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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葛剑雄先生在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写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我们应有的反思》，在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他又写了《胜利者也应该反思》一文。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他虽然没有写专文纪念，但编者在他为新著《七十而思》写的自序中，读到一段反思《我们应有的反思》一文的论述，他说：“就以《我们应有的反思》为例，那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在1995年写成的。由于此文的重点是反思，有些观点和说法与主流有差异，发表过程还颇有周折。有幸发表后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包括日本的舆论在内，后来一位日本学者还专门到复旦大学找我讨论，一位旅日学者发表赞同我观点的文章后还引发激烈争论。19年后，面对中日关系的复杂形势，我认为我的反思不是过头了，而是还不够，但基本是正确的。去年和今年我两次向政府建议应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是当年反思的继续。但当年的反思也有两点失误：一是没有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如此迅速，以至不到20年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我对中国的评价与预测都偏低;一是当时尚未了解历史真相，还沿用了蒋介石、国民党不抗日的陈说，涉及历史的一些说法在今天看来多有不妥。还有一点，当时不知道中日建交后日本究竟给了中国多少援助，政府赠款有多少，日元贷款有多少，直到2002年中日建交三十周年时政府才公布总数达1900多亿人民币，并向日本政府表示感谢。我支持我国政府的立场，这笔援助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确起了很大作用，该感谢的还是应该感谢，不能与战争赔偿混为一谈。”
葛剑雄教授的文章素以言辞锋利、充满睿智而广为国人喜爱，本刊重发他的《胜利者也应该反思》一文，以飨读者。
——编者
在全世界人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作为胜利者的中国人，我们也应该反思。
首先，我们应该反思，这场战争是怎样爆发的？
当然，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蓄意策划，一手挑起的。但如果再往前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出兵朝鲜，迫使清朝撤军，摧毁北洋舰队，吞并朝鲜，占据台湾，到提出“二十一条”，炮轰北大营，占领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挑起淞沪战争，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花了近半个世纪。就具体事件而言，日本并非每一步都稳操胜券，中国也不是在每次都处于劣势，但结果却是日本步步进逼，占尽先机。如果再往前看，日本僻处海岛，历来国小民穷，天灾不断，长期分裂，战乱频繁。西方黑船到达后，被迫开放，接受不平等条约，直到明治维新，起点并不比中国高。日本能在短时期内崛起，当然与它的军国主义政策有关，但毫无疑问，也是因为它的对手朝鲜、琉球、中国过于积弱腐败。日本何尝不想打苏联？但在边境打了两仗后就不敢轻举妄动了。防止和制止侵略战争离不开实力，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问题是实力在哪里？如何取得？
其次，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赢得如此艰巨？
有人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惨胜，的确赢得惨。且不说中国付出的巨大牺牲，世界各国罕有其匹，就拿最后阶段的战争来说，居然能让垂死的敌人将战线逼近重庆。要不是苏联出兵，日本的百万关东军还完好无损;要不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华日军还有可能发动新的攻势。就是中国取得胜利的战役，多数情况下伤亡数量也大大超过日本的伤亡数。在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面对九千多中国军人的英灵，我不能不感到震惊，因为日本军队的相应损失不过区区数百。
照理说中国军民是保卫国土，抵抗外敌，是堂堂正正的仁义之师，又得到国人的全力支持，而日本侵略军深入异国，天时、地利、人和无一占先，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日军的战斗力要强得多。或许以为这是由于日军的武器装备优越所致，其实并不尽然。日军不少武器装备就是在东北和其他占领区生产的，这些工厂曾经武装过中国的东北军和其他军队，由美国武装的中国机械化部队比之日军毫不逊色。“国军”的武装装备一般比八路军、新四军强得多，但连蒋介石也承认，他的黄埔子弟实在使他脸上无光。
就是身陷绝境，日本军人大多视死如归，被俘或投降者绝少。中国却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汉奸集团，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前清皇帝溥仪，内蒙古德王，曾经是中共一大代表的周佛海、陈公博，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近年还走红的胡兰成（汪伪宣传部副部长），文武老少，林林总总，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有人还炮制出这样的理论：日本消灭中国之时，也就是中国文化征服日本文化之日。日本如果占领中国，中国就能消化日本。
当年受降的国民党将领和欢迎光复的台湾民众，都记录过这样的印象：投降的日本军队纪律严明，服装整齐，装备完好，人员武器登记清楚，就像办理移交或调防。而由接收大员率领的国军却衣衫不齐，风纪不整。我们可以说，日本军民是受军国主义毒害，但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为什么起不了作用？
我们还应该反思，如何正确对待历史。
战后日本右翼一直在歪曲和掩盖历史，直到最近还在编写反动教科书，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政要还不时大放厥词，为侵略罪行辩护，为军国主义张目，甚至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反击这类言行的最好办法，是以历史事实来说话，充分揭示真相。但遗憾的是，我们自己对历史重视不够，以至一些事实没有得到完整的记录。例如对南京大屠杀，如果我们从战后就开始作详细的调查和记录，死难者的姓名和殉难过程就会相当完整。又如对慰安妇，目前留下具体姓名和事实的屈指可数。相比犹太人持之以恒，在全世界追查纳粹战犯，记录大屠杀的罪行，调查殉难者名单，我们实在愧对先人。
在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上，我们往往过多地考虑现实的需要，服从国家现行政策。例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每年派代表团去日本广岛参加纪念原子弹受害者的集会，却很少举行悼念本国死难者的活动。蒋介石在胜利后立即提出“以德报怨”，新中国一直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对“怨”未作彻底清算，“德”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显彰。对日本的侵略罪行没有充分的揭露，没有将促使日本提高对历史的认识放在应有的地位，因而日本缺乏对中国应有的感恩。在审判日本战犯时没有采用先定罪再赦免的办法，而是一律轻判。尽管他们本人感激中国的宽大，大多数人从此对中国友好，但不利于使日本人认识战争罪行。
对抗战历史的总结和宣传，也存在片面性和随意性，有些错误的说法长期得不到纠正。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提正面战场的抗战事实，过分突出抗战中的国共斗争;只提苏联对中国的支持，讳言苏联承认伪满洲国的事实;强调苏联出兵的作用，贬低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夸大原子弹爆炸的负面影响。对一些事实和数据缺乏必要的核实，有时用推理代替调查，或者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总之，为了使中国人民永远不再遭受战祸，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和平友好，我们也应该反思，尽管我们是胜利者。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本栏目责任编辑 殷之俊
葛剑雄教授的文章素以言辞锋利、充满睿智而广为国人喜爱，本刊重发他的《胜利者也应该反思》一文，以飨读者。
——编者
在全世界人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作为胜利者的中国人，我们也应该反思。
首先，我们应该反思，这场战争是怎样爆发的？
当然，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蓄意策划，一手挑起的。但如果再往前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出兵朝鲜，迫使清朝撤军，摧毁北洋舰队，吞并朝鲜，占据台湾，到提出“二十一条”，炮轰北大营，占领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挑起淞沪战争，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花了近半个世纪。就具体事件而言，日本并非每一步都稳操胜券，中国也不是在每次都处于劣势，但结果却是日本步步进逼，占尽先机。如果再往前看，日本僻处海岛，历来国小民穷，天灾不断，长期分裂，战乱频繁。西方黑船到达后，被迫开放，接受不平等条约，直到明治维新，起点并不比中国高。日本能在短时期内崛起，当然与它的军国主义政策有关，但毫无疑问，也是因为它的对手朝鲜、琉球、中国过于积弱腐败。日本何尝不想打苏联？但在边境打了两仗后就不敢轻举妄动了。防止和制止侵略战争离不开实力，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问题是实力在哪里？如何取得？
其次，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赢得如此艰巨？
有人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惨胜，的确赢得惨。且不说中国付出的巨大牺牲，世界各国罕有其匹，就拿最后阶段的战争来说，居然能让垂死的敌人将战线逼近重庆。要不是苏联出兵，日本的百万关东军还完好无损;要不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华日军还有可能发动新的攻势。就是中国取得胜利的战役，多数情况下伤亡数量也大大超过日本的伤亡数。在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面对九千多中国军人的英灵，我不能不感到震惊，因为日本军队的相应损失不过区区数百。
照理说中国军民是保卫国土，抵抗外敌，是堂堂正正的仁义之师，又得到国人的全力支持，而日本侵略军深入异国，天时、地利、人和无一占先，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日军的战斗力要强得多。或许以为这是由于日军的武器装备优越所致，其实并不尽然。日军不少武器装备就是在东北和其他占领区生产的，这些工厂曾经武装过中国的东北军和其他军队，由美国武装的中国机械化部队比之日军毫不逊色。“国军”的武装装备一般比八路军、新四军强得多，但连蒋介石也承认，他的黄埔子弟实在使他脸上无光。
就是身陷绝境，日本军人大多视死如归，被俘或投降者绝少。中国却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汉奸集团，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前清皇帝溥仪，内蒙古德王，曾经是中共一大代表的周佛海、陈公博，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近年还走红的胡兰成（汪伪宣传部副部长），文武老少，林林总总，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有人还炮制出这样的理论：日本消灭中国之时，也就是中国文化征服日本文化之日。日本如果占领中国，中国就能消化日本。
当年受降的国民党将领和欢迎光复的台湾民众，都记录过这样的印象：投降的日本军队纪律严明，服装整齐，装备完好，人员武器登记清楚，就像办理移交或调防。而由接收大员率领的国军却衣衫不齐，风纪不整。我们可以说，日本军民是受军国主义毒害，但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为什么起不了作用？
我们还应该反思，如何正确对待历史。
战后日本右翼一直在歪曲和掩盖历史，直到最近还在编写反动教科书，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政要还不时大放厥词，为侵略罪行辩护，为军国主义张目，甚至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反击这类言行的最好办法，是以历史事实来说话，充分揭示真相。但遗憾的是，我们自己对历史重视不够，以至一些事实没有得到完整的记录。例如对南京大屠杀，如果我们从战后就开始作详细的调查和记录，死难者的姓名和殉难过程就会相当完整。又如对慰安妇，目前留下具体姓名和事实的屈指可数。相比犹太人持之以恒，在全世界追查纳粹战犯，记录大屠杀的罪行，调查殉难者名单，我们实在愧对先人。
在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上，我们往往过多地考虑现实的需要，服从国家现行政策。例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每年派代表团去日本广岛参加纪念原子弹受害者的集会，却很少举行悼念本国死难者的活动。蒋介石在胜利后立即提出“以德报怨”，新中国一直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对“怨”未作彻底清算，“德”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显彰。对日本的侵略罪行没有充分的揭露，没有将促使日本提高对历史的认识放在应有的地位，因而日本缺乏对中国应有的感恩。在审判日本战犯时没有采用先定罪再赦免的办法，而是一律轻判。尽管他们本人感激中国的宽大，大多数人从此对中国友好，但不利于使日本人认识战争罪行。
对抗战历史的总结和宣传，也存在片面性和随意性，有些错误的说法长期得不到纠正。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提正面战场的抗战事实，过分突出抗战中的国共斗争;只提苏联对中国的支持，讳言苏联承认伪满洲国的事实;强调苏联出兵的作用，贬低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夸大原子弹爆炸的负面影响。对一些事实和数据缺乏必要的核实，有时用推理代替调查，或者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总之，为了使中国人民永远不再遭受战祸，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和平友好，我们也应该反思，尽管我们是胜利者。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本栏目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