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50周年。短短大半年内，中国政要踏足的非洲国家超过20个。6月中下旬，温家宝总理再次出访非洲7国。如果我们抱着审慎的态度去观察非洲，那么就会发现它方方面面值得关注之处，无论是资源、影响力、增长率还是出人意表的民主制度。
　　
　　非洲又一次成为大国外交的着力点，是在冷战结束逾10年之后。此前，也只有希拉克这样的老资格政客才会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光顾赤道以南的黑非洲。但从2002年起，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布什、德国总理施罗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等元首级人物纷纷花上6~7天的宝贵时间，拜访各自属意的非洲国家。其中高频率出现的国家如尼日利亚、南非、加纳、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等，有的也出现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6月中下旬的访问名单上，从而引发我们对“非洲众生相”的思考。
　　客观地说，7亿人口的非洲GDP总额仅占世界的1.8%，只相当于一个韩国或两个台湾的经济量，似乎没有什么引人驻足的资本。但反过来看，10亿人口的印度也不过取得了跟7亿人口的非洲差不多的经济成就。如果我们抱着审慎而不是不屑一顾的态度去观察非洲，那么也会发现它方方面面值得关注之处，无论是资源、影响力、增长率还是出人意表的民主制度。
　　谈到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在经过从联合国内互相帮扶到拨乱反正后停止输出革命、从单向援助发展到双向合作的风风雨雨后，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因全球一体化需要而联系愈加紧密的新时期。曾经被视为帝国主义时代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的中国，如今也加入对非洲的热烈拥抱中，以石油贸易为代表的资源合作被外界看作中非关系的黏合剂，以至于温家宝在开罗要专门针对外电抛来的“新殖民主义”帽子作一番柔中带刚的驳斥。
　　自1956年5月中国与埃及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算起，今年恰逢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50周年。2006年伊始，《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的发表拉开了中国外交“非洲年”的序幕。1月，李肇星外长继2004年访问非洲4国后再访非洲6国；4月，胡锦涛主席同样继两年前访问非洲3国后，再访另外3国（摩洛哥、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秋季，中非首脑会议将在北京召开，年底还要举办中非合作论坛第三次部长级会议。
　　如果加上2005年11月分别访问过非洲4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和李长春，那么在短短的大半年内，中国政要踏足的非洲国家超过20个，占全部56个非洲国家的1/3强，占与我建交的50个国家的40%。所以说，关注非洲，讨论非洲，正逢其时。本文对此次总理出访7国的描述，相信会使人们对21世纪“新非洲”的千姿百态刮目相看。
　　
　　埃及和南非：非洲大陆的“乔慕之争”
　　
　　埃及和南非这两个地区大国，和《天龙八部》中分别领导丐帮与慕容世家的“北乔峰”、“南慕容”颇有几分相像。原本相隔千里，井水不犯河水，但同在非洲这一片屋檐下，擦枪走火、偶尔过招也在情理之中，这就是2000年的“入常之争”。
　　去年日本抛出的“四国方案”，再次挑动了南非和埃及的“入常”热情。早在1994年新南非成立不久，北欧一些国家就率先公开表示支持南非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时南非尚不敢贸然表态。2000年，美国递交安理会改革方案，提出增加的常务理事国席位中将会给非洲一席，由埃及、尼日利亚和南非轮流担任。一直期待“单独掌印”的南非自然不会情愿这种轮流坐庄的安排，坊间甚至流传如果只有两席，南非将支持尼日利亚而非埃及的说法。后来经过埃及的利诱，南非才同意“内部轮换”。毕竟，申办2004年奥运会和2006年世界杯的接连失败让南非痛悟到，在非洲兄弟中间，他还得继续积攒人气与威望。单独代表非洲，还为时过早。
　　这次隔山打牛般的过招并未引起多大波澜，但埃及、南非通过调解争端树立地区大国风范的步伐却加快了。埃及虽然地处北非，但凭借人口优势、历史传统以及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在阿拉伯世界举足轻重。按照以色列资深政治家佩雷斯的说法，“埃及是巴解组织、以色列和美国在关键时刻都能够转而求助的唯一国家”。而且，埃及在伊拉克问题以及调解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边界争端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相比之下，拥有权威“国际调解人”曼德拉的南非倒也毫不逊色。1998~1999年间，曼德拉几度亲往利比亚劝说卡扎菲，最终说服利比亚交出两名洛克比空难事故的嫌疑犯。2000年，他又继任布隆迪问题国际协调人一职，促成了和平协议在当年签署。近年来，姆贝基领导的南非政府在调解埃厄冲突、刚果（金）、刚果、苏丹、科摩罗、安哥拉等问题上都有不俗表现。
　　若论经济辐射力，埃及就自愧弗如了。作为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AFTA）的主要发起人，埃及为之奔波7年。然而这一拥有22个成员国的组织个头虽大却发育不良，将埃及在阿拉伯国家中政强经弱的特点暴露无遗。与之相反，南非则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简称“南共体”）的主导与灵魂。2004年，南非GDP占南共体14个成员国GDP总值的70%。另外，南共体已被公认为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成功的样板，目前南共体区域内约有210万外国劳工在南非工作，高达10亿美元的侨汇对于南共体的贫穷国家无异于雪中送炭。而成员国之间共享水道系统，共建南部非洲联合电网，以及连接南非工业中心豪腾省和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开发走廊公路工程这样跨国项目的上马，都标志着南部非洲一体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反过来，南共体实力的增强，也进一步擢升了南非的地位和影响力。
　　
　　加纳：“重债穷国”崛起黄金海岸
　　
　　当加纳队在世界杯上酣畅淋漓地以2∶0击败夺冠热门之一的捷克队时，安南秘书长一定在电视机前抚掌长笑。这位老人那篇《我们多么羡慕世界杯》的专文，以足球这个“小球”讽喻地球这个“大球”，鼓吹公平竞争、加强交流之意，着实精彩。
　　在安南的心中，一定存有类似“环球同此凉热”的终极理想，特别是考虑到他的故乡加纳刚刚走出重债穷国（HIPC）之列，这种愿望就更加迫切。当然“重债穷国”与“不发达国家”的含义和侧重点可不相同，虽然二者的确都比较穷。1996年世界银行和IMF启动了这样的机制：当一些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承诺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并递交具体方案后，则被认为达到“决定点”，并被列入“重债穷国”名单接受检验和评估；而承诺的改革一旦实现，就达到了“完成点”，债务将获得减免，该国也将退出“重债穷国”之列。也就是说，“重债穷国”强调的是获得变革、减负和重获新生的机会，这一身份的取得也颇不容易。比如刚果，申请加入“重债穷国”好多年了，仍被认为条件尚不成熟。
　　加纳自然资源丰富，盛产黄金、可可，史上素有“黄金海岸”之称。而过去的黄金海岸成为今天的重债穷国，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深刻说明，躺在初级资源性产品上睡大觉，国家很难实现富强。好在加纳已经走在正确的路上。2000年库福尔总统上台以来，坚决贯彻大胆的经济改革政策，努力推进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进程，使加纳于2002年加入“重债穷国”行列，并于2004年达到“完成点”，获得多边金融机构的大幅债务减免。加纳经济逐渐走出低迷，近4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5%。许多国际机构认为，加纳正在成为西非地区经济发展的“样板”。
　　相比之下，加纳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活跃程度也毫不逊色。早在恩克鲁玛总统执政时期，加纳在非洲政坛就已经崭露头角，它也是非洲联盟和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加纳上世纪70年代起参与联合国、非洲联盟和西共体的维和行动，分别向波黑、黎巴嫩、塞浦路斯、伊科边境、西撒哈拉，尤其是近在咫尺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科特迪瓦等国派驻过军队或观察员，是非洲派出联合国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居世界第五位。当然，能够成为“政治稳定的模范”，并且成功扮演地区争端协调人的角色，库福尔总统可谓功不可没。众所周知，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加纳自己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军事政变不断，政权更迭频繁，与周边国家也是时有摩擦。库福尔上台后，对内实行民主法治、促进民族和解，对外努力推动非洲联盟建设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他在2002~2003年底担任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执行主席期间，携手尼日利亚加强西非经济一体化，受到广泛肯定，并于2004年获得连任。应该说，如同埃及之于中东、北非，南非之于南部非洲，加纳对于西部非洲局势的稳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重债穷国”的称号似乎对加纳已不再适用，但这段经历对它而言却是至关重要，不容回避的。毕竟，崛起刚刚开始，前路依然漫长。
　　
　　安哥拉与刚果：石油铺就的希望之路
　　
　　国际油价的居高不下，使得产油量分列非洲榜眼、探花位置的安哥拉和刚果（本文特指定都布拉柴维尔的刚果共和国，而非定都金沙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获得了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如果全面重建到位，石油收入将帮助两国抚平长年战乱所留下的创伤。
　　安哥拉和刚果同属非洲西海岸，两国南北比邻，历史渊源颇为密切。安哥拉的一部分历史上就归属于刚果王国；而今“巴刚果族”在安哥拉总人口中占14%，在刚果也是其最大的刚果族的重要一支。后来两国先后成为葡萄牙和法国的殖民地，经济文化分道扬镳。各自独立后，两国的主要交往还是近10年的事，背后则闪烁着石油的身影。
　　1997年刚果发生内战，安哥拉出兵支持尚在台下的萨苏一方，其原因耐人寻味。与刚果相邻的卡宾达省是安哥拉的一块“飞地”，也是该国主要产油区（占安哥拉石油产量的2/3），而那里又是原分离主义者“卡宾达解放组织”的基地。安哥拉政府军的一路追击，使得该组织不得不前往刚果，托庇于时任总统利苏巴，引起安哥拉抗议。萨苏获胜后，安哥拉在刚果继续保留驻军，直到2002年才全部撤出。之后，两国签署协议，决定搁置边界争议，授权美国一家石油公司在两国共同的海上边界区勘探和开采石油，所产石油由两国分享。
　　这里简述一下两国的石油开采历程。安哥拉以前的石油开采多在内陆和浅海进行，1980年代后逐渐向深海领域扩展；而刚果首先是在海洋油田上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开采，陆地油田迄今还处于勘探阶段。目前，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已在沿海先后划出74个租让区块，与外资尤其中国企业合作成绩不俗。如同国家队打进世界杯决赛圈标志着安哥拉足球在非洲足坛的崛起，其石油产量喷发式的增长很可能让安哥拉跻身国际石油巨头行列。相比之下，刚果尽管较早从石油开采中获益，但当下的发展势头却不那么咄咄逼人。
　　作为后来居上的石油巨擘，安哥拉或许可以从刚果经济结构脆弱的历史教训中学到点什么。刚果1980年代初曾取得过人均GDP1200美元的骄人成绩，被世界银行列入“低水平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1983年国际油价下跌重创刚果经济，令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至今不得完全解脱。而原本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安哥拉经过内战的打击后，同样只能依赖石油和钻石这两大经济支柱。2004年，石油产值占安哥拉GDP的一半，虽然不及刚果的64%严重，但也导致国内外投资过度向油气领域倾斜，基础建设严重匮乏。
　　安哥拉和刚果还面临着一个共同任务：安置难民和重建城市，回收与清理武器，以及建立确保石油收入公平分配的制度。笔者去年在安哥拉考察期间，亲眼目睹了首都罗安达上万人的大贫民窟那样震人心魄的场景。战争结束后，300多万难民拥入设计规模为50万人的罗安达，在交通要道两侧搭起简易屋棚，群集而居，四周垃圾遍野、污水横流，昔日的“非洲小巴黎”盛名难再。而在外省，清理战争遗留下来的1000多万颗地雷，更是旷日持久的浩大工程。相比之下，战火波及首都布拉柴维尔的刚果，重建方面的任务似乎更加艰巨，而且刚果反对派民兵走出丛林、上缴武器、接受安置的进程也远未完成。
　　石油已经为安哥拉和刚果铺起了一条希望之路，但这不意味着不付出艰苦努力就能到达幸福的彼岸。在民主基础还比较脆弱的非洲国家，石油产业的发展，未必总能给人民带来繁荣，倒有可能招致新的动乱与纷争。安哥拉卡宾达分离主义者闹着要独立，很大程度上是石油利益在作怪。如何将有限的收入在安置难民、社会重建、经济结构调整等多方面进行有效率的分配，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勇气，还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与耐心。
　　
　　坦桑尼亚：坦赞铁路的前世今生
　　
　　古有万里长城，近有红旗渠，而在30年前，中国在伟人时代普遍热衷建造的宏伟工程甚至落户到非洲东海岸的坦桑尼亚。主要为了满足内陆国赞比亚绕过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把持的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外销铜矿的迫切需求，坦、赞政府决定联手修建一条从赞比亚中央省至坦桑尼亚海港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跨国铁路运输大动脉。当时西方国家和苏联都拒绝了两国的援助请求，唯有中国踊跃承担起修建坦赞铁路的“不可能的任务”，并且提供了从技术、设备、人力到无息贷款的全套支持。
　　历时6年建设，全长1860公里，由中国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共发运各种物资近100万吨的“中非友谊的见证”坦赞铁路就这样横空出世。中方派遣的5万人次工程技术人员中有64人埋骨异国，等待后来者的凭吊。时至今日，当坦桑尼亚员工反对坦赞铁路的私有化议案时，也表示：“要卖也卖给中国人，因为他们值得信任。”
　　30年来，坦赞铁路保证了赞比亚的主要收入来源，促进了铁路沿线一系列新的地区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然而，进入90年代，坦赞铁路已连续十几年亏损，运力不足是最主要的原因。从正式通车的那天起，它就从来没有达到过200万吨的年设计运输能力，最高纪录也不过年运量127万吨，后来逐渐下滑，至本世纪初只有60万吨。这背后深刻反映了南部非洲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下台和津巴布韦独立后，赞比亚的铜出口选择增多，除经由坦赞铁路外，还有南非、莫桑比克、安哥拉3个港口和公路通道。同时，从阿鲁沙至达累斯萨拉姆等公路的修建，也分走了部分货运流量。
　　此外，外部支持不足以及内部经营管理不善也要为坦赞铁路的效益不佳承担责任。坦、赞两国长年财政拮据，无力对现有设备进行常规维修，甚至连维护坦赞铁路管理局正常运营的经费都难以独立承担。另外，作为一个巨大的国企，它背负了太多的政策性使命，包括上万员工的医疗、福利和子女的教育费。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这些问题一个都不少。一些坦桑尼亚员工甚至希望把中国人请回来，继续管理这条铁路。当然他们可能不会意识到，类似的机制问题，在中国铁路部门身上同样存在。
　　面对这一问题，进入90年代以来，两国政府就开始酝酿进行商业化改革，要将坦赞铁路改造成“有活力的经济上自立的公司实体”，具体方式无外乎在私有化和特许经营之间选择。就私有化而言，坦、赞国内企业缺乏这个实力，而把铁路所有权卖给外国公司，两国民族自尊心无法接受。因此，特许经营的呼声渐高。而目前，坦赞铁路的外部环境也有所改善，一方面国际油价的高企使得铁路相对于公路那种运量大、成本低的特点更加彰显；另一方面，刚果（金）等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为货运需求带来了新的契机。
　　往事不能如烟，坦赞铁路虽然是时代的产物，并且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并不因此就要退出历史舞台。在非洲东南部经济一体化格局下，如能抓住机遇，及时调整，未必不能谱写出新的动人乐章。
　　
　　乌干达：“无党派民主”的奇葩
　　
　　习惯于将乌干达与战乱、艾滋病和食人总统这些词汇联系起来的人们，恐怕很难想象在那块“蛮荒之地”上如何生长出“民主”这样的现代文明之花。1986年，穆塞韦尼率领“全国抵抗军”夺取政权并就任乌干达总统时，国际社会担心他会像其前任阿明、奥博特和奥凯洛一样，重复军事政变—专制统治—军事政变的恶性循环。20年过去了，穆塞韦尼依然当政，乌干达也没有陷入内战的深渊，这要归功于其独树一帜的“无党派民主”。
　　“无党派民主”施行初期，西方国家也在质疑，这是否在将一党专政或独裁合法化？穆塞韦尼对此的回答是，“目前在乌干达没有实行多党制的合适土壤”。乌干达约有40个部族，其中最大的巴干达族也仅占总人口的18%。信仰上，天主教、新教和伊斯兰教也呈三足鼎立之势。建国40多年来，社会动荡一直是乌干达人民的头号敌人。而在东非的民主化浪潮中，乌干达选择了一条“无党派统一战线式”的民主之路：联合政府吸收了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实行民族和解、化解部族和宗教矛盾的政策，为乌干达赢得了长达20年的安定局面和连续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1986~1999年年均增长率达到6.3%）。1996年和2001年穆塞韦尼的高票当选，以及2000年全民公决中“无党制”对于“多党制”的胜利，都是对“无党派民主”的阶段性肯定。它也为同样饱受苦难的非洲兄弟国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民主模式。
　　当然，就民主形态而言这种模式未必高级，甚至有些过渡性的色彩，可它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顺应环境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无党制”并非取消政党，而是要限制它的活动，并且坚持任何党派成员都以个人身份参加总统选举，这就为乌干达2005年经全民公决再次转为“多党制”创造了和平过渡的条件。如果说，多党制的复归是因为土壤环境的改变，那么“无党派民主”的成功恰恰加速了转化进程，这几乎有凤凰涅似的自我否定的美学价值。昙花一现固然短暂，但那“一瞬即永恒”的绝世风华更容易长留心间。乌干达“无党派民主”的例子深刻说明，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没有最好的民主，只有最适当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