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近日，中巴经济走廊联委会第五次会议就喀喇昆仑公路升级改造二期、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项目商务合同今年内签署达成共识。此前，瓜达尔港部分土地移交给中建海外的子公司开发使用43年，引起外界较大关注。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在今年4月习近平访巴后进入实施阶段。本文作者系巴基斯坦中国学会执行主任，他为中巴合作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
伴随着2013年7月“中巴经济走廊”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以及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所推动的高达460亿美元的计划，一个包含了瓜达尔港、能源和基础设施3个联合工作组的“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已经在技术和金融方面为“早期收获项目”制定了详细计划。第四个工作组—工业合作工作组，将为巴基斯坦人民带来直接利益，不幸的是，它在表单上的重要性较低。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计划，可能对其顺利推进造成潜在影响的事务很多，包括巴基斯坦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不稳定，运作和吸引如此巨大投资的制度化能力不足，需要为对接线路形成全国共识，外部力量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反应等。此外，还有一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共性的问题。
安全环境和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外部因素，是以下要重点讨论的两项事务，它们也是中国需要考虑的问题。
目前的安全挑战，从本质上来说是短暂的，也是可以通过短期或中期的集中努力加以克服的。在过去50年中，由于阿富汗旷日持久的战争，巴基斯坦经受了恐怖主义的威胁。目前，巴国内仍有部分恐怖分子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与巴政府进行着战争，一些团体可能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构成威胁。
但巴基斯坦官方非常关注中国侨民和项目的安全，并且建立了一支由1.2万名精锐士兵组成的特殊安全力量来为他们提供安全。巴中两国建立了有效的反恐合作机制，且双方将共同发展中巴经济走廊相关计划的安全程序。伴随着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军事行动，目前的关注点是清剿城市中心的恐怖主义网络。总体的安全环境在过去数月得到了改善，而且根据预期，未来数月的威胁程度将显著降低。
与此同时，有很多外部因素可能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产生负面影响。
巴基斯坦与中国在2002年签署了建设瓜达尔深水港的协议，而印度紧随其后与伊朗在2003年达成了建设伊朗查巴哈尔港的协议，该港口邻近瓜达尔港。当巴基斯坦在2013年向中国移交瓜达尔港的运营权时，印度国防部长A.K.安东尼声称“对此严重关切”。印度一直对其所称的“中国的珍珠链战略”持偏执态度，因此始终对中巴经济走廊抱有疑虑。2015年6月2日，印度外长苏什玛·斯瓦拉杰表示“反对中巴经济走廊计划”，巴基斯坦领导人在震惊之余，重申“巴基斯坦将致力于完成这一计划，因为该计划将使整个地区受益”。巴基斯坦和中国多次强调这一计划不针对任何国家，相反却会使整个地区受益。
印度一些人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反对原因是荒谬的：它将会穿过印巴间存在主权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而事实是，中巴经济走廊并不穿过“查谟和克什米尔”，而是穿过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即巴基斯坦的北方地区。印度长期以来同情俾路支及与阿富汗接壤的开伯尔地区的叛乱组织，而瓜达尔港正是位于俾路支省。除了印度，一些海湾国家和伊朗也把瓜达尔港看作是具有竞争性的港口，并对其建设持有保留意见。然而，它们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意见不像印度那样公开表达。
公众关心的一些议题，值得巴基斯坦与中国认真对待，因为它们可能对中国形象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中国是在巴基斯坦保持着极为友好形象的唯一国家，在所有层面保卫和维护这种形象是我们的责任。
巴基斯坦表达了一些关切，即为建设经济走廊而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进行的巨大投资，不应使国家的经济变成仅仅是一种过境经济，而应对工业和农业进行充分投资，以便创造就业并增强巴基斯坦的出口能力。
该计划需要开放、公平、竞争性以及透明的投标。一些中国公司在投资巴基斯坦时，表达了它们对相关规则和法律的不满，因为它们发现自己的利润空间受到限制和减损。这些公司希望受到特殊待遇并获得没有竞争的项目。它们的竞争者和反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势力，则在公众中强调这些事情。这对中国公司在巴基斯坦的形象产生了不良效果。
中国被认为是给予方，而其他南亚、中亚及非洲发展中的友好国家被认为是接受方，但在合作过程中，期望凭借友好关系获得不适当的让步不能成为主流做法，否则将不利于中国赢得这些国家的民心。
双赢状态的概念非常宽泛，必须在一些阶段将其解释为具体的量化指标，即两个合作伙伴的获益比例。它是九十开、八二开、七三开，还是其他？在任何情况下，两个利益相关者都会相互获益，但利益的不平衡长期来看将不可持续。因此，互利的概念应当以“可持续合作关系的理性平衡”为基础。
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长期、可持续的经济政策和规划，而它们又非常需要外来投资，因此它们经常会追求短期收益，而对长期后果考虑不多。中亚和南亚的一些欠发达的中国邻国，政治精英普遍难以抗拒腐败，并存在追求既得经济利益的组织，这或会促使中国公司追求立竿见影的商业目标，但在长期来看，它将会给中国的商业拓展和公众形象带来不利影响。
在起始阶段，“一带一路”战略应当着眼于获取民心，以赢得沿线国人民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其动机不应是迅速获益，而是为建立持久机制奠定基础。这一机制将带来长久、可持续的利润。
透明，崇尚法律、制度和规则，以及高标准的商业道德，是成功、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
在中国的“一带一路”概念和其他主要大国对中国意图的解读之间，存在一个感性的鸿沟。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首先要促进而不是干扰其他一些地区性论坛（如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亚区域合作组织）发展为多边合作机制的进程，进而正面回馈地区合作的许多其他领域。
美国在南亚和中亚有它自己的竞争性议程。事实上，美国在努力打造连接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新丝绸之路”。美国负责南亚与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格兰德这样表示：“我们（美国和印度）宣布了一个共同的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战略愿景。这一倡议把我们的‘亚太再平衡’和印度的‘东向’政策结合了起来……我们也在致力于通过一个从印度经缅甸到达东南亚的经济走廊，来促进南亚与东南亚之间紧密的贸易联系。但我们也非常关注包括中亚国家自己，以及它们的南亚邻国、欧洲和东亚在内的，一个更大的互联互通地区战略。我们的努力集中于发展南北能源市场、贸易和交通基础设施、海关和边检程序，以及商业网络。为了增加这种可能性，我们也正在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与各国政府协作，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制度和规则框架。”
显然，经济走廊的支配权之间存在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当中国提供包容性的时候，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却在试图绕开中国—正如美国所领导的“新丝绸之路”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所显示的那样。
中国有着特定的优势，尤其是在实施“一带一路”愿景的财政资源方面。但与此同时，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推动了如此巨大的一项议程，可能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障碍。许多国家一拥而上追求中国的投资，而不是制定全面的长期计划来从这一机遇中获益。这样的情况可能导致“半路反感”（mid-way repulsion），这意思是说，实施“一带一路”时，开始阶段的合作可能非常引人注目，但如果它不能满足这些国家人民的期望（主要缘于各国经济政策不协调），则有可能失去原有的重要性。因此，有一点非常重要：发展基础设施，应该配合全面经济发展战略和合理的经济政策。
（李骁、薛力对本文亦有贡献）
伴随着2013年7月“中巴经济走廊”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以及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所推动的高达460亿美元的计划，一个包含了瓜达尔港、能源和基础设施3个联合工作组的“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已经在技术和金融方面为“早期收获项目”制定了详细计划。第四个工作组—工业合作工作组，将为巴基斯坦人民带来直接利益，不幸的是，它在表单上的重要性较低。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计划，可能对其顺利推进造成潜在影响的事务很多，包括巴基斯坦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不稳定，运作和吸引如此巨大投资的制度化能力不足，需要为对接线路形成全国共识，外部力量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反应等。此外，还有一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共性的问题。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难题
安全环境和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外部因素，是以下要重点讨论的两项事务，它们也是中国需要考虑的问题。
目前的安全挑战，从本质上来说是短暂的，也是可以通过短期或中期的集中努力加以克服的。在过去50年中，由于阿富汗旷日持久的战争，巴基斯坦经受了恐怖主义的威胁。目前，巴国内仍有部分恐怖分子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与巴政府进行着战争，一些团体可能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构成威胁。
但巴基斯坦官方非常关注中国侨民和项目的安全，并且建立了一支由1.2万名精锐士兵组成的特殊安全力量来为他们提供安全。巴中两国建立了有效的反恐合作机制，且双方将共同发展中巴经济走廊相关计划的安全程序。伴随着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军事行动，目前的关注点是清剿城市中心的恐怖主义网络。总体的安全环境在过去数月得到了改善，而且根据预期，未来数月的威胁程度将显著降低。
与此同时，有很多外部因素可能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产生负面影响。
巴基斯坦与中国在2002年签署了建设瓜达尔深水港的协议，而印度紧随其后与伊朗在2003年达成了建设伊朗查巴哈尔港的协议，该港口邻近瓜达尔港。当巴基斯坦在2013年向中国移交瓜达尔港的运营权时，印度国防部长A.K.安东尼声称“对此严重关切”。印度一直对其所称的“中国的珍珠链战略”持偏执态度，因此始终对中巴经济走廊抱有疑虑。2015年6月2日，印度外长苏什玛·斯瓦拉杰表示“反对中巴经济走廊计划”，巴基斯坦领导人在震惊之余，重申“巴基斯坦将致力于完成这一计划，因为该计划将使整个地区受益”。巴基斯坦和中国多次强调这一计划不针对任何国家，相反却会使整个地区受益。
印度一些人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反对原因是荒谬的：它将会穿过印巴间存在主权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而事实是，中巴经济走廊并不穿过“查谟和克什米尔”，而是穿过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即巴基斯坦的北方地区。印度长期以来同情俾路支及与阿富汗接壤的开伯尔地区的叛乱组织，而瓜达尔港正是位于俾路支省。除了印度，一些海湾国家和伊朗也把瓜达尔港看作是具有竞争性的港口，并对其建设持有保留意见。然而，它们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意见不像印度那样公开表达。
“一带一路”沿线的共同关切
公众关心的一些议题，值得巴基斯坦与中国认真对待，因为它们可能对中国形象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中国是在巴基斯坦保持着极为友好形象的唯一国家，在所有层面保卫和维护这种形象是我们的责任。
巴基斯坦表达了一些关切，即为建设经济走廊而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进行的巨大投资，不应使国家的经济变成仅仅是一种过境经济，而应对工业和农业进行充分投资，以便创造就业并增强巴基斯坦的出口能力。
该计划需要开放、公平、竞争性以及透明的投标。一些中国公司在投资巴基斯坦时，表达了它们对相关规则和法律的不满，因为它们发现自己的利润空间受到限制和减损。这些公司希望受到特殊待遇并获得没有竞争的项目。它们的竞争者和反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势力，则在公众中强调这些事情。这对中国公司在巴基斯坦的形象产生了不良效果。
中国被认为是给予方，而其他南亚、中亚及非洲发展中的友好国家被认为是接受方，但在合作过程中，期望凭借友好关系获得不适当的让步不能成为主流做法，否则将不利于中国赢得这些国家的民心。
双赢状态的概念非常宽泛，必须在一些阶段将其解释为具体的量化指标，即两个合作伙伴的获益比例。它是九十开、八二开、七三开，还是其他？在任何情况下，两个利益相关者都会相互获益，但利益的不平衡长期来看将不可持续。因此，互利的概念应当以“可持续合作关系的理性平衡”为基础。
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长期、可持续的经济政策和规划，而它们又非常需要外来投资，因此它们经常会追求短期收益，而对长期后果考虑不多。中亚和南亚的一些欠发达的中国邻国，政治精英普遍难以抗拒腐败，并存在追求既得经济利益的组织，这或会促使中国公司追求立竿见影的商业目标，但在长期来看，它将会给中国的商业拓展和公众形象带来不利影响。
在起始阶段，“一带一路”战略应当着眼于获取民心，以赢得沿线国人民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其动机不应是迅速获益，而是为建立持久机制奠定基础。这一机制将带来长久、可持续的利润。
透明，崇尚法律、制度和规则，以及高标准的商业道德，是成功、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
其他竞争性的倡议
在中国的“一带一路”概念和其他主要大国对中国意图的解读之间，存在一个感性的鸿沟。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首先要促进而不是干扰其他一些地区性论坛（如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亚区域合作组织）发展为多边合作机制的进程，进而正面回馈地区合作的许多其他领域。
美国在南亚和中亚有它自己的竞争性议程。事实上，美国在努力打造连接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新丝绸之路”。美国负责南亚与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格兰德这样表示：“我们（美国和印度）宣布了一个共同的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战略愿景。这一倡议把我们的‘亚太再平衡’和印度的‘东向’政策结合了起来……我们也在致力于通过一个从印度经缅甸到达东南亚的经济走廊，来促进南亚与东南亚之间紧密的贸易联系。但我们也非常关注包括中亚国家自己，以及它们的南亚邻国、欧洲和东亚在内的，一个更大的互联互通地区战略。我们的努力集中于发展南北能源市场、贸易和交通基础设施、海关和边检程序，以及商业网络。为了增加这种可能性，我们也正在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与各国政府协作，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制度和规则框架。”
显然，经济走廊的支配权之间存在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当中国提供包容性的时候，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却在试图绕开中国—正如美国所领导的“新丝绸之路”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所显示的那样。
中国有着特定的优势，尤其是在实施“一带一路”愿景的财政资源方面。但与此同时，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推动了如此巨大的一项议程，可能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障碍。许多国家一拥而上追求中国的投资，而不是制定全面的长期计划来从这一机遇中获益。这样的情况可能导致“半路反感”（mid-way repulsion），这意思是说，实施“一带一路”时，开始阶段的合作可能非常引人注目，但如果它不能满足这些国家人民的期望（主要缘于各国经济政策不协调），则有可能失去原有的重要性。因此，有一点非常重要：发展基础设施，应该配合全面经济发展战略和合理的经济政策。
（李骁、薛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