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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存的世界是个球体，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群，都可以自视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从地理、生态、人口分布、人类文明史等诸多方面考察，真正能成为世界中心的国家屈指可数。
古代中国人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自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具有正统国家的含义。顾名思义，中国即天下之中，统摄八荒，“中国”体现了先民在面对广袤的天下时，对国家地缘时空的自我定位。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才逐渐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西方世界把“中国”诠释为“中央之国”（Central Kingdom， Middle Kingdom， 或 Central State， Middle State），是有其理由的。不过，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正式成为国名，“中华民族”的称呼才在这片土地上生根。
“亚洲”、“东亚”概念及其所产生的地区认同，是近代才出现的。自遭受英法德俄美等西方列强的侵略，特别是甲午战争败于“东洋”日本之后，视自己为“中央之国”的观念在中国几乎荡然无存。欧洲大国自视为世界中心，将亚洲分为近东、中东、远东，中国属于“远东”。历史上，西方国家曾将中国与印度、埃及，甚至还有俄罗斯并称为“东方国家”、“东方文明”，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研究亦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东方”归属虽然最先是西方国家传教士和学者对“他者”的身份构建，但在近代以来中西文明激荡碰撞的大背景下，却也逐渐成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欧洲、西亚北非、中亚、南亚大部都在中国的西面，俄罗斯的经济政治重心地处中国的“远西”。朝鲜半岛、日本是中国的“近东”，美国对中国来说则是跨越太平洋的“远东”。就这一地理方位而言，中国确实是“中央之国”。如果不是近代西欧压倒性的强大实力和先进文明，中国未必会自视为东方国家。同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各国不同的是，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东亚国家，它的一大片内陆领土可以说是中亚或南亚的一部分。中国新疆、西藏等地的自然生态和民族宗教文化特色，与其说同东亚国家接近，不如说同中亚、南亚的近邻更有亲缘关系。
上世纪30～4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大力灌输“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此后中国的“东方”认同，又强化于美苏冷战时期。当时的两大政治军事同盟被称为“西方阵营”与“东方阵营”，而中国又处于“东方阵营”中的东方。“东方”的地缘政治概念，遂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挂起钩来，深化了中国人的“东方”定位意识，而“西方”则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代名词。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讲到：“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势力对于资本主义的力量占了绝对的优势。”这句话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中国领导人的地缘战略观。
上世纪70年代，苏联霸权主义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中国领导人的地缘战略观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主张。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对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又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的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毛泽东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一条线、一大片”的构想和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理论划分的形成，说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已经告别了冷战初期“东方—西方”的地缘战略观念，而且中国有意成为抗衡来自“北极熊”威胁的中坚力量。正如中共党史专家冷溶所指出的：“‘一条线’，是从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中日建交开始着手，到1978年下半年中美建交谈判成功、中日签订了含有反霸条款的友好条约，正式建立起来的。决定建立‘一条线’，正是为了缓解苏联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一条线’建立的同时，我国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
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之后，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邓小平以“东西南北问题”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对世界形势的新判断，代替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抵御北方威胁的“一条线”战略。1985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邓小平这番讲话的时代背景看，“东西”指的是苏联为首的“东方”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争霸，带来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而中国并没有在东西方之间选边站。
“东方阵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当今世界的“东方”成为一个模糊概念，已经不再是某种军事政治集团和政治制度的代称。同时，“西方”仍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而被广泛使用，布热津斯基等西方战略家还提出了将俄罗斯和土耳其包括在内的“大西方”概念。
此外，中国的“东方观”一直受到美国地缘战略和观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中美两国分别在太平洋的西岸和东岸，但两国的传统思维——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国是东方国家——是同地理概念相悖的。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东亚进行了四场战争：1898年为夺取菲律宾同西班牙进行的战争、上世纪四十年代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其中第一场战争的结果是，菲律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独立后的菲律宾至今同美国保持特殊关系，以至于影响到美国对中、菲南沙群岛之争的态度。后三场战争则直接同中国相关。19世纪中叶美国用军事手段敲开日本的海上门户，19世纪末提出“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此后便一直在战略上把东亚看成一个整体。美国将西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占为自己的领土，二战后又将关岛建为军事基地，成为美国进入东亚的跳板。当代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等涉外机构，都把对华事务放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框架中处理（欧洲一些大国包括俄罗斯也有这种传统和倾向）。最典型的是，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助理国防部长，分别被视为国务院和国防部里分管对华关系的主要负责人。在美国的官方语言和一般人理解中，“亚洲”和“东亚”是混用的。一度甚嚣尘上的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论调，其实主要是“重返东亚”，同南亚稍有关联，而同中亚、西亚基本无关。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智库和大学课程设置也大都把“中国研究”置于“东亚研究”之内。无形之中，美国对华政策被视为仅仅是美国对东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亚”真正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步形成的。冷战时期，美国的双边安全同盟将东北亚、东南亚、大洋洲相连接，东盟成立后的地区合作、日本经济腾飞、东亚“四小龙”齐头并进，都是将美国作为最大的经济、政治和战略靠山。苏联曾一度通过越南挤进东南亚地区，但不久就丧失了影响力。英法等欧洲大国也纷纷丢掉了在东南亚的原有地盘。冷战时期，中国国家安全曾受到来自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北部边境四个方向的严重威胁，分别同美国和苏联发生过军事对抗。改革初期中国的对外开放，第一个主要对象是东亚。中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东亚，同时也给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注入了巨大动力和活力。迄今为止，中国同包括美国、加拿大、东盟、日本、韩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经济往来和人文交流，仍然远远超过同欧、俄、印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对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的主要威胁也来自地理位置上的东方而非西方。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航空和陆地交通迅速发展、东亚对中东与非洲的能源资源需求扩大、美国“反恐战争”以来的全球战略格局变化等诸多因素的改变，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整个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转移，而不是仅仅向东亚转移。有的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印度洋—太平洋亚洲”（Indo-Pacific Asia，又称“印太亚洲”）的地理框架，并据此思考所谓全球权力向亚太转移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缘政治概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无形中受到销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仍在快速发展，但各种组织机制叠床架屋却缺乏“领导者”，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integration）的势头显然遇到了阻力，“东亚共同体”设想风光不再，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努力几乎毫无进展。东亚峰会加进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印度五个非东亚国家之后，已经名不副实。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应运而生，此后日益活跃；中国适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计划，同西部边境外各国关系发展迅速；欧洲在东亚不甘落后，亚欧会议（ASEM）从成立之初的26个成员国发展到现在的51个；美国热衷于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冲淡东亚地区合作。东亚国家则越来越把目光投向地区之外。第一届奥巴马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2013年3月撰文指出：“过去十年来，一些亚洲国家已悄然成为帮助中东和南亚加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大多数亚洲国家一度只关心家门口发生的事情，别处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许多亚洲国家破天荒地开始将眼光投向‘本地区之外’，并开始以积极得多的姿态参与中东和南亚的外交事务、发展难题和安全事务。”
近代以来，从“远东国家”、“东方阵营”的一员，到“东亚大国”，再到连接东亚和西亚的“亚洲大国”，未来或将成为“印太亚洲”这一偏重海洋色彩的亚太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地缘战略定位越来越向亚洲的中心靠拢，陆权与海权并重。亚欧大陆是“世界岛”，是全球政治、经济、人口、自然资源分布的重心。中国是“一陆一洋”的大国，欧盟是“一洋一陆”的力量中心，美国则是“两洋一陆”的大国。中欧美三大政治经济板块具有各自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生存空间”巨大，分别发展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合作区域，又在全球化进程中相互融合。印、俄、日三国都在某种程度上长期面临着地缘政治和文化上的“认同”难题。一个兼具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性质，且以地缘经济为更突出特征的宏观体系，也许可以据此而建构。
“亚洲”、“东亚”概念及其所产生的地区认同，是近代才出现的。欧洲大国自视为世界中心，将亚洲分为近东、中东、远东，中国属于“远东”。
近代以来，从“远东国家”、“东方阵营”的一员，到“东亚大国”，再到连接东亚和西亚的“亚洲大国”，未来或将成为“印太亚洲”这一偏重海洋色彩的亚太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地缘战略定位越来越向亚洲的中心靠拢，陆权与海权并重。
古代中国人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自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具有正统国家的含义。顾名思义，中国即天下之中，统摄八荒，“中国”体现了先民在面对广袤的天下时，对国家地缘时空的自我定位。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才逐渐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西方世界把“中国”诠释为“中央之国”（Central Kingdom， Middle Kingdom， 或 Central State， Middle State），是有其理由的。不过，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正式成为国名，“中华民族”的称呼才在这片土地上生根。
“亚洲”、“东亚”概念及其所产生的地区认同，是近代才出现的。自遭受英法德俄美等西方列强的侵略，特别是甲午战争败于“东洋”日本之后，视自己为“中央之国”的观念在中国几乎荡然无存。欧洲大国自视为世界中心，将亚洲分为近东、中东、远东，中国属于“远东”。历史上，西方国家曾将中国与印度、埃及，甚至还有俄罗斯并称为“东方国家”、“东方文明”，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研究亦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东方”归属虽然最先是西方国家传教士和学者对“他者”的身份构建，但在近代以来中西文明激荡碰撞的大背景下，却也逐渐成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欧洲、西亚北非、中亚、南亚大部都在中国的西面，俄罗斯的经济政治重心地处中国的“远西”。朝鲜半岛、日本是中国的“近东”，美国对中国来说则是跨越太平洋的“远东”。就这一地理方位而言，中国确实是“中央之国”。如果不是近代西欧压倒性的强大实力和先进文明，中国未必会自视为东方国家。同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各国不同的是，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东亚国家，它的一大片内陆领土可以说是中亚或南亚的一部分。中国新疆、西藏等地的自然生态和民族宗教文化特色，与其说同东亚国家接近，不如说同中亚、南亚的近邻更有亲缘关系。
上世纪30～4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大力灌输“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此后中国的“东方”认同，又强化于美苏冷战时期。当时的两大政治军事同盟被称为“西方阵营”与“东方阵营”，而中国又处于“东方阵营”中的东方。“东方”的地缘政治概念，遂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挂起钩来，深化了中国人的“东方”定位意识，而“西方”则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代名词。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讲到：“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势力对于资本主义的力量占了绝对的优势。”这句话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中国领导人的地缘战略观。
上世纪70年代，苏联霸权主义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中国领导人的地缘战略观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主张。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对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又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的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毛泽东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一条线、一大片”的构想和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理论划分的形成，说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已经告别了冷战初期“东方—西方”的地缘战略观念，而且中国有意成为抗衡来自“北极熊”威胁的中坚力量。正如中共党史专家冷溶所指出的：“‘一条线’，是从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中日建交开始着手，到1978年下半年中美建交谈判成功、中日签订了含有反霸条款的友好条约，正式建立起来的。决定建立‘一条线’，正是为了缓解苏联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一条线’建立的同时，我国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
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之后，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邓小平以“东西南北问题”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对世界形势的新判断，代替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抵御北方威胁的“一条线”战略。1985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邓小平这番讲话的时代背景看，“东西”指的是苏联为首的“东方”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争霸，带来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而中国并没有在东西方之间选边站。
“东方阵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当今世界的“东方”成为一个模糊概念，已经不再是某种军事政治集团和政治制度的代称。同时，“西方”仍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而被广泛使用，布热津斯基等西方战略家还提出了将俄罗斯和土耳其包括在内的“大西方”概念。
此外，中国的“东方观”一直受到美国地缘战略和观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中美两国分别在太平洋的西岸和东岸，但两国的传统思维——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国是东方国家——是同地理概念相悖的。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东亚进行了四场战争：1898年为夺取菲律宾同西班牙进行的战争、上世纪四十年代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其中第一场战争的结果是，菲律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独立后的菲律宾至今同美国保持特殊关系，以至于影响到美国对中、菲南沙群岛之争的态度。后三场战争则直接同中国相关。19世纪中叶美国用军事手段敲开日本的海上门户，19世纪末提出“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此后便一直在战略上把东亚看成一个整体。美国将西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占为自己的领土，二战后又将关岛建为军事基地，成为美国进入东亚的跳板。当代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等涉外机构，都把对华事务放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框架中处理（欧洲一些大国包括俄罗斯也有这种传统和倾向）。最典型的是，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助理国防部长，分别被视为国务院和国防部里分管对华关系的主要负责人。在美国的官方语言和一般人理解中，“亚洲”和“东亚”是混用的。一度甚嚣尘上的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论调，其实主要是“重返东亚”，同南亚稍有关联，而同中亚、西亚基本无关。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智库和大学课程设置也大都把“中国研究”置于“东亚研究”之内。无形之中，美国对华政策被视为仅仅是美国对东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亚”真正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步形成的。冷战时期，美国的双边安全同盟将东北亚、东南亚、大洋洲相连接，东盟成立后的地区合作、日本经济腾飞、东亚“四小龙”齐头并进，都是将美国作为最大的经济、政治和战略靠山。苏联曾一度通过越南挤进东南亚地区，但不久就丧失了影响力。英法等欧洲大国也纷纷丢掉了在东南亚的原有地盘。冷战时期，中国国家安全曾受到来自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北部边境四个方向的严重威胁，分别同美国和苏联发生过军事对抗。改革初期中国的对外开放，第一个主要对象是东亚。中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东亚，同时也给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注入了巨大动力和活力。迄今为止，中国同包括美国、加拿大、东盟、日本、韩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经济往来和人文交流，仍然远远超过同欧、俄、印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对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的主要威胁也来自地理位置上的东方而非西方。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航空和陆地交通迅速发展、东亚对中东与非洲的能源资源需求扩大、美国“反恐战争”以来的全球战略格局变化等诸多因素的改变，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整个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转移，而不是仅仅向东亚转移。有的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印度洋—太平洋亚洲”（Indo-Pacific Asia，又称“印太亚洲”）的地理框架，并据此思考所谓全球权力向亚太转移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缘政治概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无形中受到销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仍在快速发展，但各种组织机制叠床架屋却缺乏“领导者”，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integration）的势头显然遇到了阻力，“东亚共同体”设想风光不再，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努力几乎毫无进展。东亚峰会加进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印度五个非东亚国家之后，已经名不副实。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应运而生，此后日益活跃；中国适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计划，同西部边境外各国关系发展迅速；欧洲在东亚不甘落后，亚欧会议（ASEM）从成立之初的26个成员国发展到现在的51个；美国热衷于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冲淡东亚地区合作。东亚国家则越来越把目光投向地区之外。第一届奥巴马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2013年3月撰文指出：“过去十年来，一些亚洲国家已悄然成为帮助中东和南亚加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大多数亚洲国家一度只关心家门口发生的事情，别处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许多亚洲国家破天荒地开始将眼光投向‘本地区之外’，并开始以积极得多的姿态参与中东和南亚的外交事务、发展难题和安全事务。”
近代以来，从“远东国家”、“东方阵营”的一员，到“东亚大国”，再到连接东亚和西亚的“亚洲大国”，未来或将成为“印太亚洲”这一偏重海洋色彩的亚太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地缘战略定位越来越向亚洲的中心靠拢，陆权与海权并重。亚欧大陆是“世界岛”，是全球政治、经济、人口、自然资源分布的重心。中国是“一陆一洋”的大国，欧盟是“一洋一陆”的力量中心，美国则是“两洋一陆”的大国。中欧美三大政治经济板块具有各自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生存空间”巨大，分别发展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合作区域，又在全球化进程中相互融合。印、俄、日三国都在某种程度上长期面临着地缘政治和文化上的“认同”难题。一个兼具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性质，且以地缘经济为更突出特征的宏观体系，也许可以据此而建构。
“亚洲”、“东亚”概念及其所产生的地区认同，是近代才出现的。欧洲大国自视为世界中心，将亚洲分为近东、中东、远东，中国属于“远东”。
近代以来，从“远东国家”、“东方阵营”的一员，到“东亚大国”，再到连接东亚和西亚的“亚洲大国”，未来或将成为“印太亚洲”这一偏重海洋色彩的亚太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地缘战略定位越来越向亚洲的中心靠拢，陆权与海权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