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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过最初的冲击、兴奋、激动和迷茫之后，大踏步进入中国的海外时装教育项目正在从无序中走向真实的竞争力诉求。然而，基本信息的不对称与信息的局限，使求学者依然真实难辨、无从选择。但高额学费、时间成本正在成为许多学子的教育消费困局。解读中外时装教育合作办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不仅有利于中国教育的发展，更有助于中国服装事业的发展和提升。
中外合作在中国
现在，我们需要从我国中外合作办学走过的路中寻找到时装教育国际合作的轨迹，来判断其得失。
中外办学发展史
中外合作办学起始于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手笔。1978年6月23日，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邓提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自此，我国教育走向开放。
不过，1978～1985年的教育开发主要表现在互换留学人员、互换专家学者、教育和学术交流方面。教育合作项目仅有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世界银行达成协定的教育项目，以及中美法学、中美经济学、中英教育等合作项目，且都获得合作方的贷款或援款。
1986年9月，我国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被誉为“不出国的留学园地”。
此后在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历经了快速的发展。
2003年3月1日，法制建设的逐步深入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务院发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这是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行政法规。
然而，法规依然无法实现良好的运行秩序。基于中外合作办学中的许多乱像——关于打着合作办学的幌子其实在搞留学项目、夸大或虚假宣传，合作办学层次低，国外大学档次不够，国外高校参与少等问题媒体已有广泛的报道。
于是，教育部自2006年开始暂停了所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于机构的审批工作。以致大量合作办学计划受到了严重影响。比如东华与FIT五年前签署的数字媒体和动画两个专业上的合同项目就进退维谷。即便再度审批也将遭遇与外方合同到期的困扰。
今年初，教育部外事工作会决定今后继续鼓励国内院校与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合作，并恢复自2006年已中断了约4年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审批。
语言成关键
外语水平已成为渴望走出国门的学子能否顺利出国留学的关键指标。
这深深地困扰着太多的学员，尤其是那些在语言学习上实在缺少天赋的学生。
基于英语的强大影响力，英语系国家更容易成为学子们的目标。毕竟初中与高中就已学习了六年了。而法国与意大利也纷纷开设英语课程。
不过，这或许也成为语言学习的一个新动力。
最困扰的是日本。日语需要重新学习，突然抛弃原来学习多年的英语的确是一大损失。这也是BUNKA时装教育推行的一大主要难题，否则其中国生源会来得更多。
学费成本偏低
对于有意接受海外优质教育的学子来说，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他们的一个更优选择。据有关数字统计，读取中外合作项目的时间与费用均大大降低。
由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基本实现与当年高校招生同步，比去海外大学留学前准备语言和签证申请少花半年至一年时间。并且，由于“3+1”或者“2+2”的教学模式缩短了海外求学时间，所以节省了相当于2／3的现金成本。
教育管理之殇
事实上，从时装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实践来看，即便是教育部的一些所谓指标与甄别方法也是有问题的。如对招生录取标准降低现象的批判就无形中把那些文化课成绩不好、但某方面有专长的学生排除在外了，而非学历教育帮助那些一次高考落榜生成才的作用被抹杀。
事实上，教育管理的一些弊端与滞后性都在一些层面体现出来了。改革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而这些，能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及其实施细则中得以解决吗?
教育须防“倾销”
正如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今年3月2日举行的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试点工作会上的说法，一些教育发达国家因本国生源不足，教育资源过剩，加上受经济危机影响，教育输出愿望强烈。故亦需要维护我国教育利益，防范教育倾销。
事实上，英国、法国、意大利的一些时装学校均有此嫌疑。
对于中国急需发展的职业教育来说，日本与德国的工程技术教育或许是最值得借鉴与引进的。
时装中外合作办学探究
中外合作项目是否经过科学的论证与决策呢?现在看来，问题不一而足。
在我国传统服装教育体系中，受日本的影响是最大的。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副院长季晓芬也说浙理工的服装专业就起始于原校长在日本留学时的借鉴。不过，即便是学日本，教学也更新得太慢。一位武汉某服装院校的副院长来上海装苑文化服装学校向BUNKA教员笠井教授讨教时被告知BUNKA原型已在2000年做了更新，而国内用的BUNKA原型还是数十年前的。
合作可有选择
中外合作方面的意识是毋庸置疑的。正如东华大学服装艺术学院院长李珂玲所言，首先，中国服装教育起步比较晚，像我们的服装设计专业1984年才开办。而国际上比较早，比如法国ESMOD有160多年的历史、BUNKA也有90年的历史。然而，为何现在才与外方合作，这一点，我们的院校表现出来的并非完全的自信。比如李珂玲说起合作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点认为是“文化对我们学院的合作意愿也很强，文化理事长大沼先生也很看重中国文化”。而季晓芬也承认FIT一开始找的是东华。有趣的是，对于当初FIT为何没有与东华合作的原因，无论是李珂玲还是季晓芬都讳莫如深，不愿道破真情。而这一疑团或许已成为我采访中的最大失败。
显然，大多数项目的中外合作成因依然属于机缘巧合型。即在特定时期与当时所能接触到、并且对方愿意合作的国际院校达成的合作。早早就对全球教育资源进行全面比较分析、并均进行接触后作出更主动性选择的现象极为罕见。
所幸的是，尽管如此，现在国内已合作的国际院校质量还算比较高。尤其是本科项目中FIT、BUNKA以及奢侈品管理培训课程中的POLIMODA都是顶级名校。虽然几所法国的合作院校现在法国均不算顶尖的时装院校，但至少埃非的教学是严谨的。
名校能否来开分校
三大名校中只有圣马丁没有与中国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办学，而只是招收留学生。
其实POLIMODA也没有太多项目在中国运作，其自身的许多非学历高端时尚培训项目也多属于招收世界 留学生或在职生的。
到中国去吗?这是个问题。
这或许是两种哲学。开办多个国家分校属于做市场的利益模式。这往往忧虑于其师资跟不上而被指责为过滥行为。正如我在与一位教育业者沟通时的共识大学有没有大师才是关键，而不是校园有多大。
ESMOD是前车之鉴吗?大名鼎鼎的马兰欧尼也有此嫌疑。即便是连锁校多达300多所的BUNKA也只是输出教学体系与培养教员等，而甚少派出教员。像美国的加州大学其分校甚至比总校名气还大，这是罕见的案例。绝大多数的一流大学都不会开设分校。连李珂玲也说我们(即便是在本校)不会去追求扩大规模。就是因为教育的培育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开设分校又要保证教学品质，这或许是门艺术。并非分校就有问题，但的确需要更高的智慧找到运营之道。
中国的办学成就
过去十年，尤其是2000～2004这五年海外时装教育资源的密集进入中国，的确给中国时装教育带来了深刻而长远的变化。这一点，在几位院长的言辞中袒露无疑。
尤其是本身在本土时装院校中从事时装教育的人士，在新进入的国际合作班与其原来教授或管理的普通班的教学体系对比中获得了很多启发。他们会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各自的优劣点，从而寻找到互补性，反哺国内教育。也许可以把海外时装教育的进入视为外方某种商业或市场上的侵略，但他们的确快速地构成了中国时装教育的结构性调整与内生性变革的重要动力。外方的强势(尤其是一开始的那种优越感导致的强势)导入带来巨大的冲击。
当然，有些更追求商业利益的非学历国际合作项目的经营者则会相对崇洋媚外地过于贬低中国的时装教育、尤其看不到本土的进步。
那么，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
我从两份内部材料看到了两个院校的自我表达。东华总结为：教育观念的更新、教育平台的构建、课程体系的创新、教学方法的改革、师资队伍的提升五个方面。浙江理工的经验总结得更细节：夯实、拓宽基础与加强专业教育相结合；增设新课程，全面推进课程教学改革：改革毕业设计的教学环节；改革授课进程，增加课外练习强度，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教学模式的借鉴：IFA shanghai的学生感受到法国的自由式教学模式，老师有时会让学生围坐着交流式授课。东华的老师则充分感受到BUNKA所代表的日式教育，那种一丝不苟的专业基础教育。浙江理工吸取了美国式的与市场高度结合的理念，增设新课程或经重大改革的课程多达20多门。
本土师资的提高：浙江理工从2000年开始陆续有36位教师输送到FIT去进修过、东华更是早在1989年就把所有教师派遣至BUNKA、IED等国外名校去学习。而以东华为代表的师生国际交流、各种交换生项目的开展让这一代的时装学员极大地扩展了视野。中外合作办学活跃的院校往往教师的国际化程度越高。时装教育不再是闭关锁国、闭门造车，而是飞快地走向了国际化。季晓芬自称当年属于第一批去FIT的教师。一般去学习的都只是学一门课程，她却选择了两门课程，昏天黑地地像海绵一样在吸收，被笑称“Cracy Chinese girl”。
学习氛围的形成：浙江理工已感受到了学习氛围的深刻变化。比如许多学生为了去留学而纷纷努力地学习外语。
国际声望的提升：李珂玲表示：“我做院长10年了，开始人家真的不了解你，但现在他们就觉得我们的学生大踏步地前进了，当然这也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教育进步有关，特别是国际合作平台带来的进步。现在，连FIT的老师都发现我们的学生上手很快。”
当然，并非都是好现象。我在一些海外名校访问时还听到一些不和谐之音。比如有些学生出去后不遵守所留学院校的制度，在纪律性、认真度、甚至人格等方面均未得到外方的尊重。
合作下的中国之道
经过多年的成长，今天的中国时装教育中外合作开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与因应之策。
已不仅是引入合作院校的教学资源，更高明的一些做法也出现了。比如季晓芬说起这两年配合杭州市政府“中国杰出女装设计师发现计划”而发展起来的的设计师委托培训高级研修班，广泛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的专家来为杭州设计师上这个课程，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周哓鸣则表示特别注重学生的选择。学历班“只是要文凭的我不建议你来，没兴趣的话我们头痛小孩头痛教师也头痛。”
东华就突破了纯粹日系合作概念，“我们为了学生的知识面更广一点，在发现日本色彩比较沉闷后，我们觉得应该改善这一点。于是我们在时装画方面请了英国的老师、在色彩方面连续三年请了法国的老师。”李珂玲如是表示。
这一点来说普通高校有更丰富的资源与实践来统筹与比较、并作出调整反应。
但非学历教育也有高明之处。最醒目的例子是意国时尚公司总经理严骏与北大合作的奢侈品管理培训项目中海纳百川地吸纳了法国、意大利等多国资深专家教授，而并未像其他项目那样只是单纯源于合作外方院校的狭窄教员资源(事实上，意国北大这一项目本就没有POLIMODA的股份，而只是为高明的严骏借用了其名誉)。
不再是盲目地吸收一个合作院校的教学资源，而是有所比较、有所取舍、综合吸收。这或许足以管窥中国时装教育国际化方面的进步。
国际合作的国内格局
在国际化运动中，南方的院校以及内陆地区的时装院校显然大大落伍于以上海为代表的华东沿海及其他少数几个地区的同行。尤其是老大哥东华更是国际合作资源丰富。甚至还因为一些政策或者是特别针对211工程大学的一些规范化程序而影响了一些项目的合作或进展，比如与FIT的合作。“我们要求规范，这也导致丧失了很多机会。而且外方还很不理解，会说你们东华凭什么这么牛。”
由于时装教育上的中外差距明显，以致中外合作办学开展力度成为国内时装高校间的另一大差距新来源。这已让许多时装院校在国内的差距拉得很开。
更糟糕的是，可供其他院校选择的国际优势教育品牌已不多。
新时期下的危机
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遇到了新的教育产业危机，这种危机是由以下三方面造成的：过去多年大学的扩招、教育适龄人口的减少、渠道的增多(如出国留学)。
尽管采访中各学校纷纷表示“金融危机后的确有所影响，但我们学校还好”，实际的情况是有些学校所受影响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让人担心的是，现在已深受招生困扰的教育机构未来又可能遭遇愈加严重的危机吗?
可否冀望于非学历教育的转型吗?如能否转型为周晓鸣等所设想的面对在职人士受教育消费者。
认知和选择的慎重
事实上，在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的情形下，大多数学子对留学目的地 以及国内不同背景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都不甚了解。目前看来，各国的教育均有其优劣。而不同国家的学校深深受到了本国国情的影响。
如法国与意大利奢侈品产业很发达故其奢侈品管理教育走在前面。英国历来崇尚创意，故其创作设计是其长处。现代成衣工业起源于美国，并且其消费市场也最大，故其在成衣制作与营销方面走在前面。
而日本的规模工业、东方人体原型、扎实技术基础、以及走出欧美笼罩的独特发展思路乃至于设计风格等均值得中国学习。
由此，我们必须在接受海外时装教育上有更深刻的认知。毕竟，高额的学费不一定能换来相应的成果。
文化课的悖论
关于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中的一个重大教学区别，就是是否要求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公共文化课程。目前看来，文化课在学历制教育中成了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不得。非学历教育项目以此为荣，认为他们让学生抛弃了所有的文化课，从而有更多的时间让学生学好专业课程。以致其一句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我们三年的专业内容还超过了他们本科生四年的程度”。
然而，这真的值得骄傲吗?
事实上，这正是中国教育失败的最大特征。失去了为人标准与人性塑造，光有技术就能让人安身立命吗，事实上，高科技罪犯更可怕呢。
我们或许可以容许非学历教育在艰难运营中自我标榜，但对学历教育中关于人的素养本身的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理应不得宽容。否则，原本在国家层面树立的导向不但得不到价值彰显，反而愈来愈遭致非学历教育界与作为学历教育消费者的学生的攻击与唾弃。
教育可否更市场化
现在，非学历教育的这种教员与学员的大量流动性带来了全新的局面，这使得教育愈加市场化，更像一个成熟的产品，学生自由地在不同的教育机构中选择教育产品。一旦不满意所在学校的教学，则可以立即跳至另一家。这就不至于像传统学历制教育那样被传统教育体系的笼罩下“被”完成四年的学业了。
当然，目前这种格局主要在上海形成了。随着莱佛土的全国全球性扩张，我们不禁期待这种竞争格局的全国化展开。IFA外方也设想了发展更多连锁校的计划，广州、西安等地的一些学院也与IFA也有过接触。但由于上海项目的尚未收支平衡而无力扩展。
这让我不由地产生一个强大的假设诱惑：是否可以瓦解我们所有的应用型学科的学历教育体系，让其全面走向市场化呢?
学费及机制的变迁
而就当前的市场化教育交易关系来说，这其中还有个技术问题：那就是教育产品的买卖关系并未均衡、或许永远不可能真正均衡。迄今为止，教育机构都是一次性把学生一年或一学期的学费交齐。这就未能及时而合理地反映教育市场供求关系与供求形势、以及快速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是否有机构愿意让学生月付学费?或者可否让学生把学费一次性打八一个类似支付宝这样的第三方支付工具中，学生每上一天课、甚至一节课就由第三方支付平台将一天或一节课的学费转至教育机构?
此外，还可以设计一个监管机构，实时反映同类教育机构在提供相同教育产品时的收入。而不至于学生与教育机构间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学生获取信息时的高额成本。
如是，则将所有教育机构推上了一个超级竞争的环境中，令其一刻也不得松懈地全力致力于提高教学品质。从而更能体现出教育机构的竞争力，更能反映教育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的教育机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不过，许多教育界人士或许会抨击我的设想：似乎在稳定性、尤其是需要一段时期方能见效的教育产品上容易被急功近利的机制所影响。
可否探索一种平衡呢?
何是教育之本
教育一词几乎就承载着社会发展的动力压力和我们每一个体的人生希望。故关于教育的话题，总是议论纷纷、永无止境。在我看来，我们抛开这些表象的光华，回归教育的本质，方能觅得真正的奥秘。
按照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名著《菲利普二世时千莨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的类似方法论，我们也可以将时装教育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教会学生一种实用技术。可悲的是，绝大多数教育机构均仅仅停留于此。更可悲的是，中国的许多时装院校甚至在这一点上还做得很不足够。
第二层次则是紧紧掌握产业潮流，实现时装教育与产业需求的结合。甚至在一些领域作前瞻性的研究及教育的布局。比如今天哪些产业趋势对教育产生了影响呢?世界性的产业转移、科技的应用、绿色价值的普及FIT的毕业生许权荣就批评连其母校也未及时抓住ODM潮流、以及PLM的技术变迁，从而在教育上作出反应。POLIMODA的产业化程度或许是最深的。那么又还有几家院校有好的表现呢?
最深的第三层次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另一问题：教育是什么?中国古语“传道授业解惑”?事实上，教育的实质是让学生有着独立思考的自主精神。那么，所谓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技术均应致力于激发学生的个性潜能，从而具有更丰富的创造性。
在我中学时代曾读过《辽宁青年》的一篇关于一位美国驾驶教练为何广受欢迎的故事，该文说这位教练不仅教年轻人开车，更与他们一起讨论性、职业、人生。他也许在教青年驾驶人生。1990年代末IMG总裁马克·H·麦克科迈克写的畅销书《哈佛学不到》中有一段描述一位杰出的高尔夫球手的话“你看你这球打偏了，其实是你的心灵失衡了”。
而聪明的学生自会感悟真正的教育成果。一位画家朋友跟我聊起他的另一位旅英画家朋友陈波篮当年在华东师大美术学院上著名画家陆严少的课时，陆对陈说，我画画时我看你很仔细地在看，我讲理论时你却经常不听，为何?陈说，绘画是一种技法，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我要看你怎么画的，至于理论我自己会去书上看。陆感叹这个班就你一个人在画画。
事实上，我们跟大师学到的是什么呢?也许就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理念、一种追求的执着。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大师格言往往是教育的最精华。
这也是奢侈品管理专业致力于聘请大人物来教学的道理。
中外合作在中国
现在，我们需要从我国中外合作办学走过的路中寻找到时装教育国际合作的轨迹，来判断其得失。
中外办学发展史
中外合作办学起始于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手笔。1978年6月23日，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邓提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自此，我国教育走向开放。
不过，1978～1985年的教育开发主要表现在互换留学人员、互换专家学者、教育和学术交流方面。教育合作项目仅有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世界银行达成协定的教育项目，以及中美法学、中美经济学、中英教育等合作项目，且都获得合作方的贷款或援款。
1986年9月，我国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被誉为“不出国的留学园地”。
此后在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历经了快速的发展。
2003年3月1日，法制建设的逐步深入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务院发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这是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行政法规。
然而，法规依然无法实现良好的运行秩序。基于中外合作办学中的许多乱像——关于打着合作办学的幌子其实在搞留学项目、夸大或虚假宣传，合作办学层次低，国外大学档次不够，国外高校参与少等问题媒体已有广泛的报道。
于是，教育部自2006年开始暂停了所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于机构的审批工作。以致大量合作办学计划受到了严重影响。比如东华与FIT五年前签署的数字媒体和动画两个专业上的合同项目就进退维谷。即便再度审批也将遭遇与外方合同到期的困扰。
今年初，教育部外事工作会决定今后继续鼓励国内院校与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合作，并恢复自2006年已中断了约4年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审批。
语言成关键
外语水平已成为渴望走出国门的学子能否顺利出国留学的关键指标。
这深深地困扰着太多的学员，尤其是那些在语言学习上实在缺少天赋的学生。
基于英语的强大影响力，英语系国家更容易成为学子们的目标。毕竟初中与高中就已学习了六年了。而法国与意大利也纷纷开设英语课程。
不过，这或许也成为语言学习的一个新动力。
最困扰的是日本。日语需要重新学习，突然抛弃原来学习多年的英语的确是一大损失。这也是BUNKA时装教育推行的一大主要难题，否则其中国生源会来得更多。
学费成本偏低
对于有意接受海外优质教育的学子来说，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他们的一个更优选择。据有关数字统计，读取中外合作项目的时间与费用均大大降低。
由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基本实现与当年高校招生同步，比去海外大学留学前准备语言和签证申请少花半年至一年时间。并且，由于“3+1”或者“2+2”的教学模式缩短了海外求学时间，所以节省了相当于2／3的现金成本。
教育管理之殇
事实上，从时装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实践来看，即便是教育部的一些所谓指标与甄别方法也是有问题的。如对招生录取标准降低现象的批判就无形中把那些文化课成绩不好、但某方面有专长的学生排除在外了，而非学历教育帮助那些一次高考落榜生成才的作用被抹杀。
事实上，教育管理的一些弊端与滞后性都在一些层面体现出来了。改革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而这些，能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及其实施细则中得以解决吗?
教育须防“倾销”
正如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今年3月2日举行的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试点工作会上的说法，一些教育发达国家因本国生源不足，教育资源过剩，加上受经济危机影响，教育输出愿望强烈。故亦需要维护我国教育利益，防范教育倾销。
事实上，英国、法国、意大利的一些时装学校均有此嫌疑。
对于中国急需发展的职业教育来说，日本与德国的工程技术教育或许是最值得借鉴与引进的。
时装中外合作办学探究
中外合作项目是否经过科学的论证与决策呢?现在看来，问题不一而足。
在我国传统服装教育体系中，受日本的影响是最大的。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副院长季晓芬也说浙理工的服装专业就起始于原校长在日本留学时的借鉴。不过，即便是学日本，教学也更新得太慢。一位武汉某服装院校的副院长来上海装苑文化服装学校向BUNKA教员笠井教授讨教时被告知BUNKA原型已在2000年做了更新，而国内用的BUNKA原型还是数十年前的。
合作可有选择
中外合作方面的意识是毋庸置疑的。正如东华大学服装艺术学院院长李珂玲所言，首先，中国服装教育起步比较晚，像我们的服装设计专业1984年才开办。而国际上比较早，比如法国ESMOD有160多年的历史、BUNKA也有90年的历史。然而，为何现在才与外方合作，这一点，我们的院校表现出来的并非完全的自信。比如李珂玲说起合作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点认为是“文化对我们学院的合作意愿也很强，文化理事长大沼先生也很看重中国文化”。而季晓芬也承认FIT一开始找的是东华。有趣的是，对于当初FIT为何没有与东华合作的原因，无论是李珂玲还是季晓芬都讳莫如深，不愿道破真情。而这一疑团或许已成为我采访中的最大失败。
显然，大多数项目的中外合作成因依然属于机缘巧合型。即在特定时期与当时所能接触到、并且对方愿意合作的国际院校达成的合作。早早就对全球教育资源进行全面比较分析、并均进行接触后作出更主动性选择的现象极为罕见。
所幸的是，尽管如此，现在国内已合作的国际院校质量还算比较高。尤其是本科项目中FIT、BUNKA以及奢侈品管理培训课程中的POLIMODA都是顶级名校。虽然几所法国的合作院校现在法国均不算顶尖的时装院校，但至少埃非的教学是严谨的。
名校能否来开分校
三大名校中只有圣马丁没有与中国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办学，而只是招收留学生。
其实POLIMODA也没有太多项目在中国运作，其自身的许多非学历高端时尚培训项目也多属于招收世界 留学生或在职生的。
到中国去吗?这是个问题。
这或许是两种哲学。开办多个国家分校属于做市场的利益模式。这往往忧虑于其师资跟不上而被指责为过滥行为。正如我在与一位教育业者沟通时的共识大学有没有大师才是关键，而不是校园有多大。
ESMOD是前车之鉴吗?大名鼎鼎的马兰欧尼也有此嫌疑。即便是连锁校多达300多所的BUNKA也只是输出教学体系与培养教员等，而甚少派出教员。像美国的加州大学其分校甚至比总校名气还大，这是罕见的案例。绝大多数的一流大学都不会开设分校。连李珂玲也说我们(即便是在本校)不会去追求扩大规模。就是因为教育的培育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开设分校又要保证教学品质，这或许是门艺术。并非分校就有问题，但的确需要更高的智慧找到运营之道。
中国的办学成就
过去十年，尤其是2000～2004这五年海外时装教育资源的密集进入中国，的确给中国时装教育带来了深刻而长远的变化。这一点，在几位院长的言辞中袒露无疑。
尤其是本身在本土时装院校中从事时装教育的人士，在新进入的国际合作班与其原来教授或管理的普通班的教学体系对比中获得了很多启发。他们会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各自的优劣点，从而寻找到互补性，反哺国内教育。也许可以把海外时装教育的进入视为外方某种商业或市场上的侵略，但他们的确快速地构成了中国时装教育的结构性调整与内生性变革的重要动力。外方的强势(尤其是一开始的那种优越感导致的强势)导入带来巨大的冲击。
当然，有些更追求商业利益的非学历国际合作项目的经营者则会相对崇洋媚外地过于贬低中国的时装教育、尤其看不到本土的进步。
那么，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
我从两份内部材料看到了两个院校的自我表达。东华总结为：教育观念的更新、教育平台的构建、课程体系的创新、教学方法的改革、师资队伍的提升五个方面。浙江理工的经验总结得更细节：夯实、拓宽基础与加强专业教育相结合；增设新课程，全面推进课程教学改革：改革毕业设计的教学环节；改革授课进程，增加课外练习强度，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教学模式的借鉴：IFA shanghai的学生感受到法国的自由式教学模式，老师有时会让学生围坐着交流式授课。东华的老师则充分感受到BUNKA所代表的日式教育，那种一丝不苟的专业基础教育。浙江理工吸取了美国式的与市场高度结合的理念，增设新课程或经重大改革的课程多达20多门。
本土师资的提高：浙江理工从2000年开始陆续有36位教师输送到FIT去进修过、东华更是早在1989年就把所有教师派遣至BUNKA、IED等国外名校去学习。而以东华为代表的师生国际交流、各种交换生项目的开展让这一代的时装学员极大地扩展了视野。中外合作办学活跃的院校往往教师的国际化程度越高。时装教育不再是闭关锁国、闭门造车，而是飞快地走向了国际化。季晓芬自称当年属于第一批去FIT的教师。一般去学习的都只是学一门课程，她却选择了两门课程，昏天黑地地像海绵一样在吸收，被笑称“Cracy Chinese girl”。
学习氛围的形成：浙江理工已感受到了学习氛围的深刻变化。比如许多学生为了去留学而纷纷努力地学习外语。
国际声望的提升：李珂玲表示：“我做院长10年了，开始人家真的不了解你，但现在他们就觉得我们的学生大踏步地前进了，当然这也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教育进步有关，特别是国际合作平台带来的进步。现在，连FIT的老师都发现我们的学生上手很快。”
当然，并非都是好现象。我在一些海外名校访问时还听到一些不和谐之音。比如有些学生出去后不遵守所留学院校的制度，在纪律性、认真度、甚至人格等方面均未得到外方的尊重。
合作下的中国之道
经过多年的成长，今天的中国时装教育中外合作开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与因应之策。
已不仅是引入合作院校的教学资源，更高明的一些做法也出现了。比如季晓芬说起这两年配合杭州市政府“中国杰出女装设计师发现计划”而发展起来的的设计师委托培训高级研修班，广泛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的专家来为杭州设计师上这个课程，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周哓鸣则表示特别注重学生的选择。学历班“只是要文凭的我不建议你来，没兴趣的话我们头痛小孩头痛教师也头痛。”
东华就突破了纯粹日系合作概念，“我们为了学生的知识面更广一点，在发现日本色彩比较沉闷后，我们觉得应该改善这一点。于是我们在时装画方面请了英国的老师、在色彩方面连续三年请了法国的老师。”李珂玲如是表示。
这一点来说普通高校有更丰富的资源与实践来统筹与比较、并作出调整反应。
但非学历教育也有高明之处。最醒目的例子是意国时尚公司总经理严骏与北大合作的奢侈品管理培训项目中海纳百川地吸纳了法国、意大利等多国资深专家教授，而并未像其他项目那样只是单纯源于合作外方院校的狭窄教员资源(事实上，意国北大这一项目本就没有POLIMODA的股份，而只是为高明的严骏借用了其名誉)。
不再是盲目地吸收一个合作院校的教学资源，而是有所比较、有所取舍、综合吸收。这或许足以管窥中国时装教育国际化方面的进步。
国际合作的国内格局
在国际化运动中，南方的院校以及内陆地区的时装院校显然大大落伍于以上海为代表的华东沿海及其他少数几个地区的同行。尤其是老大哥东华更是国际合作资源丰富。甚至还因为一些政策或者是特别针对211工程大学的一些规范化程序而影响了一些项目的合作或进展，比如与FIT的合作。“我们要求规范，这也导致丧失了很多机会。而且外方还很不理解，会说你们东华凭什么这么牛。”
由于时装教育上的中外差距明显，以致中外合作办学开展力度成为国内时装高校间的另一大差距新来源。这已让许多时装院校在国内的差距拉得很开。
更糟糕的是，可供其他院校选择的国际优势教育品牌已不多。
新时期下的危机
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遇到了新的教育产业危机，这种危机是由以下三方面造成的：过去多年大学的扩招、教育适龄人口的减少、渠道的增多(如出国留学)。
尽管采访中各学校纷纷表示“金融危机后的确有所影响，但我们学校还好”，实际的情况是有些学校所受影响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让人担心的是，现在已深受招生困扰的教育机构未来又可能遭遇愈加严重的危机吗?
可否冀望于非学历教育的转型吗?如能否转型为周晓鸣等所设想的面对在职人士受教育消费者。
认知和选择的慎重
事实上，在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的情形下，大多数学子对留学目的地 以及国内不同背景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都不甚了解。目前看来，各国的教育均有其优劣。而不同国家的学校深深受到了本国国情的影响。
如法国与意大利奢侈品产业很发达故其奢侈品管理教育走在前面。英国历来崇尚创意，故其创作设计是其长处。现代成衣工业起源于美国，并且其消费市场也最大，故其在成衣制作与营销方面走在前面。
而日本的规模工业、东方人体原型、扎实技术基础、以及走出欧美笼罩的独特发展思路乃至于设计风格等均值得中国学习。
由此，我们必须在接受海外时装教育上有更深刻的认知。毕竟，高额的学费不一定能换来相应的成果。
文化课的悖论
关于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中的一个重大教学区别，就是是否要求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公共文化课程。目前看来，文化课在学历制教育中成了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不得。非学历教育项目以此为荣，认为他们让学生抛弃了所有的文化课，从而有更多的时间让学生学好专业课程。以致其一句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我们三年的专业内容还超过了他们本科生四年的程度”。
然而，这真的值得骄傲吗?
事实上，这正是中国教育失败的最大特征。失去了为人标准与人性塑造，光有技术就能让人安身立命吗，事实上，高科技罪犯更可怕呢。
我们或许可以容许非学历教育在艰难运营中自我标榜，但对学历教育中关于人的素养本身的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理应不得宽容。否则，原本在国家层面树立的导向不但得不到价值彰显，反而愈来愈遭致非学历教育界与作为学历教育消费者的学生的攻击与唾弃。
教育可否更市场化
现在，非学历教育的这种教员与学员的大量流动性带来了全新的局面，这使得教育愈加市场化，更像一个成熟的产品，学生自由地在不同的教育机构中选择教育产品。一旦不满意所在学校的教学，则可以立即跳至另一家。这就不至于像传统学历制教育那样被传统教育体系的笼罩下“被”完成四年的学业了。
当然，目前这种格局主要在上海形成了。随着莱佛土的全国全球性扩张，我们不禁期待这种竞争格局的全国化展开。IFA外方也设想了发展更多连锁校的计划，广州、西安等地的一些学院也与IFA也有过接触。但由于上海项目的尚未收支平衡而无力扩展。
这让我不由地产生一个强大的假设诱惑：是否可以瓦解我们所有的应用型学科的学历教育体系，让其全面走向市场化呢?
学费及机制的变迁
而就当前的市场化教育交易关系来说，这其中还有个技术问题：那就是教育产品的买卖关系并未均衡、或许永远不可能真正均衡。迄今为止，教育机构都是一次性把学生一年或一学期的学费交齐。这就未能及时而合理地反映教育市场供求关系与供求形势、以及快速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是否有机构愿意让学生月付学费?或者可否让学生把学费一次性打八一个类似支付宝这样的第三方支付工具中，学生每上一天课、甚至一节课就由第三方支付平台将一天或一节课的学费转至教育机构?
此外，还可以设计一个监管机构，实时反映同类教育机构在提供相同教育产品时的收入。而不至于学生与教育机构间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学生获取信息时的高额成本。
如是，则将所有教育机构推上了一个超级竞争的环境中，令其一刻也不得松懈地全力致力于提高教学品质。从而更能体现出教育机构的竞争力，更能反映教育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的教育机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不过，许多教育界人士或许会抨击我的设想：似乎在稳定性、尤其是需要一段时期方能见效的教育产品上容易被急功近利的机制所影响。
可否探索一种平衡呢?
何是教育之本
教育一词几乎就承载着社会发展的动力压力和我们每一个体的人生希望。故关于教育的话题，总是议论纷纷、永无止境。在我看来，我们抛开这些表象的光华，回归教育的本质，方能觅得真正的奥秘。
按照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名著《菲利普二世时千莨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的类似方法论，我们也可以将时装教育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教会学生一种实用技术。可悲的是，绝大多数教育机构均仅仅停留于此。更可悲的是，中国的许多时装院校甚至在这一点上还做得很不足够。
第二层次则是紧紧掌握产业潮流，实现时装教育与产业需求的结合。甚至在一些领域作前瞻性的研究及教育的布局。比如今天哪些产业趋势对教育产生了影响呢?世界性的产业转移、科技的应用、绿色价值的普及FIT的毕业生许权荣就批评连其母校也未及时抓住ODM潮流、以及PLM的技术变迁，从而在教育上作出反应。POLIMODA的产业化程度或许是最深的。那么又还有几家院校有好的表现呢?
最深的第三层次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另一问题：教育是什么?中国古语“传道授业解惑”?事实上，教育的实质是让学生有着独立思考的自主精神。那么，所谓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技术均应致力于激发学生的个性潜能，从而具有更丰富的创造性。
在我中学时代曾读过《辽宁青年》的一篇关于一位美国驾驶教练为何广受欢迎的故事，该文说这位教练不仅教年轻人开车，更与他们一起讨论性、职业、人生。他也许在教青年驾驶人生。1990年代末IMG总裁马克·H·麦克科迈克写的畅销书《哈佛学不到》中有一段描述一位杰出的高尔夫球手的话“你看你这球打偏了，其实是你的心灵失衡了”。
而聪明的学生自会感悟真正的教育成果。一位画家朋友跟我聊起他的另一位旅英画家朋友陈波篮当年在华东师大美术学院上著名画家陆严少的课时，陆对陈说，我画画时我看你很仔细地在看，我讲理论时你却经常不听，为何?陈说，绘画是一种技法，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我要看你怎么画的，至于理论我自己会去书上看。陆感叹这个班就你一个人在画画。
事实上，我们跟大师学到的是什么呢?也许就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理念、一种追求的执着。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大师格言往往是教育的最精华。
这也是奢侈品管理专业致力于聘请大人物来教学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