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发改委发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时间结束。据称，截至意见征求时间结束，共有35260条意见摆放在了相关部委的办公桌上。
　　在3万多条意见中，焦点之一就是如何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虽然被称为“新医改核心”的公立医院改革具体将如何进行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国内一些公立医院早已迈开了内部自我改革完善的步伐。
　　作为卫生部直管的大型三级甲等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今年刚好建院50周年，历经医药、医疗及医保的数次变革，其瞄准国际顶尖品牌、加强学科建设、完成自我积淀、以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医德医风建设等方式，成为探索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具体实现途径中的一个活标本。
　　
　　与中国西医同生共长
　　
　　“北协和，南湘雅。”这是一些国际专业人士对中国尖端医疗机构的评价。在湘雅人看来，国内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医院还很多，不局限于曾经得到国外资金与技术扶持的这两家。而谈及自身的发展史，湘雅人却怀着感恩的心，以大同小异的口吻告诉记者：“100多年之前，一个美国人……”
　　事情追朔到1901年，耶鲁大学200周年校庆之际，该校学生在校方支持下设立了雅礼协会，力图以科学文化教育为主旨，为世界人民的交流架设一座桥梁。雅礼协会在中国的事业始于湖南。1906年，受雅礼协会邀请，29岁的美国医师爱德华·胡美携带妻儿，不远万里来到长沙创办了雅礼医院，这是湖南最早的一所西医院。1915年，医院更名为湘雅医院。后来与湘雅齐名的协和医院，在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支持下，也于1921年在北京建立。
　　“实际上，这个时期先后建立的圣约翰、震旦、协和以及湘雅等医院，均有国外基金或教会背景——解放前，中国的西医技术及教育基本是由国外控制与传授。”湘雅二医院党委书记刘伏友告诉记者。刘伏友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原“湖南医学院”），1993-1996年赴美国犹他洲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是中国大陆首次在肾脏病领域获美国Baxter EGP课题资助的学者，其部分论文多次在国际上获奖。在与他的交谈中，这位国际知名的肾病专家多次强调，“我是新中国培养的医务工作者。”
　　百年湘雅历经坎坷，与中国西医同生共长。新中国成立后，湘雅开始大裂变：1958年建立湘雅二医院，1992年建立湘雅三医院，与原湘雅医院（现为湘雅一医院）构成了“三驾马车”服务社会的格局。在中南大学的旗帜下，尽管“三驾马车”同为国内大型三级甲等医院，各具优势且协同竞争，但湘雅二医院迅速成长并脱颖而出，成为了国内学科最齐全、湖南省规模最大和技术力量最雄厚的医疗机构，刘伏友称之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一个“标本”。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浏城门外黄泥坑，沉睡千年梦眼睁。白壁红楼家岳麓，治病救人趁东风。”这是湘雅二医院教授伍汉文多年前写的一首诗。伍汉文出生于香港一富裕家庭，湘雅医学院毕业后，他选择了湘雅二医院，工作56年后退休。据这位83岁的老人回忆，当时长沙的医院少，新中国加大了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卫生部和湖南省政府决定在城郊一个叫黄泥坑的地方，筹建另一所附属医院，“为什么叫黄泥坑？50年前，那里可是乱坟为岗，黄泥成坑。”
　　50年岁月荏苒。郊区悄然成了城市的中心。红楼多已不复存在，一座座现代化的大楼取而代之。在数十株葱笼的古榕树中，记者发现，仅原“工”字型内科楼还拖着岁月的“尾巴”，余下一些红楼的踪迹。“也要拆建了，已经有新的规划，”医院党委宣传办王玉林主任指着对面的新外科楼告诉记者，这个高26层、建筑面积为9.6万平方米的大楼，是国内设施最先进、功能最齐全、单体面积最大的医疗建筑。
　　孙材江教授1986-1989年间曾任湘雅二医院的院长，谈到医院的硬件设施建设，他深有感触地说，从计划到市场，一路走来，他们属于交替、过度与碰撞的一代，“不是不想发展，而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干部思想都跟不上，对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把握不了，上面没有完全放开，连仪器设备采购都很困难，比如现在很普及的CT，在当时，‘找关系’多方批示之后最后还要到国家卫生部批。不管怎么说，50年来，我们始终在走一条‘与时俱进、持续发展’的道路，没有动摇。”
　　50年持续发展，浓缩为一组数据：从1958年的429名教职员工到1978年的1026名、再到今年的2965的教职员工，从1958年13万人次的年门诊量到1978年的48万人次、再到2008年140万人次的门诊量（居湖南省第一位）。硬件设施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从1958年的500张床位到今天的近3000张床位，从1958年的1000多万元设备到今天的5亿元医疗器械，从1958年的占地面积100亩、总建筑面积30687m2到今天的占地面积400余亩、建筑面积196500m2。
　　“数字虽然枯燥，但能代表医疗卫生事业伴随新中国成长的历程。”刘伏友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当时的医疗机构不得不选择“给政策不给钱，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路子，他认为1996年底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大会”方向是正确的，卫生事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应该体现社会公平，应该由政府来调控与指导，数次医改，争论很多，我们只做事，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治病救人搞建设上。”
　　刘伏友告诉记者，多年来，历届班子始终秉承湘雅艰苦创业的好传统，把有限的资本积累投入到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目前，湘雅二医院的中央空调、中心供氧、中心负压、直饮水、网络、电视、电话等直通每个病房，而大部分职工的住宿楼却没有这些待遇。“我们的队伍，是一群很可爱的人，有强烈的奉献精神。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能在我们医院得到反映与实现，硬件设施的完善是基础。”
　　
　　学科建设引领医疗进步
　　
　　11月24日下午，25岁的广西青年郑长贵，像往常一样来到湘雅二医院图书馆二楼，利索地整理书籍，擦拭灰尘。外人根本觉察不出，这个略显羞涩的小伙此前还是一个绝症患者。因先天性心脏病、重度肺动脉高压，郑长贵不能活动，生命朝不保夕。2003年，湘雅二医院院长尹邦良教授和心胸外科专家胡建国教授为他成功实施了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目前，无收入来源的他被院方安排在图书馆上班，迄今5年。
　　胡建国教授告诉记者，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是治疗“艾森曼格综合症”终末期惟一有效的方法，也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高风险、高难度、特大型手术，它代表了一所医院的综合实力，至今全球接受该手术患者不足3000例，即使在发达国家，接受手术的患者术后1年存活率还有待提高，我国目前成功接受此类手术且生存期超过1年的只有10例，“小郑是目前生存时间最长、生活质量最好（能够工作）的一位。”
　　在湘雅二医院众多的国际、国内知名优势学科中，大器官移植只是其“必邃必专”研究理念中的一项。上世纪50年代，癔症诱导疗法在这里创立，我国精神疾病的分类与临床诊断标准在此主持制定；60年代，在国内提出了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概念，医院创立的深低温冷血脑灌注停循环，被确认为心血管手术的基本方法之一；70年代，建立国内第一个钙磷代谢平衡实验室，重点研究糖尿病骨质疏松的发病机理、诊断、治疗及其并发症；小儿心电向量研究国内领先；80年代，中国大陆首例异体供胚试管婴儿在这里诞生，并牵头内科学、儿科学、精神学三门国家级精品课程；90年代，“糖尿病无机盐代谢失衡与慢性并发症的关系”、“深低温体外循环的研究与应用”等一批课题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步入新世纪，医院医疗技术的发展又迎来了新一轮高峰，就在最近，赵靖平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二甲双胍及生活方式干预两种方法结合，用于治疗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体重增加效果显著等。因其精湛的技术，湘雅二医院还成为了国家、省部级干部定点保健单位，曾先后为毛泽东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保健任务。
　　“中国的西医只有百来年的积淀，为什么在较短时间内，就接近甚至在某些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说明医生这个群体好学上进，有使命感，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刘伏友说，人才是立院的根本，多年以来，二院的历届班子都十分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学习。在加强学历教育、培养自身的人才外，湘雅二院还选派优秀专业技术人员出国学习，全面落实“博士化工程”，掌握国外医学的精髓。据了解，在湘雅二医院，95%以上的科主任具有留学经验。值得提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湘雅二医院派往发达国家留学的学生，90%以上都学成回来报效祖国。蜚声中外“湘雅”品牌，也吸引了一大批“海龟”，药理专家刘峰、血管外科专家舒畅、血液科专家张广森、皮肤性病专家陆前进等都放弃了国外优越条件，带着弟子在这里“筑巢安家”。刘伏友的体会是，要在制度上给予规范，在道德上给予引导，在事业上给予空间，在待遇上给予保障，“我不赞成医生这个职业‘端着金饭碗讨饭吃’。”
　　6个国家重点学科（其中三个有该院牵头），两个国际合作研究中心，5个国家级研究中心， 1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4个湖南省重点学科，26个教研室，30多个卫生部专科医师培训基地，承担国家重点攻关课题、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级课题400多项，获得各级成果奖400余项，这是湘雅二医院50年来交出的一份答卷。
　　实际上，自湘雅成立来，湘雅人就湘人独具的“霸蛮劲”挑起了中国西医的大梁。以1921年湘雅医学院第一批毕业生10人为例，张孝骞、萧元定、徐维达、汤飞凡后来均成为我国知名的医学泰斗。结合湘雅医学院以及“三驾马车”培养的数以万计的人才和研究的成果，难怪外界惊呼：“一部中国西医发展的百年史，几乎半部由湘雅人写就！”
　　
　　履行公益责任
　　
　　在湘雅二医院急症科的留观室里，记者看到一位发白须长的的老者正在输液，并无家属陪护。这是一名不久前由急救中心送来的晕倒街头的“三无”患者。刘伏友对记者说，在一座城市，难免会有一些流浪汉，而他们难免不会生病，警察往往对奄奄一息者束手无策，毕竟，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医院都没有义务来为这些患病者“埋单”。经党委研究，从2003年开始，湘雅二医院对这个弱势群体伸出救助的手。据统计，医院每年为此承担了200万元左右的医药费用。
　　实际上，建院50以来，湘雅二医院免费对家境贫寒的患者进行检查、治疗案例不胜枚举。据了解，就在最近，对来自常德的巨人症患者周珍军，医院不仅免去了其检查、治疗和陪护费6万元，还通过向中层干部募捐募得了2.5万元善款，并成功帮他切除了巨大垂体肿瘤。刘伏友说，湘雅的百年品牌，一方面指医术，另一方面指医德，他们要继承并发扬好“为国分忧，为民解难”传统美德。
　　“当老百姓用几个鸡蛋、一块腊肉、一双鞋垫的方式表达对医生的感谢时，我体会到了久违的职业自豪感。”陈建林教授提起3年前的那段经历时，还是那么动情。2006年，湘雅二医院的陈建林与其他12名业务骨干，先后被派驻到边城凤凰县阿拉卫生院，帮助提高其医疗质量。阿拉镇属“老、少、边”区，而该卫生院医疗器械稀缺，妇产科和外科合在一起为外产科，处于“中专生当家，初级职称人员坐诊”的状况。
　　持续3年的对口扶贫中，湘雅二医院不仅给阿拉卫生院带来了医疗器械及药品，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理念。他们为卫生院的医生授课，为山区人民义诊，帮助卫生院完善科室和医疗制度；开通绿色通道，免费接受卫生院医护人员的进修。湘西自治州卫生局局长张旭看到群众看病难的状况一天天改善、阿拉卫生院旧貌新颜后由衷地感叹，“阿拉卫生院已经达到县级医院的水平了。”
　　“为什么看病难、看病贵？”刘伏友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对健康的要求是无限的，而医疗对健康的服务是有限的；社会不断进展，矛盾越发突出。而引发矛盾加剧的原因：一是国家有困难，投入严重不足；二是中间环节多，药品数次降价“治标不治本”，集中采购也滋长了腐败；三是资源分配不公平，以湖南为例，湖南80%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而占全省近80%人口的农村卫生人才匮乏，医生不愿下到农村去，而农民生了病又涌向了城市，“仅靠‘对口支援’是不够的。我的一个愿望是：具有三年以上农村工作经验，要真正成为我们用人制度里的一项硬指标。”
　　从湖南桂东到凤凰，从西藏到津巴布韦，地球上不少贫困地区都曾留下湘雅二医院白衣天使的身影，他们深知，与“救死扶伤、悬壶济世”一脉相承的是履行社会责任。在抗洪抢险、抗击冰雪灾害中，他们冲到了最前面；“非典”来临，他们众志成城，投入巨资应战；抢救长沙公交车爆炸、凤凰塌桥等事件的伤员，他们刻不容缓；汶川大地震，他们主动请缨，一批又一批医疗队开赴重灾区……湘雅二医院人正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博爱、奉献与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