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这种运动式的打击犯罪行动,确能缓一时社会之痛,却不能完全根除病因。
　　
　　近日,公安部官员明确表示,针对当前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将动员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为期7个月的严打整治行动。
　　对中国人来说,严打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从1983年第一次严打至今,中国已经有过数次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严打行动。每一次严打都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治安环境紧密联系。
　　严打这一口号其实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从官方描述上看,“从重从快”是严打的基本特征。历史地看,严打是中国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催生出的制度选择,对当时的社会治安稳定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有必要提醒,依法办事是严打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否则,暴风骤雨式的“从重从快”很容易导致对司法程序正义理念的扭曲和对“被严打人”权利的漠视。一句话,严打应是公正基础上的效率。
　　回溯之前几次严打的历史,我們不难发现,在不少案件中,的确存在以牺牲司法公正为代价,追求“从重从快”的高效率的现象。比如1983年严打的一个特点就是某一种罪名的滥用以及重刑的过度使用。“流氓罪”和“强奸罪”泛滥,成为“口袋罪”。后来几次严打,都存在类似的诟病。
　　鉴于此,公安部官员的“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严重暴力犯罪活动”的表述尤显必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必须守住的底线,否则,“赵作海式”的天大冤案、看守所离奇死亡等类似事件将会在严打中更为频繁地出现。我们注意到,此次官方表述中已经没有“从重从快”这样的说法,也可看作官方法治意识的强化。
　　严打这种运动式的打击犯罪行动,确能缓一时社会之痛,却不能完全根除病因。通过对当下社会恶性犯罪事件的分析,我们能得到一个印象,那就是有组织犯罪(如涉黑组织犯罪增多)和个人激情犯罪(如校园惨案)成为新的趋势,这与人口大量流动、行政权力存在寻租空间、贫富差距拉大、个体诉求得不到回应等都有紧密联系,而这些,显然不是靠严打就能解决的。就如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说的——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给每一个人安全的生活环境。■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