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一个轻率的行为导致了对一段师生关系的伤害。一个简单的“我很抱歉”的表达，能够获得谅解吗？
　　启发
　　当他还只有12岁时，这个大男孩做了一件多年后才意识到可能伤害了自己七年级任课老师的事情。那件事算不上很严重——而他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年。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男孩儿长大了，变得明智了，他期望找到当年的任课老师，向老师道个歉。可是这位教师似乎在人间消失了。在过去了数十年后，这位当年的少年，现在高大的男子汉拉利伊斯拉尔森在上网浏览时也曾将老师的姓名键人搜索框，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不过他从未放弃对老师的寻找。去年，伊斯拉尔森遇到了一件事——情况—下子有了转机。
　　伊斯拉尔森当时阅读了我在《俄勒冈人》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介绍某个帮助有失足可能的少年儿童辅导项目的运作。他仔细察看了文章中所附的一张照片，认出了他当年的老师就是照片里的一个男士，这位老师现在是一名志愿者。于是，伊斯拉尔森发了一份电子邮件给我：
　　“你写的一篇故事中提到了退休教师詹姆斯阿特伯尔利。他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任课老师，我在当他的学生时做了一件令我后悔的事情，我现在想向他道歉。您是否愿意做一个中间人，代我向他传递一个信息呢？”
　　我于是联系了阿特伯尔利，他颇为好奇，并要我回复这名学生，以了解—下发生了什么事。此后不久，我收到一个装有一个信封的快件包裹。我马上拆开包裹，将里面的信件转寄给了阿特伯尔利先生。
　　我将此事跟其他朋友谈起过，这些友人都表达出同样的态度，即每个人都有因过去的某一件事而想向某个人表示道歉的意愿：他们对我说，一旦后来了解了真实情况时，往往为时已晚。
　　解剖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数十年来，我的脑际也的确萦绕着一个我应该去向其表达歉意的人。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组织了一次圣诞节礼物交换活动。那天，我们坐成一圈，轮流拆开包有礼物的精美包装盒。当轮到我时，老师递来一个显然是用旧包装纸包起来的盒子，纸面满是皱纹，色彩已经褪去。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拆开包装纸，从盒子里取出一本廉价纸封面的，里面的页面已经破损的薄薄的书。
　　书里面夹了一张手写的字条，字条上写有送我书籍的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当我念出女孩子的名字时，同学们都哄笑了起来。这个女孩子的礼物显示出她与我们大多数人是多么不同。她是后来才分到我们班的，平时头发凌乱，总是湿漉漉的。她在班上没有朋友，许多同学经常取笑她，因为她来自贫困家庭，穿的衣服很旧。
　　尽管这件小事发生在几乎50年前，可我对那个下午的回忆仿佛就在昨天。随着全部同学的笑声，这个8岁的小女孩悄悄地流着泪，把头扭向一旁。老师几次试图让大家安静下来，都未能如愿。
　　在那一瞬间，我所担心的只是生怕同学们会误认为我和这个小女孩是朋友，所以我没有向她表示感谢，甚至也没有对这件礼物表现出尊重。像拉利伊斯拉尔森一样，我在数十年之后才意识到我在当时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随后将那件礼物扔进了垃圾箱。
　　多年来，我很想为此事道歉。所以在等待伊斯拉尔森和阿特伯尔利的事情会怎样发展的这段时间，我也尝试着将当年的那个女同学的名字在互联网上搜索，但一无所获。我认识到为什么伊斯拉尔森如此渴望找到他的老师，因为这一做法的全部意义在于重新获得一次人生的机遇。
　　回忆
　　当詹姆斯阿特伯尔利阅读了他的这名学生的来信时，思绪将他带回了1973年。那时他37岁，在洛杉矶南部郊区汉廷顿海滩小镇的一所中学教历史和作文，教学中口碑不错，学生们对其的评价颇高。不过阿特伯尔利是一个同性恋者。
　　“如果一名教师被人发现是同性恋者，他的聘用合同可能会得不到续签，”阿特伯尔利解释道。“有同性恋倾向的教师总是少言寡语。如今这个年代的人们可能对此不甚理解。那时我从不对人谈起我的生活。”
　　阿特伯尔利告诉我，他还记得拉利伊斯拉尔森这名学生。
　　“我真诚地为我当年从你教的1972—1973学年七年级社会学科课程转班的行为道歉。我对学校的记忆已留存不多，但你在我的一张作业纸上眉批的一句话我还记得：‘你在生活中还将走很远的路，你对英语的掌握颇为独特。’回眸年少时的我自己，我很肯定地说，我当时以能成为老师的一名得意门生而陶醉。可是在教室里的这种令我欣慰的状况，一到了男学生更衣室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电话中，拉利伊斯拉尔森的声音显得低沉、坚定、充满自信。他说他身高1.87米，在高中和大学里曾经是水球队队员。
　　“然而我在12岁时，”他说，“是一个瘦弱的孩子，许多身体强健的男生都喜欢嘲笑我们这些人。你知道被人视为弱小是什么感觉吗？”
　　一些学生怀疑阿特伯尔利是同性恋。一个男孩儿询问阿特伯尔利对拟议中的法律条款禁止同性恋者担任教师这一问题有何看法，而阿特伯尔利反问这个学生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学生回答说是他父亲特意要他问老师的。
　　伊斯拉尔森是阿特伯尔利最欣赏的学生之一，头脑灵活，善于表达，提交的作文被他这个任课教师视为佳作。“我经常在班上表扬拉利，”阿特伯尔利说道。“结果这种状态却为伊斯拉尔森惹上了大麻烦。”
　　一到了更衣室，一些男孩儿就开始对伊斯拉尔森冷嘲热讽，找他的茬。
　　“他们会一起押着韵，念叨着，‘拉利’、‘伶俐’、‘阿特伯尔利’，”伊斯拉尔森回忆道。
　　如果伊斯拉尔森祈求这些恶作剧的学生不要这样叫，这些人就向他挑战，要与他打一架。
　　“我与别人相互打了几个回合之后，就放弃了，”他说道。
　　嘲讽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并带有性方面的侮辱。伊斯拉尔森没有向其他的人吐露这一苦恼。一天，当他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状况之时，伊斯拉尔森来到校长办公室，要求转到别的班级上课。校长对这名学生的举动表示诧异，但最后还是签署了转班的条子，将它交给伊斯拉尔森。这名心情复杂的初中生拿着条子闯入教室，将它交给正在教课的阿特伯尔利，然后走到自己的座位旁，收拾好书包，一声不吭地走出了教室。 　　“没有告别，没有任何解释，”伊斯拉尔森回忆道。“我就这样离开了。我后来再也没有与这位老师说过一句话。”
　　道歉
　　伊斯拉尔森成年后结了婚，他娶了一名墨西哥裔的美国姑娘为妻，成了当地第一个融入墨西哥裔美国人家庭的盎格鲁人（注：祖籍非墨西哥人或西班牙人的美国白人）。在结婚十多年期间，他与妻子考妮生育了两个女儿。一天，他的大舅子邀请他出去小聚，说有一件事要谈。两个人聊了一会儿之后，他的大舅子深深吸了一口气，将话转入正题。
　　“我的这位亲戚向我道歉，”伊斯拉尔森说道。“他说在我将要与他妹妹结婚时，他曾竭力阻止，因为他不愿意一个盎格鲁民族的白人融入墨西哥裔的家庭，所以要妹妹与我分手。这些年来，他一直为此事而感到不安，于是决定是时候坦诚地讲出来，向我进行道歉。”
　　这些诚恳的话语勾起了伊斯拉尔森自己的心绪，他想起了老师阿特伯尔利先生。这位老师一度激励和鼓舞了自己的人生。阿特伯尔利在作文上的评语对他的生活曾经显得那么重要。伊斯拉尔森认为到了应该向当年的老师说明情况，并作出道歉的时候了。于是，这位人到中年的男子汉开始了寻找老师的行动。10年之后，他看到了我写的报道。
　　伊斯拉尔森30年来一直想象着要给阿特伯尔利写一封信，可是现在却要努力寻思着怎样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在信中，他写道，他对当年要求转班的行为感到“真诚的内疚”。“我知道以当年的那个年龄，似乎可以减轻一些责备的程度，然而当我今天以成年人的思维重新回顾这一事件时，它令我深感羞愧。”
　　伊斯拉尔森将信封封好，将它寄给我，并让我转给阿特伯尔利。他并不期待什么。他觉得做了一件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现在他了却了一个心愿。
　　当阿特伯尔利阅读来信的时候，他能够体会作为一个小男孩遭遇的处境。其实像伊斯拉尔森一样，他自己在孩提年代也被人粗暴地虐待过。一次，当他步行回家时，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子突然抓住他，迫使他脱下裤子，然后用皮带抽打他。由于感到万般耻辱，阿特伯尔利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平息。这两个人除了纠缠他之外，还以要求他交出每天的午饭钱来折磨他……
　　这封来信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勾起了阿特伯尔利对自己过去的一段忍辱负重经历的回忆。他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例。
　　阿特伯尔利当年很纳闷，为什么伊斯拉尔森要离开他教的班级，是他做了什么错事或对这名学生说了什么？如今他知道了事情的缘由。
　　阿特伯尔利把来信放在一边，走到电脑前，在搜寻框中打人伊斯拉尔森的姓名，很快，地址和电话号码就显现出来。
　　在1800多公里外的某幢住宅里，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一个男子拿起听筒。
　　“拉利？”电话中传来一个声音，“我是你的老师詹姆斯·阿特伯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