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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中央电视台《对话》的编导邀请我去参加与约翰·奈斯比特对话的节目(该节目2009年10月16日播出)。约翰·奈斯比特不是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球的畅销书《大趋势》的作者吗?我立刻产生了兴趣。
一、中国会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模式
节目主持人依然是睿智精干的陈伟鸿。他说:“《大趋势》在全球的销量突破了1400多万册,我至今都还记得,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在电脑刚刚出现、完全没有开始普及的时候,就已经预测到了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同时他还告诉我们,未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不变的发展趋势。我特别想知道现场有多少人曾经在当年、在20多年前读过这本《大趋势》?”
我谈了自己的感受:我当时看这本书的感觉,就像一个人来到海边,面对惊涛骇浪不断冲击过来一般。在我当时的想象中,这个作者会像马克思那样,长着茂密的大胡子,一双很深邃的眼睛,是一个老在图书馆里阅读、思考的人。
陈伟鸿为大家请出了约翰·奈斯比特和他的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约翰·奈斯比特果然留着大胡子,一双很深邃的眼睛,与我想象的挺相似。他的夫人是一位银发碧眼的德国出版商,显然比先生年轻多了。她坦率地说:“如果他当年的预测没有这么准确的话,我就不会把他作为一个优秀的作者去追他了。如果我当年没有作为他的出版商去追他的话,今天我就不会坐在这里。”约翰·奈斯比特则笑着说:“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会有这么出色的一位妻子。”
陈伟鸿接着告诉大家,曾经带给我们无数的思想震撼的这位作者,又给我们带来了他新的力作。他刚刚面世的一本新书和中国有关,叫《中国大趋势》。在《中国大趋势》中,他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这一理论。“可是当我看完了这本书,我发现跟27年前的那本《大趋势》相比,《中国大趋势》似乎较少对中国的未来趋势进行一些预测。”陈伟鸿说。
多丽丝·奈斯比特急切地说:“很抱歉我必须要反驳您的看法。这本书提出了一种最大的预测——中国会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建立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之上的,这种模式会对西方国家带来挑战。中国将要也正在创造自己的模式,这就是我们的一种预测。”
约翰·奈斯比特接着说:“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预测。在我们看来,中国现在只发挥了它1/3的潜力,我们预测它将继续发挥出剩下的潜力。就像我在书中说到的,中国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已经过了1/3,还要走2/3才能到对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测。”
我非常赞同约翰·奈斯比特的这一预测。
二、把学生从家长制的、以考试为中心的体制中解放出来
其实,我之所以愿意参加这次对话节目,主要是想与约翰·奈斯比特讨论一下教育问题,看看这位预言大师有什么高见。他在自己的新书中写道:“中国的上述目标是否能够全部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体制的转变——能否把学生从家长制的、以考试为中心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如果教育和其他机构依然坚持等级森严的家长制度,那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陈伟鸿现场提供了一组数字说明:至少在制造业领域,职工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生产率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这组数字来自于一个权威分析:员工的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其劳动生产率就上升17%。假设一家企业的员工全部都是高中文化水平的话,那么它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24%;如果员工受教育年限提高到大专水平的话,整个的提升会达到66%。这些数字可以充分证明教育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陈伟鸿注意到我举了一下牌子,马上请我发言。我说:“我国经济社会今后10年或者30年最关键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素质,尤其是人的创新能力。因此可以说,教育的内容、导向和政策,已经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
约翰·奈斯比特听到这里连连点头。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知道现在人们都在议论中国正在实行的9年义务教育,到2050年,中国将会实现12年的义务教育。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问题不在于孩子们在学校待多长时间,而是他们在学校上学时都做些什么。如果把义务教育从9年延长到12年,而不改变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的内容,那就可能会失去延长义务教育的理由。我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并让他们进行毕生的学习,而我们现在并没有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而是教他们如何背书。”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好奇心,陈伟鸿问道:“这个观点让我想到了两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一个是素质教育,一个是应试教育,你的父母会怎么来教你呢?”
约翰·奈斯比特做了一个鬼脸,风趣地说:“我吗?我是一个辍学大王。我高中只念了1年,4年后我在犹他州的盐湖城找了份儿工作,为供水公司挖掘管道。17岁时,我离开犹他州,到海军陆战队当了一名海军,当时已经非常绝望了。但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如何阅读,开始拼命读书,后来我上了大学。其实现在各国的教育体制都存在问题,我们是在为过去而教育孩子,但我们应该让孩子为了现在和未来而学习,我们必须要进行教育的改革。现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不把孩子送到学校,而留在家庭接受父母的家庭教育。这样的儿童大概已经达到600万名。”
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可能是约翰·奈斯比特最有特色的成长历程。千万不要小看这位曾经辍学的学生!在他日后整个的职业生涯和家庭教育的过程里,他一共拿到了15个博士学位。这15个博士学位,有不少是出自像哈佛、康奈尔这样的一些名校。
三、引入竞争,改革教育体制
陈伟鸿问道:“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解决刚才大家谈到的当前我们的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会对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什么影响呢?”
多丽丝·奈斯比特回答:“如果中国要在未来10年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最强大的国家,那你们就应该重视培训。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就必须要采取措施,并且像约翰刚才说的,创造出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那样,人们就自然会有创新的能力——因为我们不能单纯地命令一部分人在2015年之前变得善于创新。”
听到这里,我说:“职业教育落后在中国是个很突出的问题。比方说,深圳需要20万技术工人,虽然在深圳打工的年青人远远超过20万,可是他们很少能够直接上岗,因为他们不是技术工人,必须得从头再培养。更为严重的是,现在很少有年青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即使政府提供补贴、学校不收费也不去。我们有过调查,90%以上的中学生都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可以说是青少年基本上都不愿意去。”
多丽丝·奈斯比特无奈地点点头说:“在欧洲和美国也同样如此。”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女士接着说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将来得引导美国的优秀人才,从所谓的金融领域向更多的工程、科技领域转移。否则的话,人才生态出现不平衡,就会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见奥巴马也明白维持人才生态的重要性。”左小蕾接着说,“德国的职业教育过去是非常好的,而且在国家整个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的汽车为什么能够在世界舞台上领先这么久,跟他们的工程师高度敬业、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他们精湛的技术有关。其实他们的很多工程师是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可见,如果我们忽略了职业教育,我们刚才提到的大趋势可能就无法实现。”
多丽丝·奈斯比特回答:“在德国你可能知道,越来越多的公司都成立了自己的大学,并拥有自己的教育体系,因为企业不满足于政府的教育体制所培养的人才的素质。我想刚才约翰所说的也与这一点一致,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没有恰当的竞争。因为没有竞争,教育就无法与现实需要更相符合。中国所需要的,是满足现实需要的劳动者,而不是仅仅符合一定教学计划的劳动者。”
我没有想到约翰·奈斯比特如此强调竞争的作用。他在书中写道:“中国想要在短时间内改革整个教育体制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竞争。就像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美国之所以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因为它们之间彼此争抢生源,因此必须提高自己的教育质量。所以,为了提高教育体制的整体水平必须允许学校相互竞争生源。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就是用市场的思路来改革教育,让客户们来决定。”“这样一个竞争体制,可以改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校。”
我一时没有思考清楚争抢生源的竞争方式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是,约翰·奈斯比特向我强调的一句话令我难忘,那就是:“中国应当从世界工厂变为创新中心,而创新就离不开素质教育。”的确,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想,从一个辍学的学生到未来学大师,约翰·奈斯比特本身的成长恰恰证明:实践与创新是至关重要的终身学习的内容。既然如此,我们何必过于看重孩子一时的考试成绩呢?我们为什么不给孩子更多一些的实践机会呢?
(责 编 若 洋)
一、中国会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模式
节目主持人依然是睿智精干的陈伟鸿。他说:“《大趋势》在全球的销量突破了1400多万册,我至今都还记得,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在电脑刚刚出现、完全没有开始普及的时候,就已经预测到了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同时他还告诉我们,未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不变的发展趋势。我特别想知道现场有多少人曾经在当年、在20多年前读过这本《大趋势》?”
我谈了自己的感受:我当时看这本书的感觉,就像一个人来到海边,面对惊涛骇浪不断冲击过来一般。在我当时的想象中,这个作者会像马克思那样,长着茂密的大胡子,一双很深邃的眼睛,是一个老在图书馆里阅读、思考的人。
陈伟鸿为大家请出了约翰·奈斯比特和他的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约翰·奈斯比特果然留着大胡子,一双很深邃的眼睛,与我想象的挺相似。他的夫人是一位银发碧眼的德国出版商,显然比先生年轻多了。她坦率地说:“如果他当年的预测没有这么准确的话,我就不会把他作为一个优秀的作者去追他了。如果我当年没有作为他的出版商去追他的话,今天我就不会坐在这里。”约翰·奈斯比特则笑着说:“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会有这么出色的一位妻子。”
陈伟鸿接着告诉大家,曾经带给我们无数的思想震撼的这位作者,又给我们带来了他新的力作。他刚刚面世的一本新书和中国有关,叫《中国大趋势》。在《中国大趋势》中,他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这一理论。“可是当我看完了这本书,我发现跟27年前的那本《大趋势》相比,《中国大趋势》似乎较少对中国的未来趋势进行一些预测。”陈伟鸿说。
多丽丝·奈斯比特急切地说:“很抱歉我必须要反驳您的看法。这本书提出了一种最大的预测——中国会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建立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之上的,这种模式会对西方国家带来挑战。中国将要也正在创造自己的模式,这就是我们的一种预测。”
约翰·奈斯比特接着说:“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预测。在我们看来,中国现在只发挥了它1/3的潜力,我们预测它将继续发挥出剩下的潜力。就像我在书中说到的,中国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已经过了1/3,还要走2/3才能到对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测。”
我非常赞同约翰·奈斯比特的这一预测。
二、把学生从家长制的、以考试为中心的体制中解放出来
其实,我之所以愿意参加这次对话节目,主要是想与约翰·奈斯比特讨论一下教育问题,看看这位预言大师有什么高见。他在自己的新书中写道:“中国的上述目标是否能够全部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体制的转变——能否把学生从家长制的、以考试为中心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如果教育和其他机构依然坚持等级森严的家长制度,那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陈伟鸿现场提供了一组数字说明:至少在制造业领域,职工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生产率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这组数字来自于一个权威分析:员工的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其劳动生产率就上升17%。假设一家企业的员工全部都是高中文化水平的话,那么它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24%;如果员工受教育年限提高到大专水平的话,整个的提升会达到66%。这些数字可以充分证明教育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陈伟鸿注意到我举了一下牌子,马上请我发言。我说:“我国经济社会今后10年或者30年最关键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素质,尤其是人的创新能力。因此可以说,教育的内容、导向和政策,已经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
约翰·奈斯比特听到这里连连点头。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知道现在人们都在议论中国正在实行的9年义务教育,到2050年,中国将会实现12年的义务教育。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问题不在于孩子们在学校待多长时间,而是他们在学校上学时都做些什么。如果把义务教育从9年延长到12年,而不改变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的内容,那就可能会失去延长义务教育的理由。我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并让他们进行毕生的学习,而我们现在并没有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而是教他们如何背书。”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好奇心,陈伟鸿问道:“这个观点让我想到了两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一个是素质教育,一个是应试教育,你的父母会怎么来教你呢?”
约翰·奈斯比特做了一个鬼脸,风趣地说:“我吗?我是一个辍学大王。我高中只念了1年,4年后我在犹他州的盐湖城找了份儿工作,为供水公司挖掘管道。17岁时,我离开犹他州,到海军陆战队当了一名海军,当时已经非常绝望了。但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如何阅读,开始拼命读书,后来我上了大学。其实现在各国的教育体制都存在问题,我们是在为过去而教育孩子,但我们应该让孩子为了现在和未来而学习,我们必须要进行教育的改革。现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不把孩子送到学校,而留在家庭接受父母的家庭教育。这样的儿童大概已经达到600万名。”
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可能是约翰·奈斯比特最有特色的成长历程。千万不要小看这位曾经辍学的学生!在他日后整个的职业生涯和家庭教育的过程里,他一共拿到了15个博士学位。这15个博士学位,有不少是出自像哈佛、康奈尔这样的一些名校。
三、引入竞争,改革教育体制
陈伟鸿问道:“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解决刚才大家谈到的当前我们的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会对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什么影响呢?”
多丽丝·奈斯比特回答:“如果中国要在未来10年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最强大的国家,那你们就应该重视培训。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就必须要采取措施,并且像约翰刚才说的,创造出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那样,人们就自然会有创新的能力——因为我们不能单纯地命令一部分人在2015年之前变得善于创新。”
听到这里,我说:“职业教育落后在中国是个很突出的问题。比方说,深圳需要20万技术工人,虽然在深圳打工的年青人远远超过20万,可是他们很少能够直接上岗,因为他们不是技术工人,必须得从头再培养。更为严重的是,现在很少有年青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即使政府提供补贴、学校不收费也不去。我们有过调查,90%以上的中学生都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可以说是青少年基本上都不愿意去。”
多丽丝·奈斯比特无奈地点点头说:“在欧洲和美国也同样如此。”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女士接着说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将来得引导美国的优秀人才,从所谓的金融领域向更多的工程、科技领域转移。否则的话,人才生态出现不平衡,就会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见奥巴马也明白维持人才生态的重要性。”左小蕾接着说,“德国的职业教育过去是非常好的,而且在国家整个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的汽车为什么能够在世界舞台上领先这么久,跟他们的工程师高度敬业、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他们精湛的技术有关。其实他们的很多工程师是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可见,如果我们忽略了职业教育,我们刚才提到的大趋势可能就无法实现。”
多丽丝·奈斯比特回答:“在德国你可能知道,越来越多的公司都成立了自己的大学,并拥有自己的教育体系,因为企业不满足于政府的教育体制所培养的人才的素质。我想刚才约翰所说的也与这一点一致,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没有恰当的竞争。因为没有竞争,教育就无法与现实需要更相符合。中国所需要的,是满足现实需要的劳动者,而不是仅仅符合一定教学计划的劳动者。”
我没有想到约翰·奈斯比特如此强调竞争的作用。他在书中写道:“中国想要在短时间内改革整个教育体制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竞争。就像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美国之所以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因为它们之间彼此争抢生源,因此必须提高自己的教育质量。所以,为了提高教育体制的整体水平必须允许学校相互竞争生源。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就是用市场的思路来改革教育,让客户们来决定。”“这样一个竞争体制,可以改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校。”
我一时没有思考清楚争抢生源的竞争方式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是,约翰·奈斯比特向我强调的一句话令我难忘,那就是:“中国应当从世界工厂变为创新中心,而创新就离不开素质教育。”的确,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想,从一个辍学的学生到未来学大师,约翰·奈斯比特本身的成长恰恰证明:实践与创新是至关重要的终身学习的内容。既然如此,我们何必过于看重孩子一时的考试成绩呢?我们为什么不给孩子更多一些的实践机会呢?
(责 编 若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