳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人享有自在、发展自我的空间。“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尤其是伴随社会化大生产而出现的流水线操作，基于提高效率的科学管理，使社会产品、劳动者的收入和闲暇都大大增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休闲日益成为大众化的生活方式。
休闲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休闲在阶级社会发展之初，只是少数摆脱了劳动的“有闲阶级”的特权，对于他们而言，休闲不是自我完善的途径，而是炫耀个人财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人们多元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得到尊重和满足，不同利益团体的博弈也使社会福利分布趋向均衡。1918年，国际工人联合会正式通过了“三八制”工作制(8小时工作、8小时睡眠、8小时休闲)。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并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了闲暇权。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又通过了《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家公约》，要求各国保证任何人的休息权利。1970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休闲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休闲宪章》。它的颁布对于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推动休闲活动的发展，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尊重人类追求休闲娱乐等自我发展的权利，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保障作用。现在，休闲已非贵族、富人等阶层的专属物，而是广大民众普遍拥有的权利。
休闲是传承科学文化的要求使然。固然，人类的科学文化成果基于劳动，但是，“缺乏休闲，人类永远会是工作的奴隶，被束缚于狭隘的世界之中而脱身不得，没有休闲，人就不可能有思想活动，文化就无从产生”。人类在劳动实践中探索自然的奥秘，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然而也有很多科学发现却是得益于休闲时的“灵光一现”：阿基米德在泡澡时发现了阿基米德定律，牛顿在苹果树下闲思时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若谈及诗词、歌舞、琴棋、书画，恐怕多半是人们在闲情逸致中感悟自然、体验人生的结果。而另一方面，休闲本身也离不开文化的因素。休闲除了让人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外，更多的是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因此，休闲最终会被赋予文化的属性，甚至伴随休闲活动衍生出各种休闲文化。在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国度，艺术休闲活动一定十分盛行；而在一个富于冒险精神的国家，体育竞技活动必然普及整个社会。休闲的充分发展传承了人类五千年的文明，而科学文化水平又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休闲的层次和方向。
休闲是人类自我解放和发展的充分体现。“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休闲的终极目标。在马克思看来，休闲分为两类：一是娱乐、休息等较低级的活动，二是积极主动地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发展智力、充实精神的较高级活动，而休闲的价值主要体现于后者。是消极、被动地从事一般消遣，还是充分发挥自己的爱好、兴趣、才能、力量，在自由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自己的个性、展示自己的本质，体现出了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我解放和全面发展。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人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因此，如果劳动和休闲融为一体，成为生存发展的目标，那么人类就实现了彻底的解放。
二、现代社会休闲的异化及其制度根源
休闲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一种较高层次的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是人在自由自在的状态下放松身心、发展自我，并获得愉悦与满足的过程。然而在现实生活的很多状态下，休闲发生了异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自己无法主宰，他人或外物支配着自身，非人的力量统治着一切。我们可以看到：
休闲的“过剩”与休闲的不足并存。这里的“过剩”并不是相对于人的正常需求过剩了，而是一部分人通过侵占他人的休闲可以获得更多的闲暇；他们玩腻了日常的休闲活动，往往寻求所谓的“刺激”：赌博、色情、吸毒、飙车，一句话“玩的就是心跳”。休闲的不足有两种情况：一是部分低收入者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将个人闲暇时间用于额外劳动，他们的休闲数量和质量都是比较低的；二是为了无止尽的物欲享受和地位攀升，人们主动放弃休闲而进入自我设置的牢笼，很多白领的生活状态尤其是不少企业高管的“过劳死”就说明了这一点。
相当一部分人的休闲意识尚未觉醒。调查显示，多数人更重视工作，而忽略了休闲。尤其是农民。在休闲的价值观上，呈现出“主动工作，被动休闲”，休闲消费意识非常淡薄。人们拥有闲暇的时间、传统和活动，但在心态和文化上却显得仓促无味。对休闲的认识还停留在低层次上，表现为休闲方式比 较单调，上网、看电视是人们选择最多的，其次是户外活动，看书读报、看电影和演出的则较少。
消费主义控制着人们的休闲生活。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向人们描绘了西方“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追逐金钱、过度消费、满足虚荣、穷奢极侈。如今这些现象在我们国家也比比皆是——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超出了主体本身的需求而成为符号化的象征，消费中的攀比心理、虚荣心理导致人们盲目追求高档消费，对人、财、物无节制的滥用和挥霍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失衡、失谐。
人在休闲活动中沦为被动的接受者。休闲不再是主体积极主动的活动，而成为社会、环境强加于其的行为。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家长抹杀孩子的天性，使之奔波于各种补习班与特长班，而忽视了孩子真正的兴趣与才情。逢年过节，各旅游景点人头攒动，人不是跟随着风景和兴致在移动，而是在茫茫人海中随波逐流，停车难、吃饭难、住宿难、如厕难，以至于很多人旅游度假归来的感受是身心疲惫。
以上种种状况背离了休闲的本质，是社会发展中的不和谐之音。它们的产生不仅有个体的因素，更有深刻的制度根源。
1 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导致休闲的非均衡发展。“休闲”这个概念真正跃人国人的视野不过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广大人民可以不断提高休闲水平着实得益于改革这场伟大的革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渐进式的制度变迁过程，由于各个地区原有的物质文化基础有好有差，经济改革的步伐有快有慢，生产力变革的效率有高有低，人们对新的社会规范的认识有深有浅，必然会同时出现多元的社会生存方式和价值评判标准，从而导致休闲的非均衡发展。这种非均衡一方面是基于物质基础差异所引发的城乡休闲差别、贫富休闲差别和地区休闲差别，另一方面是由于认识水平不同所造成的对休闲及其本质理解的差别。
2 制度变迁对传统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现代社会休闲发生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即休闲的自我实施制度的变迁受到历史的相关因素的制约，存在着路径依赖。这种依赖性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以闲为耻的伦理道德。中国人历来以热爱劳动、吃苦耐劳著称，因此，在人们思想意识深处，有意无意地把休闲与偷懒、无所事事等同起来，而且出现了“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小人闲居者为不善”等说辞，相当一部分人不希望也不愿意闲。第二，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我国的等级观念源远流长，不同阶级的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严格的区别，下层社会的人总是力图向上层社会迈进，并以效仿他们的生活方式为荣，而上层社会的人也因享有特权、财富和声望而倍感优越。这种观念在今天这个比较平等的社会中，突出表现在人们对功名利禄的无止境追逐以及高官、富人、社会精英等阶层在休闲、消费方面对普通民众的示范效应。
3 社会转型期的制度真空导致主体行为失范。在我国社会转型期，许多旧的社会规范已被打破，而新的社会规范还处于萌芽期，于是形成了一个制度真空阶段，使人们在休闲活动中不受或少受相应的制度制约，驱使人们有意无意地作出各种各样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与此同时，西方的一些社会思潮诸如拜金主义、自由主义涌入我国。重视人的物质利益、强调自由竞争和个性张扬固然符合市场精神，但拜金主义、自由主义的泛滥却使人性需求走向极端——通过具有极大张力的活动形式寻求浓烈和刺激的感官享受，强调自我、为所欲为乃至突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4 制度供给不足和现有制度的不合理阻碍了休闲的发展。通常认为，政府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对制度需求而言，制度供给总是相对滞后的，制度供需的不平衡最终导致制度创新。虽然休闲自古就有，但休闲发展至普及大众并日益凸显其重要地位，这在当前还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因此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制度缺失和不合理的地方。第一，缺乏对休闲活动的指导调控机制，人们在休闲过程中重物质享受、轻精神食粮，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发展。第二，缺乏对休闲设施的投入建设机制，许多休闲场所无论是硬件环境还是软件环境都不能满足人们多层次的休闲需求。第三，休假制度不合理，居民休假时间比较固定和集中，给假日休闲带来诸多问题。第四，政府公共职能弱化，缺乏对农民、低收入者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休闲关怀。
5 制度实施机制的弱化导致制度效率低下。判断一个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制度本身是否完善以外，更主要的是看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都变得形同虚设。如我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可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超过1小时，特殊情况下可延长3小时，但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如果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必须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报酬。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不加约束地延长员工的劳动时间，让员工无偿加班，甚至不惜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在很多人看来，5天工作、每天8小时的工作制已越来越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
三、从制度供给入手推动休闲健康发展
从制度供给入手推动休闲健康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制度上保障公民的劳动权和休闲权。这不仅要从法律上和相关制度上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更提出了减少劳动时间的客观要求。马克思的学生和战友拉法格在批判资本主义残酷剥削时，号召劳动者在争取“懒惰权”(其实就是休闲权)的旗帜下拒绝每天劳动3小时以上。无独有偶，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建议把工作时间减少到4小时，“一天工作4小时应能使一个人得到必需品和生活的基本舒适条件，剩下的时间应属于他，他觉得怎么恰当就怎么用”。随着生产力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会有一部分人从工作岗位中游离出来，迈入失业大军。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特殊的国家，不仅有显性失业，还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那么，为什么不换一种思路，通过减少在职员工的劳动时间来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呢?这能在满足更多人劳动权的基础上，为充分休闲提供物质和时间条件。有学者已提出建议，要进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调研和论证准备，而欧洲某些福利国家在这方面的相关措施也可供我们借鉴。
(二)加强休闲的国民教育和舆论引导。目前，休闲教育在我国并没有成为一项普及性的教育，只是在一些高等院校的某些专业，如旅游管理专业，逐渐开设了一些相关课程。人们的休闲活动缺乏引导，多是一种出自本能的行为。因此，建议将休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注重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休闲活动技能的灌输与培养、休闲文化品位的陶冶与提升。此外，我们的媒体在宣传教育方面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当下很多报刊杂志动辄宣扬所谓的香车美女、华服豪宅、 奇珍异宝，这无异于推动人们去追求、去效仿一种不健康的生活。事实上，金钱权力与人的幸福感并不是完全成正比的，在很多国家，人们的休闲观念正悄然发生变化。美国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现在提倡一种“少做一点、少赚一点、少花一点”的“自愿简单”的生活，而一向被称为“工作狂”的日本人近年来也提出要回归人的本真。什么应该提倡、什么应该反对，公众舆论要发挥好正确的导向作用。如此双管齐下，才能在全社会形成科学、合理、健康和可持续的休闲观。
(三)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职能。人们是否选择休闲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休闲受多种因素影响。在工资总体水平不高时，休闲的机会成本(放弃休闲而选择工作所能获得的报酬)增加，人们倾向于增加工作而放弃休闲；当工资的总体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收入增加的边际效用和休闲的边际机会成本都下降了，人们会更多选择休闲，此时休闲环境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政府部门要从上述效应出发，发挥好相应的职能作用。一方面是在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缓解人们预期心理压力上下功夫。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物质需求，而且重视他们的休闲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是在发展休闲基础设施，改善休闲环境上下功夫。政府作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主要在于弥补“市场缺位”，因此，必须加大对公共绿地、公园、休闲广场、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的投资，着力提高人民的总体福利水平；加大对休闲场所和旅游景区的配套建设，包括道路建设、垃圾污水处理设施、供水供电设施、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设施等。
(四)改革现有的休假制度。我国现有的休假制度，实际上是鼓励大家在同一时间集体外出，造成节假日期间人流如潮，节日过后门庭冷落。目前，人们的休闲及消费尽管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有一定作用，但是对交通和休闲地点造成的压力更大，影响了人们的休闲质量和休闲欲望。而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带薪休假的权利，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提出，要推行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合理调整居民工作和闲暇时间，但由于缺乏带有法规性的实施细则和具体落实措施，没有从基本的劳动组织和用工机制层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带薪休假制度常常沦为空谈。因此，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尽快组织调研与论证，将带薪休假制度法规化、细则化、普及化。各企事业单位也应自主开展实践，如鼓励职工轮班、实行弹性工作制等，在不改变现行休假总天数的前提下，改变休假时间的空间分布，缓解休闲环境难以承受之重。
(五)提高制度的违约成本。一个国家的制度实施机制是否健全，取决于制度违约成本的高低。“当某人从事违约行为(或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此人便会选择违约。如果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的预期收益，那么社会的市场秩序必然和谐稳定。”数年前一位美国青年在新加坡旅游期间，因在公共场所公开“涂鸦”而受到了笞刑的严厉惩罚，美国总统求情也无济于事；韩国汉城市政府对随地吐痰者课以约合人民币300元的重罚，结果短短一年间随地吐痰的不文明现象几乎绝迹。因此，只有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和惩治体系，对损害人们休闲权的行为及休闲活动中的顽疾进行严厉地惩治，我国的休闲市场才能健康和谐发展。
责任编辑 于晓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