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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报业版图上，新民晚报无疑是一盏航标灯，几乎没有哪个吃报纸饭的人不关注她、学习她、乃至仰望她。尤其像我这样的年轻从业者，更是从她的版面上汲取着丰富而实用的营养。我当时非常迷恋杂文，而新民晚报上的杂文短小精悍，切中时弊，且文笔幽默，独树一帜，一度成为我的最爱，也正是在新民的版面上，我记住了林放、言微、易火、荆中棘……
我起初只知道林放是赵超构先生的笔名，并不知道言微和荆中棘是束纫秋的笔名。这个谜底直到1994年我结识了束老之后，才被偶然揭开。那时，深圳正要创办深圳晚报，束老被请来出谋划策，这使我有机会认识了这位报业前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束老，高高的个子，满头的银发，还有那双令人难忘的眼睛，灵动而敏锐，睿智而深邃，极具穿透力。就在那次见面时，我谈起自己早年痴迷于新民晚报的杂文专栏，80年代初就买到林放先生的杂文集《世相杂谈》，那本小书几乎成为我学写杂文的教科书。束老爽朗地笑道：“哎，你一上手就找到林放先生，起步很高呀!”言语间，透露出束老对林放先生的由衷尊崇。我顺便也谈到新民的杂文专栏里有另外一些作者，只知笔名，不识其人。这时，旁边就有知情者指着束老说，你面前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言微”呀，还有荆中棘、易火，都是束老的笔名。我顿时恍然大悟，当即重新起立，郑重握手，向束老表示一个崇拜者对自己偶像的敬意!
80年代的中国晚报界有两位“微”字号杂文家，羊城有“微音”，新民有“言微”，可谓双峰并峙，名重南北。业界早就知道“微音”是许实先生的笔名，但却很少知道言微的真名。我想，这很可能是束老的刻意隐身。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新民的名牌只有一个，那就是林放，他自己却甘当绿叶，默默地隐在幕后。我这样说还有一个事实依据，那就是束老写了那么多出色的杂文，却一直不肯结集出版，直到林放先生去世4年之后，他才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杂文《一笑之余》，那时束老已年近八旬了。而此后若干年，束老老当益壮，笔耕不止，其文恩更加敏捷，文笔更加老辣，对现实的评点也更加入木三分了。这期间，我陆续得到束老题赠的好几本新书，1996年的《一笑之余》，1999年的《悚然失敬》，2002年的《做晚报的一只眼睛》，2004年的《长话短说》……由此可见，束老似乎是有意“推迟”了自己的收获期。
1995年10月，我要去上海参加一次沪穗文化研讨会。当时，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刚刚创刊，我也希望利用这次上海之行，为这个初生的文化周刊约一些稿件联系一些作者。为此，我临行前给两位老先生打了电话，请他们在会议日程之外，务必帮我约稿并拜会一些文化名人。这两位老先生，一位是束老，另一位是邓云乡先生。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会议散场那天，宾馆的大堂里竟然发生了颇具戏剧性的一幕：两位老人家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地赶到宾馆来接我——望着两位白发老者，我一时间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住在哪个宾馆，更没有让他们亲自前来接我，只是说散会后会跟他们联系。谁知，这两位老人都各自打听到会议地点，早早地等在宾馆大堂里!
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两位老人，同时深表歉意，都怪我事先没有讲清楚，劳烦两位老先生都跑过来了。这时，束老朗声大笑道：“哈哈，这就是我们老哥俩的事情了。你先退房去吧，我们来商量解决你何去何从的问题!”
他们两位如何商量的我不知道，结果是我被邓公接到了家里。但是，束老也“开出条件”：我在沪期间，一定要安排时间到新民晚报社看看。我说，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10月30日，我专程来到新民晚报看望束老，束老下楼来接我，来到束老的办公室。我发现这里有两张旧办公桌。束老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指指旁边的位子说，你就坐在这里吧!我刚坐稳，束老就告诉我说，这就是林放先生的位子，你坐坐他的位子，也可以沾一点他的文气呀!我一听，顿时站了起来。我说这位子我可不能坐啊，我要对它先鞠躬致敬才能坐啊!说着，我对着那空桌椅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束老见状有些动情，他说，可惜赵老已经去了，我跟他在一个办公室里办报，几十年啊，现在只留下我一个人了。
话题就从赵老说开了。束老说，“赵老比我大10岁，新民晚报复刊是1982年，当时他73岁，我63岁，都是白发老人了。好时光都被耽误了，可是我们在一起办晚报这段时间，他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我说这也是我最难忘的。别人常常奇怪，说，你们俩，一个社长一个总编，合用一间办公室，这很少见。我说，我们俩，一个司令，一个政委，合二为一，密不可分。我那时还担任晚报的党组书记，所以赵老有时开玩笑说我是政委。现在，赵老过世了，我也离休了，可是报社把这间办公室一直留着，我差不多天天都要来坐一坐，有事情就说事情，没事情就安静地在这儿坐坐，就像赵老还在世时一样……”
我坐在赵老的位子上，默默地倾听着束老平静的述说，时空仿佛在某个瞬间凝固了一一那是在遥远的天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记者每天都在他们心血凝成的版面里，探寻着汲取着憧憬着真正的报人气质和文人风骨。而这一切，如今就摆在我的面前，在这两张普普通通的办公桌上。我对束老说，今天来到这间办公室，我有一种朝圣般的心情。束老说，我上次就看出来了，你对林放先生有种特殊的感情。所以，我特意要带你来这里坐一坐。说着，束老从林放先生的书桌抽屉里取出一本书，我一看，那是林放先生的杂文集《未晚谈》。束老说，这是赵老的书，他不在了，我替他送一本给你吧!说着，他在书的扉页上题写了几行小字：“侯军同志十分尊崇林放先生，惜不可再见。代赠此书，作为永念。束纫秋1995年十月卅日，于赵老生前办公室。”
如今，林放先生和束纫秋先生均已驾鹤西游(束老于今年3月辞世)，我珍藏的这本《未晚谈》便成了凝结着两位老报人心血与友情的实证，或许这也是将两位老报人“合璧”于一册的存世孤本了。
我起初只知道林放是赵超构先生的笔名，并不知道言微和荆中棘是束纫秋的笔名。这个谜底直到1994年我结识了束老之后，才被偶然揭开。那时，深圳正要创办深圳晚报，束老被请来出谋划策，这使我有机会认识了这位报业前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束老，高高的个子，满头的银发，还有那双令人难忘的眼睛，灵动而敏锐，睿智而深邃，极具穿透力。就在那次见面时，我谈起自己早年痴迷于新民晚报的杂文专栏，80年代初就买到林放先生的杂文集《世相杂谈》，那本小书几乎成为我学写杂文的教科书。束老爽朗地笑道：“哎，你一上手就找到林放先生，起步很高呀!”言语间，透露出束老对林放先生的由衷尊崇。我顺便也谈到新民的杂文专栏里有另外一些作者，只知笔名，不识其人。这时，旁边就有知情者指着束老说，你面前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言微”呀，还有荆中棘、易火，都是束老的笔名。我顿时恍然大悟，当即重新起立，郑重握手，向束老表示一个崇拜者对自己偶像的敬意!
80年代的中国晚报界有两位“微”字号杂文家，羊城有“微音”，新民有“言微”，可谓双峰并峙，名重南北。业界早就知道“微音”是许实先生的笔名，但却很少知道言微的真名。我想，这很可能是束老的刻意隐身。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新民的名牌只有一个，那就是林放，他自己却甘当绿叶，默默地隐在幕后。我这样说还有一个事实依据，那就是束老写了那么多出色的杂文，却一直不肯结集出版，直到林放先生去世4年之后，他才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杂文《一笑之余》，那时束老已年近八旬了。而此后若干年，束老老当益壮，笔耕不止，其文恩更加敏捷，文笔更加老辣，对现实的评点也更加入木三分了。这期间，我陆续得到束老题赠的好几本新书，1996年的《一笑之余》，1999年的《悚然失敬》，2002年的《做晚报的一只眼睛》，2004年的《长话短说》……由此可见，束老似乎是有意“推迟”了自己的收获期。
1995年10月，我要去上海参加一次沪穗文化研讨会。当时，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刚刚创刊，我也希望利用这次上海之行，为这个初生的文化周刊约一些稿件联系一些作者。为此，我临行前给两位老先生打了电话，请他们在会议日程之外，务必帮我约稿并拜会一些文化名人。这两位老先生，一位是束老，另一位是邓云乡先生。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会议散场那天，宾馆的大堂里竟然发生了颇具戏剧性的一幕：两位老人家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地赶到宾馆来接我——望着两位白发老者，我一时间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住在哪个宾馆，更没有让他们亲自前来接我，只是说散会后会跟他们联系。谁知，这两位老人都各自打听到会议地点，早早地等在宾馆大堂里!
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两位老人，同时深表歉意，都怪我事先没有讲清楚，劳烦两位老先生都跑过来了。这时，束老朗声大笑道：“哈哈，这就是我们老哥俩的事情了。你先退房去吧，我们来商量解决你何去何从的问题!”
他们两位如何商量的我不知道，结果是我被邓公接到了家里。但是，束老也“开出条件”：我在沪期间，一定要安排时间到新民晚报社看看。我说，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10月30日，我专程来到新民晚报看望束老，束老下楼来接我，来到束老的办公室。我发现这里有两张旧办公桌。束老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指指旁边的位子说，你就坐在这里吧!我刚坐稳，束老就告诉我说，这就是林放先生的位子，你坐坐他的位子，也可以沾一点他的文气呀!我一听，顿时站了起来。我说这位子我可不能坐啊，我要对它先鞠躬致敬才能坐啊!说着，我对着那空桌椅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束老见状有些动情，他说，可惜赵老已经去了，我跟他在一个办公室里办报，几十年啊，现在只留下我一个人了。
话题就从赵老说开了。束老说，“赵老比我大10岁，新民晚报复刊是1982年，当时他73岁，我63岁，都是白发老人了。好时光都被耽误了，可是我们在一起办晚报这段时间，他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我说这也是我最难忘的。别人常常奇怪，说，你们俩，一个社长一个总编，合用一间办公室，这很少见。我说，我们俩，一个司令，一个政委，合二为一，密不可分。我那时还担任晚报的党组书记，所以赵老有时开玩笑说我是政委。现在，赵老过世了，我也离休了，可是报社把这间办公室一直留着，我差不多天天都要来坐一坐，有事情就说事情，没事情就安静地在这儿坐坐，就像赵老还在世时一样……”
我坐在赵老的位子上，默默地倾听着束老平静的述说，时空仿佛在某个瞬间凝固了一一那是在遥远的天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记者每天都在他们心血凝成的版面里，探寻着汲取着憧憬着真正的报人气质和文人风骨。而这一切，如今就摆在我的面前，在这两张普普通通的办公桌上。我对束老说，今天来到这间办公室，我有一种朝圣般的心情。束老说，我上次就看出来了，你对林放先生有种特殊的感情。所以，我特意要带你来这里坐一坐。说着，束老从林放先生的书桌抽屉里取出一本书，我一看，那是林放先生的杂文集《未晚谈》。束老说，这是赵老的书，他不在了，我替他送一本给你吧!说着，他在书的扉页上题写了几行小字：“侯军同志十分尊崇林放先生，惜不可再见。代赠此书，作为永念。束纫秋1995年十月卅日，于赵老生前办公室。”
如今，林放先生和束纫秋先生均已驾鹤西游(束老于今年3月辞世)，我珍藏的这本《未晚谈》便成了凝结着两位老报人心血与友情的实证，或许这也是将两位老报人“合璧”于一册的存世孤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