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身体罹患某种疾病时，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治疗手段？在求医问诊的过程里，我们的心理状态和决策过程，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干扰？
　　乍看之下，我们坐拥网络，信息触手可及。即便是将自己的医疗问题发到微信朋友圈，几分钟内就会有许多人给你支招儿。可仔细一想，做决定并不容易，选择项也往往不够明确。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曾说过：“我们面对无尽的信息，却依然渴求智慧。”
　　若从数据来看，世界上有1.3万个疾病名称、6000余种药物、4000多种手术操作。对具体的疾病而言，什么时候应该治疗和应该怎样治疗，选择药物治疗还是开刀手术，现在的医生很难给一个明确肯定的回答。每一种医疗行为都有益处和风险。对每个人而言，想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来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两位教授——肿瘤专家杰尔姆·格罗普曼和内分泌专家帕米拉·哈茨班德，就用患过高胆固醇、甲亢、乳腺癌、肝癌等16种疾病病人亲历的故事，从医学、心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角度，分析比较了不同的病人在面对医疗问题时的抉择。更重要的是，探究了抉择背后的决策过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以流行性感冒这种传染性疾病为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易感人群每年应接种流感疫苗。遗憾的是，通常只有35%～45%的成年人会选择接种。有研究发现，当人们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他们只会想到接种疫苗的潜在副作用。即便发生率很低，且副作用轻微，很多人依然拒绝接种，即便今后有可能患上流感，并因此导致严重的肺炎甚至死亡等。这就涉及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忽略偏差”。它的大意是，有些人不去主动地进行治疗，生怕自己的治疗无效或失败，尤其是出現副作用的话，就会悔不当初。为了避免这种可能的后悔，从而主动回避治疗和干预。
　　我也是一名医生，我不得不承认，医学并不是一门具有确定性的科学，它存在着灰色地带，没有泾渭分明的非黑即白。医学涉及医生和病人微妙并且私人的决定，没有万能的通用模式。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重样的病人，他们具有不同的脾气性格、思想意识和医疗诉求，在医患双方共同参与的决策过程中，治疗方案会有所不同。对病人而言，他们熟知自己的身体、人生价值和经济情况。他们所想的，并非只是疾病本身。对医生而言，“跟病人打交道就像是走钢丝，为了缓解他们的焦虑和担忧，就必须说一些安慰和保证的话，但是这些保证都只是可能而已，并非十分确定”。
　　什么才是最好的治疗呢？这并非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每位医疗专家都有着不同的定义。有研究发现，病人很多时候是在医生做出诊断和推荐某种疗法的那一刻，才会形成自己的偏好。也就是说，这些病人此前可能是“一张白纸”，如果专家对某种治疗手段有自己的偏好时，他就能轻而易举地影响病人。此外，“当一个病人感到自己病得很重，恐惧、无助的时候，医护人员平时一些微不足道的言语和行为都会对病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拿Graves病（弥漫性甲状腺肿伴功能亢进症）来说吧，60%多的美国医生认为服用放射性碘剂是最好的治疗手段，可只有22%的欧洲医生和11%的日本医生会这样选择。
　　我曾在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ICU）工作过，见到过不少令人伤感沮丧的死别时刻。我们的医护人员，很多时候将视角集中在疾病上，却往往忽视了病人身上作为“人”的那部分因素。在涉及生死的严重疾病面前，人终将察觉到自己可以承受的底线。研究者提出了两个心理学观点：一个叫作“聚焦主义”，大意是病人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疾病对生活的改变上，实际上绝大部分生活并未“天崩地裂”；另一个叫作“缓冲效应”，也就是人们常常忽略自身能缓冲情绪痛苦的应急机制。当病人不承认现实、自圆其说、幽默开玩笑的时候，他们是借此让身患重病中的自己不那么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