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明年别赶回来了吧，折腾那么久，回来就光玩手机。”在堂哥第三次专心致志的摆弄着手机，用“嗯嗯”和“好的”来回应大姑的嘘寒问暖时，她说。
　　 堂哥闻言将手机放入口袋，赔了个笑脸，“春晚没意思，我们群里发红包呢。”
　　 “那你也教我玩微信好不好，咱们还能一起抢，以后你回上海了，妈也能跟你视频。”大姑说。
　　 “平时打电话就行，微信挺麻烦的，你这么爱忘事儿，肯定记不住”，堂哥一脸无奈，“再说你这个手机，连网都联不了，也开不了什么微信。”
　　 “这样啊，那我就不学了。”
　　 “你为什么不给大姑买个能上网的智能机呢，又不贵。”我问。
　　 “是不贵，但你可不知道他们能生出什么麻烦来。”他讲起公司同事的父母，因为不小心下载了木马软件导致工资卡上几万块钱不翼而飞，还有朋友的父母，开着流量放着电影睡着了，一夜用掉几千块。
　　 “他俩都六十多岁了，今天教会了下周就忘，还不如就这样吧，安全省事兒就行了。”他说。
　　 我上班第一年的时候，爸妈计划要去游泰国，而我身在异地，为了一个新项目忙得焦头烂额，害怕他们两个自己出游，吃了语言不通的亏，于是极力劝阻。
　　 用湿热的天气，不安定的政局，拥挤的人群，他们不喜欢的甜辣口味的饭菜做借口，为了让他们彻底打消这个主意，我还使出了百发百中的杀手锏，“万一有点什么事，你们让我怎么办？”
　　 “你小时候去学体操，弄得满身伤满手老茧的时候，后来决定要出国，一个人背井离乡的时候，我们可没问过你这句话。”我妈这样回答我。
　　 “我们会报正规的团，订星级酒店，每天晚上九点以后不出门，会安安全全的回来，就像你小时候，每一次出门一样。”她说。
　　 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中写：我们自己想要自主权，而对于我们爱的人，我们要的是安全。我们希望给予我们关心的人的许多东西，是我们自己强烈拒绝的，但我们在给予时，却很少在乎对方的感受。
　　 在我们年幼时，渴望冒险，渴望尝鲜，渴望尽情体验每一种生活的时候，是父母给了我们支持和肯定，而当他们需要同样的鼓励和帮助时，我们却往往因为“嫌麻烦”而拒绝和回避。
　　 堂哥并不是不愿买一部几百块的智能手机，他只是不愿抽出时间来手把手教她。而我在阻拦爸妈时列举的所有负面因素，本质上不是在为他们担忧，而是“不想操心”的借口而已。
　　 真正的担心，是去采取一千一万种措施帮他们未雨绸缪，而不是用一千一万个借口阻止他们去尝试和享受。
　　 如果说培养孩子犹如再世为人，可以修正自己成长路上的各种偏离，那帮助父母去感受生命的更多，就是对自己晚年的一次预演。
　　 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或许就是你四十年之后的生活状态。
　　 为人子女，我们能做的并不仅仅是以安全的名义限制他们的选择，而是帮助他们去过更有价值，更有自我的，哪怕只是一小部分，哪怕只有一个假期的自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