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 YiMagazine

L李伦

01

　　Yi你在平台公司工作，所拥有的视野和经验，都比较直接，就你的观察，目前媒体上缺什么样的内容？
　　L说出来可能是大家的共识吧，屋子里的大象，真实和思想，可辨识的真实和可参与的思想。我们也缺娱乐，但缺的是丰富性，还是缺真实和思想;我们的搞笑不有趣，真实和思想也提供解决之道;我们的内容不动人，往往是情感的虚伪和肤浅。即使虚构的内容，也存在创作的真切与深刻，当然，直接呈现真实与思想的内容，其稀缺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维度，可能能描述更迫切的缺失：公共性内容。在媒体语境中，公共性常常被表述得模棱两可，我自己也没有一言以蔽之的定义，只是想借用这个词，重新唤起大家的记忆。因为媒体已越来越远离自己的价值，且越来越退回到几百年前，满足各种利益的宣传、达成商品的交换这些私人领域。当然这不是公共性內容缺失的结果，但这种缺失正加速着人们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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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公共性的缺失，公共领域的消亡，在内容层面的体现是什么呢？
　　L汉娜·阿伦特对“公共性”的阐述，我记得不是很清晰，大意是：公共存在于有他者的空间，在此空间人们彼此承认，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合作沟通，体认“公共幸福”。这个空间就是阿伦特所指的公共领域，构建和巩固这一空间的努力，应该就是粗浅理解的公共性吧。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关于人的内容，认识自己，理解他人，是这个方向上的底色和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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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今天的技术已经让每个人都有更多的表达机会，我们能听到很多个人化的声音。但是另一方面，在表达过程中，人跟人之间似乎更加不耐烦，不愿意去理解他人，每天激荡着过多的情绪与情感。我们今天谈到关于人的内容，那究竟什么是关于人的内容？
　　L我从自己的经验讲。一个是个体的合理性解释，好像我们团队总会不自觉地被个体的境况、感受和行动所吸引。所以，我们一直都关注人的具体选择。比如，一个新闻事件中，个体在一个非常具体的瞬间做选择的逻辑是什么？这一瞬间是从哪里开始的？这个具体的瞬间背后没有被辨析的意识是什么？说得更直接一些，我们希望当我们去报道、描述和理解一则新闻的时候，能把新闻还给当事人，当事人不仅仅是新闻事件中的某个角色，只是他的生活偶然碰到了这个事件，对他在事件中的所有理解，都应基于他具体的生活。这样的努力可以让理解更恰如其分，也更容易推己及人。观众才容易思考，自己的生活也可能偶然碰到某个新闻事件，谁都可能成为那个新闻当事人。这个态度不仅仅是指新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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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通过个体的方式，理解普遍性共识？
　　L集体性当然不会消失，但挣脱共性的那一部分，哪怕只是非常微弱的一部分，往往是对人的存在最具解释力的地方。当然，追究这个选择逻辑的合理性解释，又恰恰是一种需要警惕的叙事，因为这种努力本身可能在削弱复杂和否认不可知。我们都知道对于合理性的判定始终是有限的，对于解释的努力也永远只是阶段性的，但它又永远充满诱惑力。也因为事实被反复具体地呈现过，才有可能避免“对存在的遗忘”。

李伦

　　腾讯网副总编，创办人物访谈栏目《十三邀》、新闻栏目《我们视频》《局面》、纪录片《明天之前》等。2015年入职腾讯前，曾任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综合部副主任，创办《社会记录》《24小时》《看见》《客从何处来》等栏目。
　　另外就是，我们还比较看重人与人、人与外界的关系，我们把它概括为“人的存在”。这个词挺抽象，但它是观察式纪录片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个倒是在媒体话语里也常常被表达为公共性。我的解释是，向外站在“共同体”的位置上思考问题，向内研究“共处”的问题，并应提供自我反思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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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所以它不是从内容领域划分，不是题材或者形式，而是本该是基础的东西缺失了。
　　L是的，关于人，或者说对人的某种注意，本来是一种本能。它应该很自然就会成为一种叙述的起点和视角。我们今天之所以再拿出来强调，也是因为前面讲的缺失。如果它能变成底层的逻辑，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过分强调，它应该是最基础的东西。同时，在真相不能尽述的时代，对人的理解更加迫切，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可靠的想象力。人是终点，人也是通路，由此我们有机会接近真相，获得一种理解时代的普遍能力，也能用这样的方式完成我们的公共性构建，填补重要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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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是的，但是要让这种更理解人的、更理性的声音进入舆论场，在今天这种网络环境下，你觉得会更难吗？
　　L当讨论被打开的时候，撕裂也出现了，你能明显看到很多不理性的声音更大了。但这并不全然是负面的，因为事实、观点、人的状态都被更充分地展示出来。人是有反思维度的，会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当成一个对象来反思，这就是一种理性。当然，理性自身要求克制，强调自我检讨，所以在舆论场中往往迟到和被掩盖。
　　同时，那些激烈的情绪，并不只出现在他人身上，科学家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有一个纯生物性的自我，在通过感情控制我们看似理性的行为。所以，我们是通过感情在思考。感情和情绪，是由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塑造的。不同的生存境况使人的情感“以自我为核心、以自身利益为核心来衡量其他一切”。这是人类根本性冲突的一种，即理性与感情。
　　所以在舆论场中充分释放的各方，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要去理解的自己和他人。我们不可能总是置身事外地去理解，所以开放的谈论甚至对峙是有益的，它本身也是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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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比如过去，传媒有相对中心的一个话语，然后会有一些圈层的传递。但是今天一个内容放出来的话，可能用户就从四面八方来了，他们会给你很及时的反馈，给你带来直接的冲撞，但并不一定是良好的沟通和讨论，这也是公共性内容尴尬的地方。
　　L坦白来说会的。在前互联网时代，更多是“渠道为王”，渠道又往往由某个阶层把持。现在渠道极大扩充后，各种声音就都出来了，但每个声音都有淹没感。当然，我不是说那个时代理性更容易出现，渠道缺失和被把持的问题更危险，那是另一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你确实会觉得非常矛盾，因为海量并未丰富，碎片带来嘈杂，茧房加剧隔阂，大家的注意力是一种既高度涣散又过分集中的状态，但这不是渠道扩充一个因素形成的后果。
　　我观察到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管束可能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很多丰富的，和本会被注意、应该被注意、值得被注意的，不能被呈现出来或者得以展开，“拉偏架”更成为社会极化的催化剂。尤其是在科技发达到今天的时候，管束本身也被赋能了，管束更精准，管束效率也更高。第二是商业的功利化被科技赋能，商业利益上的政治安全加上流量逻辑是最佳性价比的选择，社会价值、公共利益只会排在上述选择之后。还有第三，科技应用本身，人们原本期待科技带来更多的自由可能。但过于工具理性化的发展，忽视了价值、意义的识别。所以哈贝马斯批判了“由工具理性主导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第四是极端个人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的基础性观念，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原子化。个人标准极度膨胀，成为凌驾于一切标准之上的绝对原则，这样的结果往往造成文化的琐碎和平庸，群体意见极化，理性的讨论无法生存，公共性失去立场，变得越来越边缘。
　　这里要特别说下，我们前面说的，如果是个体标准都是对的，不应该再有一个凌驾于个体的好坏标准，应该坚定地捍卫个体。但是多数情况下，恐怕这种以尊重个体、以个体自由为名的标准是值得怀疑的，这里的自由更多的还是一种欲望性的解放，而不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真正的独立思想的解放。这个自觉，简单地说是对外部他者的理解，这就又回到了公共性内容的价值，和当下的紧迫性需求。
　　说到这里，还隐藏着一个更让人纠结的话题，当我们对个体质疑的时候，其实我们又非常矛盾——因为我们又是一个饱受束缚的群体，刚刚获得的有限的自由对我们弥足珍贵。这也是我们处境的特殊性，一方面存在前现代的蒙昧未开，一方面同时陷入现代性困境。当我们提出对现代性的质疑的时候，要小心堕入用前现代的方式解决现代性的问题，这也是我重提公共性这个词的历史解释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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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理论上，网络让连接如此容易，人和人都能快速建立联系，为什么隔阂却更深，信息鸿沟比原来更明显了？
　　L赫拉利在一次对话中曾向扎克伯格提问，他说建立连接容易，另一面，拉黑也变得容易。它是同时的，这种容易是否讓我们恰恰忽视了一个困难但重要的事呢，就是如何与他人相处。我们在建立通道的同时，也在逐渐建立自己的小墙。连接很轻率，阻隔也很容易。
　　当然，对于科技的批评也要非常审慎，技术发展本身并不是为了提供一个“完善”结果，而是个“迭代”的过程，这也被证明是最优的资源配置和创新模式。
　　而且“完善”是一个价值判断，谁有权力来界定什么是完善？在警惕“算法专制”或者“算法歧视”的同时，也要小心自己经验认识的局限性。
　　这是个困难的讨论，希望建立一种“对人的尊重”的共识，所以重提公共性，希望有更多的公共性内容一起建构可能，希望从内容到产品设计到底层技术都有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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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传统的媒体内容生产者还能影响公共舆论吗？
　　L我个人是有非常大疑问的。因为本质上我们没有能力去理解算法的规则，去理解我们到底如何影响公共舆论。做技术的人可能也不理解。这真的很难解决。你怎么让技术人员理解人，让内容工作者理解科技？这里有一面很大的墙。
　　其实在西方这个争论也非常严重，我去拜访过日本、美国和德国的一些科技公司，问他们怎么在技术中解决人文、伦理的问题。唯一的结论是大家都在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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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形态的不确定性担忧及公共性的消散，看来也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问题。
　　L这个反思国际上一直以来都有。有研究表明，当今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兴起，与信息系统导致的社会原子化和社会极化紧密相关，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技术、社交、算法媒体，但也引起了先行者的反思。在今天的观念领域也有很多尝试，去建立更多元的社会结构，形成自下而上的社群，让人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更自由开放。
　　其实今天我们谈论的问题，还不是对未来对遥远的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的担忧，而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当下存在着特殊性和迫切性，人文教育很长时间以来是薄弱的，落后和苦难的经历，让我们更迫切地需要效率和结果。功利心挡在了科学提供的启示之前，遮蔽了真正的生命意义，但在意义缺失的世界中，个体的生存是很孤独和艰难的，在公共消亡的社会，个体更无法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