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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来信
“中华帝国是一艘破旧不堪的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这是1792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不成功”的来华之旅后的一番感慨。20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来看马嘎尔尼这番话时，不禁感慨此人出色的预见能力。而我们不易察觉的是，中国的近代史事实上从马嘎尔尼访华结束后就已经悄然拉开帷幕。
1792年英国政府精心挑选人员组成一个大型使团，即马嘎尔尼使团，使团涵盖了当时多个行业中的专家，包括植物、动物、机械等各个方面，赴中国宣传英国、展示英国国力和了解中国。众所周知，马嘎尔尼使团的任务——与中国进行自由通商——最终失败了。
至于失败的原因，直到今天学界所公认的便是大清帝国的傲慢与无知。在马嘎尔尼前往北京的货船和马车上，无不插着“英国特使进贡”的旗子。而在觐见乾隆皇帝前，双方还为了单腿屈膝还是双腿下跪的礼仪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终清廷做出了妥协，允许这个英国佬觐见乾隆帝时可以单腿屈膝来表达外交礼节。然而，这还只是所有外交冲突的起点。
诺大的中华文明起始于先秦，中兴于唐宋，在明清时代达到了一个顶峰。无论是科技文明、君主专制制度还是经济总量，老大的中华帝国所衍生的中华文明圈已经辐射向帝国版图周边的诸多国家。这个圈子向北到达蒙古，向东涵盖朝鲜半岛和日本，向南统摄中南半岛，在这个中华文明的分封体系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这一切与近代西方外交的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
马嘎尔尼在觐见乾隆帝时，自封钦差，换成英语原意就是“国王的特使”。这在乾隆帝听来甚为刺耳。因为在中国皇帝眼中，“天下”只有一个皇帝，一切外邦异族都只能是接受皇帝分封的王。如今自称钦差的马嘎尔尼显然是让英王和大清国皇帝平起平坐，这还了得？
与此同时，马嘎尔尼带来的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也让乾隆颇为不满。先看看其中的内文：让中国受益于英国的进步——显然这是挑衅物产丰腴的天朝上国；要求善待在广州的英国公民——难道英国人在中国受委屈了吗；在北京派驻常驻代表——送完贡品还不速速离去；自称为乾隆帝的兄弟和朋友——大胆！竟然与天子同侪。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和平通商已无可能。对于英国人带来的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素来重道轻技的中国人也多以“奇技淫巧”斥之。一言以蔽之，当工业文明开始碰上老大的清帝国时，清帝国还了一个大大的冷脸。
然而马嘎尔尼并不只是来和平通商，他的使团在北京、天津、东南沿海地区做了大量的调查，甚至包括中国的民歌和植物种类。他们对中国沿海的军事力量也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堪一击。
不出半个世纪，在中国拒绝了英国的通商要求后，英国人用大炮让中国就范。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署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随后英国又和法国扩大了“战果”，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也从历史的正式记忆中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虽然这个报幕员早在近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悄然动手。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还有一个意外“战果”，他们在攻陷广州时俘虏了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叶名琛后来被押往印度，被英国人折磨致死。在叶名琛被俘之后，英国人曾用这样的文字来表达他们对落后的清帝国的蔑视和嘲弄：
“叶体格非常健壮，个头很高，约五英尺十一英寸，长着稀疏的中国式胡须，醒目的扁脑门，一个满是愚忠思想的脑袋，圆滚粗胖的脖子，普普通通的后脑勺。头发几乎留到了头顶上，稀稀疏疏。我们这位大人真是头骨学研究的绝好标本。他的辫子灰白，又短又细。中国最小的猪的尾巴都比这位高官的辫子长。他脸庞厚重：下巴要比一般中国人粗壮得多，下颌和腮结实，是意志坚定、顽固不化的标志。鼻子又长又扁，鼻孔呈钝角冲天。从侧面看，他的鼻子尤为醒目丑陋，从前面看，这个全身最困难的部位倒是有所缓和。那双蒙古细眯眼——是坐在我对面的最富表情的部位，像我现在描写的那样怀疑地盯着我。一般状态下，这双眼睛是他脸上唯一运动的部位，透出机敏与狡诈；但是我见过他在性命攸关时刻的表情：眼珠瞪得像铜铃，充满恐惧与愤怒。他的吻部外凸，厚嘴唇，黑牙齿。因为他说，他家没有用牙刷的习惯。不过，这也是某些中国家庭的普遍习俗。”
就这样，长辫子的中国人口中的“洋大人”也开始用二等公民的眼光来打量着这群老旧的东方人。中国的历史开始走到了时间的拐点上。
最糟糕的外交
时间定格在1880年的夏天，中国崎岖不平的西北部，沙俄军队正与中国军队打得不可开交。在中国东部沿海，沙俄海军正在靠近。数千人的中国军队被派往京畿重镇天津，准备一战。然而此时清政府开战决心未定。因为，慈禧太后面对的局面太复杂了。
此刻在北京城里，所有的开战责任全都压到一个长胡子胖子头上，他叫完颜崇厚。54岁的崇厚出身贵族，祖上世受皇恩，当时他被判了斩监候，在牢里待着等死，而砍头的原因就是他在外交上给清廷捅下了个史无前例的大篓子：本来中国希望从沙俄获取让步，他却本末倒置。
1878年，左宗棠在新疆打了胜仗，新疆阿古柏叛军的幕后支持者沙俄帝国出现了财政危机。此时本是收回伊犁的最佳时机，结果负责对俄谈判的完颜崇厚却在俄国人的恐吓下签署了《里瓦几亚条约》，给予俄国人诸多外交惠利，而且条约完全是背着中国政府签订的。
消息传来，清廷震怒，慈禧太后一边将崇厚收监，一边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使俄国，交涉此事。在朝廷内，主战派强烈要求杀了崇厚，以儆效尤；然而另一方面，一些主和派则担心崇厚一旦掉了脑袋，沙俄将再生战事，更麻烦的是，西方列强将认为清政府言而无信，可能会废除多年前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进而武力干涉。此时的清廷，显得如此的尴尬和难堪。 在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清帝国被迫开始卷入到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内忧外患爆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人开始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进而就产生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为核心成员的洋务派。他们开工厂，练新军，修铁路，建学堂，尽一切可能去追赶近代化的步伐。
洋务运动给清帝国似乎带来了一线生机，随着总理衙门设立，近代工业的萌发，清廷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有这么一些动作了。也基于此，在平息新疆阿古柏叛乱和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清政府都取得了难得的胜利。
然而，这些细碎的成绩难以掩饰整个清帝国的腐朽和没落。完颜崇厚捅下的外交事件直到100多年后，仍然被西方媒体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糟糕的外交”。《经济学人》杂志在2013年的圣诞特别号中刊文指出，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崇厚依然能把事情办砸，这显然已经不是某个外交官的失误了，而是一个国家和制度的无能和腐朽。
直到今天，依然有西方媒体对当年清廷对完颜崇厚的重用表示难以理解。崇厚督办水利、洋务多有失误，曾因天津教案而前往法国谢罪，之后又参与了日本入侵台湾事件的外交协调，这诸多差事，崇厚无一办妥。他在外交上的无知无能以及作为满清贵族所具有的腐朽和愚昧，把很多事情搅得一团糟，很多事件直到今天看来，依然令人啼笑皆非。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完颜崇厚创办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武装，即天津洋枪队。这支洋枪队和美国人华尔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的中外混编的洋枪队不同，完全由中国人自主掌握。这支洋枪队在后来的对内对外的战斗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真是极端的两面。一方面，崇厚无知、愚昧、保守和软弱；另一方面，他又在不经意间参与了整个近代化的进程，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崇厚因涉俄事件被判斩监候之后，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在西方的报纸上，之前一直嘲笑崇厚的媒体一律改称其为“不幸的大使”。而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甚至向清廷转达了维多利亚女王对崇厚命运的关切，并表示女王已经以英王的名义赦免了中国的这位大使。
另一方面，当崇厚身陷囹圄之时，清廷派往俄罗斯的使节曾纪泽却被西方媒体形容为除了强硬傲慢和不知妥协之外，别无长技。由于俄国当时已无钱开战，所以基本答应了曾纪泽的大部分条件。也正因如此，曾纪泽一回国就成为民族英雄。当时的西方列强开始担心一件事：清政府开始学到了这么一个经验——不要对洋人妥协。虽然这个经验看上去并不一定靠谱。
最终，来自西方的压力，加上花了30万两白银，崇厚最终保住了自己的性命。然而赋闲在家的崇厚依然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他逢人便说自己是替罪羊。但在西方人看来，可怜的不只是崇厚，还有整个大清帝国。腐朽狭隘的政治体系铸就了这位中国最拙劣的外交官，放任其渎职失败，直到无可挽回。
倒在老鼠脚下
时间继续拨转，来到了公元1894年7月25日，距今100多年前，这一年是甲午年。
因为朝鲜东学党起义一事，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开始出兵援助平叛。而此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明治维新的日本也派兵干预此事。受惊于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惨败，日本用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拉开了自己的近代化进程。相比于中国，船小好调头的日本很快国力蹿升，成为一个近代准强国。然而，资源匮乏、经济基础薄弱的日本亟需得到发展所需的“养料”，而吞并朝鲜、进占中国，变成了日本的既定方针。
1894年7月25日，天气晴朗，海面平静。英国商船高升号正在为中国运送士兵到朝鲜。船至丰岛海面，与日本浪速号军舰相遇。彼时的浪速号舰长正是后来扬名对马海战的东乡平八郞。由于运兵船是英国商船，所以日军一度对是否动手表现迟疑。这时，东乡平八郞下令炮击，最终高升号被击沉。日军只救下了落水的英国船员，其余的871名中国士兵全部遇难。
高升号事件后来成为甲午中日战争全面开战的导火索。高升号事件一出，中日英三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战。当高升号被击沉事件传到北京时，李鸿章并没有显得特别震惊。相反，由于日本人炮击英国商船，在李鸿章看来，这势必会将英国人拖下水。这样战局对日本大大不利。
对此事件，北京的总理衙门在呈报给军机处乃至皇帝的报告中，对于中日冲突已经爆发、且悬挂英国旗帜的商船被日本军舰悍然击沉后，英国这样一个大国和强国的政策取向，本应作出基本判断。英国驻华公使对中国军事获胜缺乏信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外交情报，其战略意义十分重大，但总理衙门显然没有汇报这一点。相反的是，总理衙门居然在报告中，无中生有地加上了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并未言及的英国或许会对日本兴兵问罪的说法。这些情报极大地影响了清廷对英国动向的判断和掌握。对于高升号，清廷决策层从起先的震惊很快转向暗中庆幸，甚至一厢情愿地等待“第三国”的介入。
而另一方面，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接到了高升号事件的报告，伊藤博文为此大发雷霆，斥责东乡平八郞的鲁莽。伊藤博文非常担心英国因此而与中国结盟，那么将对整个战事极为不利。从后来时任外相陆奥宗光的回忆录《蹇蹇录》中可以看出，彼时日本对于清军的冲突并不在意，他们关心的是英国对此事的态度：“最使我国官民大吃一惊的，是我国军舰浪速号击沉悬挂英国国旗的一艘运输船的消息。……在最初接到在丰岛海战中我国军舰击沉悬有英国国旗的运输船的报告时，都想到在日英两国间或将因此意外事件而引起一场大纷争，任何人都深为惊骇，因而有很多人主张对英国必须立即给予能使其十分满意的表示。”
而英国方面，高升号的悲剧传回英国后，舆论一片沸腾，群情激奋，要求政府对日本进行报复。此时，巡弋在东亚的英国远东舰队，也做出了不寻常的军事部署：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斐利曼特不仅派“红雀”舰前往出事地点进行搜索，更是派遣“射手”舰前往搜寻日本舰队，要向日本舰队问罪。
然而很快事情发生了逆转。首先，日本制作了《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这份根本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单方面报告，形式上完全按照“国际惯例”制作完成，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审判听证会上大派用场；之后日本公使青木周藏采用“危机外交”策略，对英国媒体大肆收买，其中对路透社一出手就是600英镑。这些媒体很快在舆论上倾向日本一边，为日本争取到了很大的同情和支持。一些国际法专家也开始公开支持日本。在这一方面，中国方面虽然作出各种表态，但显然抵不上日本的招数。 高升号事件，可以看作英国远东外交战略的彩排，该事件过程中英国所表现出来的游移乃至内部分歧，都是这个战略形成的“试错”和调整过程。作为高升号事件的第三方当事人，英国被迫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了抉择。英国和日本开始走近，甚至结成同盟，对英国来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失去了远东的主导地位，而且英中之间的“传统友谊”受到极大的削弱，此后中国转而向俄国靠拢。
美国打油诗人那施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日本人》：日本人有多么彬彬有礼；他总是说，“请原谅，对不起” ；他爬进了邻居的花园，他微笑着说，“我请你多包涵”；他鞠躬，很友善地咧嘴一笑，把他一群饥饿的家人招来了；他咧嘴笑，然后友善地鞠躬；“真抱歉，现在这是我的园庭。”
正如这首诗所云，这位“卑怯的攻击者”，由开始的躲闪，在舆论准备之后，开始向英国致以隆礼，“为了目的随时可以将脸面和尊严放下”。拉着英国人一起拜会中国人，向英国人友善地“鞠躬”，向中国人说“真抱歉，现在这是我的园庭”。
中国懵然不知，大概还不懂得媒体手段的魅力。当时中国仅有的几份报纸，都与中国官方没有关系。在上海英租界的《字林西报》，乃英文版，虽然言论自由，但毕竟是英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喉舌；《申报》也是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聘用士人为主笔，适合中国读者的品位，高升号沉没后，派有战地记者采访获救者，但除慷慨陈词外，对于远在北京的决策者，难以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
相比于舆论战的失利，更为重要的是，高升号事件折射出中国在外交战略上的溃败。所谓弱国无外交，英国在高升号事件上的态度的转变充分展现出国际舞台上“实力决定一切”的潜规则。当英国公使判断中国根本打不赢甲午一仗时，高升号事件的结局就已经埋下伏笔。
早在甲午中日战争全面开战前，李鸿章在会见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时讽刺道：“贵国是不是都是老鼠公使（暗讽小村身材矮小）你这样的人呢？”小村回答道：“在我们国家，像中堂大人您这样高大身材的都是无用之辈。”小村这番话，恰似对老大的清帝国最贴切的侮辱和讽刺。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西方列强对中国有了再认识，这种认识使中国跌入深渊。伴随着日本国际声誉的鹊起，中国清政府的无能、无知和腐败成为西方的共识。这也就在之后间接导致了八国联军的侵华事件。在那个国力决定一切的时代，沉重老大的中国开始期待着新时代的到来，期待那一场涤荡整个民族的革命的到来。
“中华帝国是一艘破旧不堪的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这是1792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不成功”的来华之旅后的一番感慨。20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来看马嘎尔尼这番话时，不禁感慨此人出色的预见能力。而我们不易察觉的是，中国的近代史事实上从马嘎尔尼访华结束后就已经悄然拉开帷幕。
1792年英国政府精心挑选人员组成一个大型使团，即马嘎尔尼使团，使团涵盖了当时多个行业中的专家，包括植物、动物、机械等各个方面，赴中国宣传英国、展示英国国力和了解中国。众所周知，马嘎尔尼使团的任务——与中国进行自由通商——最终失败了。
至于失败的原因，直到今天学界所公认的便是大清帝国的傲慢与无知。在马嘎尔尼前往北京的货船和马车上，无不插着“英国特使进贡”的旗子。而在觐见乾隆皇帝前，双方还为了单腿屈膝还是双腿下跪的礼仪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终清廷做出了妥协，允许这个英国佬觐见乾隆帝时可以单腿屈膝来表达外交礼节。然而，这还只是所有外交冲突的起点。
诺大的中华文明起始于先秦，中兴于唐宋，在明清时代达到了一个顶峰。无论是科技文明、君主专制制度还是经济总量，老大的中华帝国所衍生的中华文明圈已经辐射向帝国版图周边的诸多国家。这个圈子向北到达蒙古，向东涵盖朝鲜半岛和日本，向南统摄中南半岛，在这个中华文明的分封体系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这一切与近代西方外交的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
马嘎尔尼在觐见乾隆帝时，自封钦差，换成英语原意就是“国王的特使”。这在乾隆帝听来甚为刺耳。因为在中国皇帝眼中，“天下”只有一个皇帝，一切外邦异族都只能是接受皇帝分封的王。如今自称钦差的马嘎尔尼显然是让英王和大清国皇帝平起平坐，这还了得？
与此同时，马嘎尔尼带来的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也让乾隆颇为不满。先看看其中的内文：让中国受益于英国的进步——显然这是挑衅物产丰腴的天朝上国；要求善待在广州的英国公民——难道英国人在中国受委屈了吗；在北京派驻常驻代表——送完贡品还不速速离去；自称为乾隆帝的兄弟和朋友——大胆！竟然与天子同侪。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和平通商已无可能。对于英国人带来的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素来重道轻技的中国人也多以“奇技淫巧”斥之。一言以蔽之，当工业文明开始碰上老大的清帝国时，清帝国还了一个大大的冷脸。
然而马嘎尔尼并不只是来和平通商，他的使团在北京、天津、东南沿海地区做了大量的调查，甚至包括中国的民歌和植物种类。他们对中国沿海的军事力量也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堪一击。
不出半个世纪，在中国拒绝了英国的通商要求后，英国人用大炮让中国就范。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署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随后英国又和法国扩大了“战果”，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也从历史的正式记忆中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虽然这个报幕员早在近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悄然动手。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还有一个意外“战果”，他们在攻陷广州时俘虏了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叶名琛后来被押往印度，被英国人折磨致死。在叶名琛被俘之后，英国人曾用这样的文字来表达他们对落后的清帝国的蔑视和嘲弄：
“叶体格非常健壮，个头很高，约五英尺十一英寸，长着稀疏的中国式胡须，醒目的扁脑门，一个满是愚忠思想的脑袋，圆滚粗胖的脖子，普普通通的后脑勺。头发几乎留到了头顶上，稀稀疏疏。我们这位大人真是头骨学研究的绝好标本。他的辫子灰白，又短又细。中国最小的猪的尾巴都比这位高官的辫子长。他脸庞厚重：下巴要比一般中国人粗壮得多，下颌和腮结实，是意志坚定、顽固不化的标志。鼻子又长又扁，鼻孔呈钝角冲天。从侧面看，他的鼻子尤为醒目丑陋，从前面看，这个全身最困难的部位倒是有所缓和。那双蒙古细眯眼——是坐在我对面的最富表情的部位，像我现在描写的那样怀疑地盯着我。一般状态下，这双眼睛是他脸上唯一运动的部位，透出机敏与狡诈；但是我见过他在性命攸关时刻的表情：眼珠瞪得像铜铃，充满恐惧与愤怒。他的吻部外凸，厚嘴唇，黑牙齿。因为他说，他家没有用牙刷的习惯。不过，这也是某些中国家庭的普遍习俗。”
就这样，长辫子的中国人口中的“洋大人”也开始用二等公民的眼光来打量着这群老旧的东方人。中国的历史开始走到了时间的拐点上。
最糟糕的外交
时间定格在1880年的夏天，中国崎岖不平的西北部，沙俄军队正与中国军队打得不可开交。在中国东部沿海，沙俄海军正在靠近。数千人的中国军队被派往京畿重镇天津，准备一战。然而此时清政府开战决心未定。因为，慈禧太后面对的局面太复杂了。
此刻在北京城里，所有的开战责任全都压到一个长胡子胖子头上，他叫完颜崇厚。54岁的崇厚出身贵族，祖上世受皇恩，当时他被判了斩监候，在牢里待着等死，而砍头的原因就是他在外交上给清廷捅下了个史无前例的大篓子：本来中国希望从沙俄获取让步，他却本末倒置。
1878年，左宗棠在新疆打了胜仗，新疆阿古柏叛军的幕后支持者沙俄帝国出现了财政危机。此时本是收回伊犁的最佳时机，结果负责对俄谈判的完颜崇厚却在俄国人的恐吓下签署了《里瓦几亚条约》，给予俄国人诸多外交惠利，而且条约完全是背着中国政府签订的。
消息传来，清廷震怒，慈禧太后一边将崇厚收监，一边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使俄国，交涉此事。在朝廷内，主战派强烈要求杀了崇厚，以儆效尤；然而另一方面，一些主和派则担心崇厚一旦掉了脑袋，沙俄将再生战事，更麻烦的是，西方列强将认为清政府言而无信，可能会废除多年前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进而武力干涉。此时的清廷，显得如此的尴尬和难堪。 在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清帝国被迫开始卷入到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内忧外患爆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人开始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进而就产生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为核心成员的洋务派。他们开工厂，练新军，修铁路，建学堂，尽一切可能去追赶近代化的步伐。
洋务运动给清帝国似乎带来了一线生机，随着总理衙门设立，近代工业的萌发，清廷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有这么一些动作了。也基于此，在平息新疆阿古柏叛乱和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清政府都取得了难得的胜利。
然而，这些细碎的成绩难以掩饰整个清帝国的腐朽和没落。完颜崇厚捅下的外交事件直到100多年后，仍然被西方媒体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糟糕的外交”。《经济学人》杂志在2013年的圣诞特别号中刊文指出，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崇厚依然能把事情办砸，这显然已经不是某个外交官的失误了，而是一个国家和制度的无能和腐朽。
直到今天，依然有西方媒体对当年清廷对完颜崇厚的重用表示难以理解。崇厚督办水利、洋务多有失误，曾因天津教案而前往法国谢罪，之后又参与了日本入侵台湾事件的外交协调，这诸多差事，崇厚无一办妥。他在外交上的无知无能以及作为满清贵族所具有的腐朽和愚昧，把很多事情搅得一团糟，很多事件直到今天看来，依然令人啼笑皆非。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完颜崇厚创办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武装，即天津洋枪队。这支洋枪队和美国人华尔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的中外混编的洋枪队不同，完全由中国人自主掌握。这支洋枪队在后来的对内对外的战斗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真是极端的两面。一方面，崇厚无知、愚昧、保守和软弱；另一方面，他又在不经意间参与了整个近代化的进程，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崇厚因涉俄事件被判斩监候之后，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在西方的报纸上，之前一直嘲笑崇厚的媒体一律改称其为“不幸的大使”。而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甚至向清廷转达了维多利亚女王对崇厚命运的关切，并表示女王已经以英王的名义赦免了中国的这位大使。
另一方面，当崇厚身陷囹圄之时，清廷派往俄罗斯的使节曾纪泽却被西方媒体形容为除了强硬傲慢和不知妥协之外，别无长技。由于俄国当时已无钱开战，所以基本答应了曾纪泽的大部分条件。也正因如此，曾纪泽一回国就成为民族英雄。当时的西方列强开始担心一件事：清政府开始学到了这么一个经验——不要对洋人妥协。虽然这个经验看上去并不一定靠谱。
最终，来自西方的压力，加上花了30万两白银，崇厚最终保住了自己的性命。然而赋闲在家的崇厚依然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他逢人便说自己是替罪羊。但在西方人看来，可怜的不只是崇厚，还有整个大清帝国。腐朽狭隘的政治体系铸就了这位中国最拙劣的外交官，放任其渎职失败，直到无可挽回。
倒在老鼠脚下
时间继续拨转，来到了公元1894年7月25日，距今100多年前，这一年是甲午年。
因为朝鲜东学党起义一事，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开始出兵援助平叛。而此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明治维新的日本也派兵干预此事。受惊于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惨败，日本用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拉开了自己的近代化进程。相比于中国，船小好调头的日本很快国力蹿升，成为一个近代准强国。然而，资源匮乏、经济基础薄弱的日本亟需得到发展所需的“养料”，而吞并朝鲜、进占中国，变成了日本的既定方针。
1894年7月25日，天气晴朗，海面平静。英国商船高升号正在为中国运送士兵到朝鲜。船至丰岛海面，与日本浪速号军舰相遇。彼时的浪速号舰长正是后来扬名对马海战的东乡平八郞。由于运兵船是英国商船，所以日军一度对是否动手表现迟疑。这时，东乡平八郞下令炮击，最终高升号被击沉。日军只救下了落水的英国船员，其余的871名中国士兵全部遇难。
高升号事件后来成为甲午中日战争全面开战的导火索。高升号事件一出，中日英三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战。当高升号被击沉事件传到北京时，李鸿章并没有显得特别震惊。相反，由于日本人炮击英国商船，在李鸿章看来，这势必会将英国人拖下水。这样战局对日本大大不利。
对此事件，北京的总理衙门在呈报给军机处乃至皇帝的报告中，对于中日冲突已经爆发、且悬挂英国旗帜的商船被日本军舰悍然击沉后，英国这样一个大国和强国的政策取向，本应作出基本判断。英国驻华公使对中国军事获胜缺乏信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外交情报，其战略意义十分重大，但总理衙门显然没有汇报这一点。相反的是，总理衙门居然在报告中，无中生有地加上了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并未言及的英国或许会对日本兴兵问罪的说法。这些情报极大地影响了清廷对英国动向的判断和掌握。对于高升号，清廷决策层从起先的震惊很快转向暗中庆幸，甚至一厢情愿地等待“第三国”的介入。
而另一方面，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接到了高升号事件的报告，伊藤博文为此大发雷霆，斥责东乡平八郞的鲁莽。伊藤博文非常担心英国因此而与中国结盟，那么将对整个战事极为不利。从后来时任外相陆奥宗光的回忆录《蹇蹇录》中可以看出，彼时日本对于清军的冲突并不在意，他们关心的是英国对此事的态度：“最使我国官民大吃一惊的，是我国军舰浪速号击沉悬挂英国国旗的一艘运输船的消息。……在最初接到在丰岛海战中我国军舰击沉悬有英国国旗的运输船的报告时，都想到在日英两国间或将因此意外事件而引起一场大纷争，任何人都深为惊骇，因而有很多人主张对英国必须立即给予能使其十分满意的表示。”
而英国方面，高升号的悲剧传回英国后，舆论一片沸腾，群情激奋，要求政府对日本进行报复。此时，巡弋在东亚的英国远东舰队，也做出了不寻常的军事部署：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斐利曼特不仅派“红雀”舰前往出事地点进行搜索，更是派遣“射手”舰前往搜寻日本舰队，要向日本舰队问罪。
然而很快事情发生了逆转。首先，日本制作了《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这份根本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单方面报告，形式上完全按照“国际惯例”制作完成，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审判听证会上大派用场；之后日本公使青木周藏采用“危机外交”策略，对英国媒体大肆收买，其中对路透社一出手就是600英镑。这些媒体很快在舆论上倾向日本一边，为日本争取到了很大的同情和支持。一些国际法专家也开始公开支持日本。在这一方面，中国方面虽然作出各种表态，但显然抵不上日本的招数。 高升号事件，可以看作英国远东外交战略的彩排，该事件过程中英国所表现出来的游移乃至内部分歧，都是这个战略形成的“试错”和调整过程。作为高升号事件的第三方当事人，英国被迫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了抉择。英国和日本开始走近，甚至结成同盟，对英国来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失去了远东的主导地位，而且英中之间的“传统友谊”受到极大的削弱，此后中国转而向俄国靠拢。
美国打油诗人那施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日本人》：日本人有多么彬彬有礼；他总是说，“请原谅，对不起” ；他爬进了邻居的花园，他微笑着说，“我请你多包涵”；他鞠躬，很友善地咧嘴一笑，把他一群饥饿的家人招来了；他咧嘴笑，然后友善地鞠躬；“真抱歉，现在这是我的园庭。”
正如这首诗所云，这位“卑怯的攻击者”，由开始的躲闪，在舆论准备之后，开始向英国致以隆礼，“为了目的随时可以将脸面和尊严放下”。拉着英国人一起拜会中国人，向英国人友善地“鞠躬”，向中国人说“真抱歉，现在这是我的园庭”。
中国懵然不知，大概还不懂得媒体手段的魅力。当时中国仅有的几份报纸，都与中国官方没有关系。在上海英租界的《字林西报》，乃英文版，虽然言论自由，但毕竟是英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喉舌；《申报》也是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聘用士人为主笔，适合中国读者的品位，高升号沉没后，派有战地记者采访获救者，但除慷慨陈词外，对于远在北京的决策者，难以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
相比于舆论战的失利，更为重要的是，高升号事件折射出中国在外交战略上的溃败。所谓弱国无外交，英国在高升号事件上的态度的转变充分展现出国际舞台上“实力决定一切”的潜规则。当英国公使判断中国根本打不赢甲午一仗时，高升号事件的结局就已经埋下伏笔。
早在甲午中日战争全面开战前，李鸿章在会见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时讽刺道：“贵国是不是都是老鼠公使（暗讽小村身材矮小）你这样的人呢？”小村回答道：“在我们国家，像中堂大人您这样高大身材的都是无用之辈。”小村这番话，恰似对老大的清帝国最贴切的侮辱和讽刺。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西方列强对中国有了再认识，这种认识使中国跌入深渊。伴随着日本国际声誉的鹊起，中国清政府的无能、无知和腐败成为西方的共识。这也就在之后间接导致了八国联军的侵华事件。在那个国力决定一切的时代，沉重老大的中国开始期待着新时代的到来，期待那一场涤荡整个民族的革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