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之时，积弊产生而影响道教声誉。至北魏时，嵩山著名道士寇谦之为拯教宗，挺身而出，力除时弊，使北方道教渐入正途。寇谦之主要是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引入道教义理，全面改革东汉以降道教的教义和制度，并且其中吸收佛教的礼义规戒，制定和提出的教义理论和斋醮仪范，既为北魏政治上层接受，又对后世道教影响很大。人称经他整肃后的道教形式为“北天师道”。
　　《魏书·释老志》说：“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时有隐士名成公兴，在其姨母家帮佣，寇谦之“见兴形貌甚强，力作不倦，”就向姨母请求将成公兴转给自已使役。寇谦之让成公兴开垦“舍南辣田”，自己则在树阴下做算术。成公兴垦作十分出力，但常走过来看寇谦之的演算。寇谦之就说：“你就用力干活，跑来看什么？”但是成公兴还是会经常看寇谦之做算术题。寇谦之以《周脾》演算天文“七耀”的变化，但算不准结果，在成公兴指点下却“应手而成”。这件事使寇谦之不得不叹服其高深，拜为师傅。兴问寇谦之：“你真想学道，能和我一起去隐居吗？”寇谦之欣然愿往。成公兴遂携之共入华山，后又到嵩山之中学习。成公兴升举后，寇谦之隐嵩山守志精修。
　　在嵩山之中寇谦之有两大成就，为其后对道教事业的重大贡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是获得《云中意音诵新科之诫》20卷；二是获得《录图真经》60余卷；这是寇谦之在理论上的重大收获。
　　当时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尚举国奉佛，故此“时朝野未甚信奉”。此时北魏重臣崔浩正受排挤“归第”休息。崔浩本来就是一位博学的道教徒，知道寇谦之有《录图真经》，“因欲修服食养性之术”，所以拜师于门下。“于是上疏，赞明其事”，“世祖（北魏太武帝）欣然，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
　　真君三年（442年）魏太武帝“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 受符箓后，魏太武帝遂被道教尊为“太平真君”，这位半神半人的皇帝，实际是在行“政教合一”政权方式。魏太武帝这个拓拔氏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代表，他认识到政权的统治除了武力的强势之外，不仅需要社会对北魏政权“名正言顺”、“正统”的感觉，更要人心对北魏朝廷的归化和百姓对北魏统治的认同。
　　当代评说寇谦之者，多有揭露其获两部经典，并非太上老君及玄孙李谱文所赐，而是其自为故事，自神其说等等。笔者认为：其实评判其中有无虚实并没有什么意义，“神道设教”古今同理，关键是看这件事做得有无价值。
　　魏晋以降道教在本来就散乱的情态下，更失去了发展的航标。信仰没有规范和引导则易于极端，或为有野心和贪欲者欺骗诱导，而走向歧途；这不仅为朝廷政治所警惕，亦为社会道德所反对，更为有良知的卫道者所不容，这就是寇谦之改革天师道重要长久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