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的时代大旗,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他们在文化概念的科学阐释、文化建设的根本措施和方法、文化发展道路和方向、文化发展方针、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和根本任务、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六个方面形成了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文化观
百余年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是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这就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以及它们同中国当代建设的关系。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的时代大旗,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纵观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文化观,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关于文化问题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唯物史观派的“综合创新论”文化观,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化的基本理论为指导,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强调理论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的结合,从而对丰富和发展“综合创新论”文化观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从而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确定实现中国革命目标的路线、方针和斗争策略,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科学的总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相继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沟通互补的思想。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等人提出了“创造的综合”的文化主张。毛泽东汲取前人的智慧,综合党内外同志的真知灼见,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辩证综合创新的文化观。
邓小平首倡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当代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南,奠定了思想基础,也确定了总体目标。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时拨乱反正,排除干扰,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使当代中国文化真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中超拔出来,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新范式。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把我们对“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在文化概念的科学阐释方面的继承和创新
毛泽东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明确论定了“五四”以后新文化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这就科学地阐明了文化发展的领导力量、革命对象和发展方向等一系列理论问题。
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使当代中国文化真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中超拔出来,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新范式,为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确立了总体性的创新目标。他指出:“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在这里,邓小平实质上指出了精神文明的科学概念和基本内容,即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邓小平、江泽民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其主要内容来说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致的。可以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的综合创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告诉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主要是在与经济、政治相对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二、在文化建设的根本措施和方法上的继承和创新
毛泽东提出了一种对待文化问题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己方和彼方”。[1]以这种方法来研究文化,所谓“古今”,就是从时间的角度把文化及其传统看作是历史地发展的;所谓“中外”,就是从空间的角度正确理解和处理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而且要把这两个方面“对照起来研究”,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保守主义。这是文化研究中的一种辩证方法,也是当时文化讨论的正确的结论。对于传统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于外国的东西要“洋为中用”,“全盘西化”不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行,因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这就为人们日后进一步研究文化的融合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邓小平在积极倡导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现代化文明成果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反对思想文化上的全盘西化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面向新的世纪,文化交流和传播越来越成为各国相互关系的中心内容。江泽民指出,既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又要积极吸取和借鉴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即不仅要通过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还要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三、在文化发展道路和方向上的继承和创新
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所谓民族的,是指这种文化“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所谓科学的,是说“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1983年10月,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是针对教育改革与发展而言的,实际上也是新时期整个文化建设的指针,充分体现出邓小平在中华文化综合创新上的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坚持文化上的“三个面向”,就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到“不丢老祖宗,发展老祖宗”。“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种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显然,这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四、在文化发展方针方面的继承和创新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问题的中心“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的”,而“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文化发展“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这就不仅纠正了当时一些文艺工作者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工农兵群众的偏颇,也为此后文艺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研究新情况、新经验,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简称“二为”方向),作为文艺工作的总方针。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艺代表大会上作的祝辞中,重申了“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的思想,并且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1991年,党中央又把“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2]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要求之一,使“二为”方向成为整个文化工作的总方针。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依据我国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对“双百”方针作了阐述。1957年1月,他再一次指出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3]但“统一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与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4]“双百”方针是促进文化发展的方针,也是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正确方针。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文化复兴的起点上,力倡“双百”方针、“三不主义”,为文化的大综合、大创新开辟了广阔道路。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造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5]“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6]这就为文化艺术和科学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气氛、环境和条件。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这一方针。建国五十年的实践表明,没有一种健康的民主气氛,就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无愧于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五、在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和根本任务上的继承和创新
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人既是新型文明的创造者,又是新型文明的体现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造就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毛泽东提出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7]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一次重申:“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上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8]江泽民指出:“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着力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也是推动先进文化发展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
六、在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上的继承和创新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科学地阐述了文化的地位:“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邓小平在精神文明的地位问题上,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他反复强调:“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既不是相互排斥的,又不能相互替代,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是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搞好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作为一个整体,称其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并且进一步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一提法,从凝聚力、激励力和综合国力等方面,揭示了文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吸收了国力学和文化学研究新成果所作出的科学论断。这不仅进一步肯定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赋予它重大的使命和责任,从而将进一步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繁荣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0.
[2]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7-1.
[3][4]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346,350.
[5][6][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10-211,183,28.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380.
关键词: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文化观
百余年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是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这就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以及它们同中国当代建设的关系。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的时代大旗,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纵观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文化观,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关于文化问题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唯物史观派的“综合创新论”文化观,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化的基本理论为指导,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强调理论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的结合,从而对丰富和发展“综合创新论”文化观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从而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确定实现中国革命目标的路线、方针和斗争策略,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科学的总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相继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沟通互补的思想。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等人提出了“创造的综合”的文化主张。毛泽东汲取前人的智慧,综合党内外同志的真知灼见,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辩证综合创新的文化观。
邓小平首倡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当代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南,奠定了思想基础,也确定了总体目标。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时拨乱反正,排除干扰,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使当代中国文化真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中超拔出来,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新范式。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把我们对“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在文化概念的科学阐释方面的继承和创新
毛泽东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明确论定了“五四”以后新文化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这就科学地阐明了文化发展的领导力量、革命对象和发展方向等一系列理论问题。
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使当代中国文化真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中超拔出来,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新范式,为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确立了总体性的创新目标。他指出:“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在这里,邓小平实质上指出了精神文明的科学概念和基本内容,即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邓小平、江泽民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其主要内容来说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致的。可以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的综合创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告诉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主要是在与经济、政治相对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二、在文化建设的根本措施和方法上的继承和创新
毛泽东提出了一种对待文化问题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己方和彼方”。[1]以这种方法来研究文化,所谓“古今”,就是从时间的角度把文化及其传统看作是历史地发展的;所谓“中外”,就是从空间的角度正确理解和处理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而且要把这两个方面“对照起来研究”,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保守主义。这是文化研究中的一种辩证方法,也是当时文化讨论的正确的结论。对于传统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于外国的东西要“洋为中用”,“全盘西化”不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行,因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这就为人们日后进一步研究文化的融合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邓小平在积极倡导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现代化文明成果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反对思想文化上的全盘西化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面向新的世纪,文化交流和传播越来越成为各国相互关系的中心内容。江泽民指出,既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又要积极吸取和借鉴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即不仅要通过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还要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三、在文化发展道路和方向上的继承和创新
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所谓民族的,是指这种文化“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所谓科学的,是说“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1983年10月,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是针对教育改革与发展而言的,实际上也是新时期整个文化建设的指针,充分体现出邓小平在中华文化综合创新上的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坚持文化上的“三个面向”,就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到“不丢老祖宗,发展老祖宗”。“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种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显然,这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四、在文化发展方针方面的继承和创新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问题的中心“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的”,而“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文化发展“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这就不仅纠正了当时一些文艺工作者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工农兵群众的偏颇,也为此后文艺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研究新情况、新经验,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简称“二为”方向),作为文艺工作的总方针。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艺代表大会上作的祝辞中,重申了“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的思想,并且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1991年,党中央又把“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2]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要求之一,使“二为”方向成为整个文化工作的总方针。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依据我国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对“双百”方针作了阐述。1957年1月,他再一次指出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3]但“统一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与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4]“双百”方针是促进文化发展的方针,也是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正确方针。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文化复兴的起点上,力倡“双百”方针、“三不主义”,为文化的大综合、大创新开辟了广阔道路。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造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5]“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6]这就为文化艺术和科学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气氛、环境和条件。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这一方针。建国五十年的实践表明,没有一种健康的民主气氛,就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无愧于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五、在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和根本任务上的继承和创新
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人既是新型文明的创造者,又是新型文明的体现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造就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毛泽东提出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7]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一次重申:“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上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8]江泽民指出:“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着力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也是推动先进文化发展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
六、在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上的继承和创新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科学地阐述了文化的地位:“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邓小平在精神文明的地位问题上,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他反复强调:“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既不是相互排斥的,又不能相互替代,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是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搞好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作为一个整体,称其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并且进一步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一提法,从凝聚力、激励力和综合国力等方面,揭示了文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吸收了国力学和文化学研究新成果所作出的科学论断。这不仅进一步肯定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赋予它重大的使命和责任,从而将进一步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繁荣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0.
[2]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7-1.
[3][4]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346,350.
[5][6][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10-211,183,28.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