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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8至1937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十五次殷墟发掘工作,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宗旨与任务。这些田野发掘工作对中国古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从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层面来看,殷墟发掘决定了新兴考古学的研究取向;完善了田野考古的发掘技术;探索了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填补了考古学学科建设方面的空白;引领了一代学术研究的风气,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学术条件与社会环境。从狭义历史学学科发展的层面来看,殷墟发掘有力地证明了考古学成果对具体史实的研究有着验证补充的功能和作用;田野考古是扩充新史料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上古史重建寻找到历史与史前史之间相互联结的关键点,开启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领域。
[关键词]殷墟发掘,古史研究,考古学,狭义历史学,学术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2-0066-07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文简称史语所)的考古工作,以1937年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作为界限,可划分为两个主要时期。在抗战前,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是围绕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区进行,这一时期的考古成绩比较集中和显著;随着抗战的爆发,史语所向大后方搬迁,工作重心也随之向西北、西南地区倾斜,使这些边疆地区的考古学得到了初步发展。纵观史语所在中国大陆所做的考古工作,以殷墟的田野发掘成果最大,而且对当时的历史学者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成绩中,给他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无过于甲金文、简牍等新出土材料和史语所的殷墟发掘。如周谷城在1944年所写的《中国史学之进化》一文中,谈到新史学在考古学方面的进展时就只罗列上述两点,他说:“最近考古风气,亦已渐开:凡龟甲兽骨之研究,钟鼎彝器之研究,竹简木牍之研究等等相继发动;其成绩虽只限于若干文字之认明,然认文字而能明,斯可进而求得史料之真矣。最近过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发掘古物,所得陶器、骨器、石器,及金属器物等最多。……其发表发掘之成绩者,则有安阳发掘报告。”
1928年至1937年间,史语所在安阳殷墟共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这些考古发掘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28年冬至1929年春,第一至第四次殷墟发掘为第一阶段,此阶段的主要任务和成就,即是完成考古学观念的转型,初步探索田野发掘的方法和技术手段,确立研究对象和工作方向。但此阶段的发掘成果有限,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考古学的田野发掘工作尚处于初步的实践与探索阶段,但仍具初创意义。1931年10月至1934年3月,第五至九次殷墟发掘为第二阶段,发掘地点主要集中在小屯,发掘的宗旨仍是探寻殷商王朝的建筑基址,并进一步丰富发掘的研究对象和扩展发掘的地域范围。1934年秋至1935年冬,第十至十二次殷墟发掘为第三阶段,发掘地点主要集中在侯家庄。此阶段是发掘面积最广、发掘品收获颇丰的一次,可以说是殷墟发掘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的发掘工作,除了使李济等人获得了关于殷商大墓的复杂结构和工程技术等大量详细知识外,还对殷商的物质文化规模和性质有了真正的认识。1936年3月至1937年6月期间,殷墟的田野发掘又进行了三次,它们分别被称为殷墟发掘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即第四阶段。此阶段的发掘地点主要集中在小屯遗址,李济、梁思永等人在探寻殷商王朝最后一个都城的建筑基址的同时,并意外地获得了有关殷商文化发展序列的初步认识。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这十五次殷墟发掘,对中国古史研究有着重要作用与巨大影响,而中国古史研究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跨分支学科研究领域,这些作用与影响大致可以从考古学和狭义历史学两个分支学科的学科发展层面反映出来。
第一,从考古学层面来看。殷墟是历史时期的遗址,所以有关殷墟的研究,则必然要求将传统历史文献材料与包括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在内的考古材料相结合。而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深刻地影响了后来考古学的研究取向,使得中国考古学的部分内容放在了历史学的时段与范畴之内。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考古学的目的、方法和所利用的文献,使它主要在中国历史学的传统内延续下去。”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技术是在史语所的殷墟发掘中逐渐成熟并不断完善的。1928年冬,董作宾主持第一次殷墟发掘,由于受传统金石学观念的束缚,田野发掘在技术层面做的并不理想。李济到达殷墟,看到这些工作状况后,在私人信件里曾这样描述:“此次董君挖掘,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唯检有字甲骨,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紊乱,一无记载。故就全体论之,虽略得甲骨文(约四百片),并无科学价值。”1929年春,由李济主持第二次殷墟发掘,这次发掘中充分注意到小屯的地理状况,因地制宜地分别采取长三米、宽一米半的不完全相连的探坑,沿线发掘;对于面积比较小的现场,则采用角度不同的探坑;对于面积较为开阔的现场,则将上面两种方法的探坑兼用。第三次殷墟发掘中,在布方上又有所改变,开始使用探沟,即把探坑连成线发掘,南北向叫做纵沟,东西向的叫做横沟。在城子崖的田野发掘中更是将纵横线的发掘改进成分区挖掘。第四次殷墟发掘的时候,利用发掘城子崖的经验,对发掘的方法进一步加以改进。由于小屯的地下普遍有古代遗存,无需试探,所以开始以每十米见方为一个单位,先在这个单位内,用等距离、等长度的探坑来挖掘,后来是探沟的挖掘再到大面积揭露,此后的殷墟发掘仍都采用这一方法。石璋如说:“嗣后田野考古的人员每遇一个新的遗址,即实行他的四个步骤:那便是先作点的探找,次作线的观察,再作面的揭露,最后作体的发掘。”
李济在第二次殷墟发掘中还吸取了西阴村的工作经验,在每一发掘坑内确立三点立体坐标,这样坑内的出土物就可以根据立体坐标的三点来确定所在的方位;同时他也注意到地层的变化,但这时还不是根据地层的自然变化来进行描绘记录的,而是采用等距离分层法。从第四次殷墟发掘开始,地层方面又取得了进步,地质地层学被考古地层学所取代,标志即是梁思永等人在后冈的发掘中第一次获得了仰韶、龙山、小屯三期文化先后次序的确然地层根据,也就是后来被考古学界所称道的“后冈三叠层”。后冈遗址的发掘,首先根据遗址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和厚度划分出层层叠压的地层,然后根据各个地层的包含物(主要是陶器)将所划分的地层归并为三个不同的文化层,即小屯文化层、龙山文化层、仰韶文化层。一个文化层可以包含一个或几个地层。依照三个文化层的叠压次序,分别称作“后冈上层”“后冈中层”“后冈下层”。这里和“层”相关的有两种含义:(一)根据土质、土色划分出的地层;(二)根据地层内的包含 物的特征所区分出的文化层。也就是说,后冈发掘采用的是“大地层”的划分方法,遗迹从属于地层。田野测量记录方面,第四次殷墟发掘便开始以小屯西南约五十米处埋的一块钢筋混凝土为永久性坐标。殷墟发掘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还将探方都用一系列数字按顺序标明,如C126,意为c区的第一百二十六探方。灰坑、窖穴和墓葬也用数字标出,以英文大写字母H表示前两者,M表示后者。总之,李济领导的史语所考古组通过殷墟发掘的考古实践,不仅为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确立了一些技术层面上的基本方法和原则,还为田野考古工作的制度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史语所通过科学的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出土品。在此基础上,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组织了精密的室内整理研究工作,开创了科学发掘品室内整理的先河。这些整理工作不仅起到了示范作用,使近代考古学在研究程序上更为合理,而且还探索了类型学等考古学研究方法。整理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先将发掘品分类编号,然后是给原物照相,最后是绘制线图。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中就曾提到史语所考古组移居北平后在考古学方面所要进行的工作,即整理殷墟发掘出土之实物,具体内容:
“一编号目,此为整理各种实物最基本之工作,方法由本组各人员商订,列表实行。殷墟出土器物分类编号:1,字甲,2龟版,3,字骨,4,骨版,5,骨器,6,骨料,7,兽骨,8,入骨,9,贝及贝器,10,玉石器,11,铜器,12,铁器,13,陶器,14,陶片,15,瓷,16,砖。已编者,为字甲、字骨、无字甲,与第一次挖掘之字甲,共及一千余片。凡编号之物均有存根,按号查考,即可知各物出土之详细历史。二照相,本组照相设备尚未齐全,且无此项技术者,故约定阿东照相馆经理其事;同时预备黑屋,以便自照。三绘图,小屯村所测之二千分之一图,正在敷墨,并缩小。四机械画,凡陶器骨器之属,非见之机械画不能说明;故特约张文治君动手工作,凡整个陶器,及重要陶片,不久均可绘就。”
器物类型学方面,李济改进了安特生带地质学色彩的器物学,在《殷商陶器初论》中,他对陶器的名称、形制、用法、制法、年代几个方面加以考察,并认为研究陶器应如同埃及考古学家那样:“凡是同样形制的,都编成一个目;分成时代,相互比较,由此定那形制的演化。再由形制的演化,转过去定那时代。”这些初步尝试和重要的认识,为下一阶段出现的器物类型学奠定了基础。随着室内整理工作的深入,李济发现殷墟陶器相关的形制可分几组,并确立了关于全部陶器图录安排上的两个基本指导思想:(一)放弃了参考埃及古物学者的想法,而是把最敞口的(和浅的)放在前面,一直推展到把最小口的放在最后;(二)决定把在小屯和侯家庄发掘的所有殷商及前殷商的陶器都计算在内,分为史前时期、商朝初期、殷商时期。这主要是因为出土器物缺乏地层上的支持,把器物的年代分割十分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得不把全部收集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研究。后来,李济在《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更是吸取了他在研究殷墟陶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选择出土单位明确、器物关系清楚的墓葬器物作为研究对象㈣。根据器物形状的相同点和相异点,把器物分成不同层次的类别,用符号或数字表示不同的类级,注意到同一墓内各种器物的“共存的现象”和“有机的联系”。日后,李济在《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中总结这种器物类型学的方法时说:“大体说来,一种器物的形态表现,也同一种生物一样,有它的‘生命史’;形态的演变是随各器物存在的年岁依次显露出来的;把时代展进的秩序与形态演变的阶段——两者相依的关联,有系统地说明出来,实在是现代古器物学家的中心课题。”
殷墟发掘的成果推动了专门性考古学刊物的出版。史语所遵照《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意义”条中所说的“使本所为国内外治此两类科学者公有之刊布机关”,除将史语所有考古学的研究性著作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还特别将殷墟发掘报告以专刊的形式出版。史语所迁台前,在中国大陆共出版考古学刊物如下:
(一)《安阳发掘报告》,这是史语所第一种专刊,专门对安阳殷墟的发掘情况、发掘报告和研究作品予以刊登发布。从1929年第一册出版到1933年6月第四册,共刊载三十四篇论文。
(二)《田野考古报告》,其性质大致与《安阳发掘报告》性质大致相同,只是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安阳。《田野考古报告》在抗战前只出版了第一册,抗战胜利后,《田野考古报告》改名为《中国考古学报》,并将先前所出的《田野考古报告》追认为《中国考古学报》第一册。《中国考古学报》将范围扩展的更大,不只局限于田野考古报告。到史语所迁台前,《中国考古学报》共出版了三册,共有十七篇文章。
(三)《中国考古报告集》,1934年出版《中国考古报告集》第一种《城子崖》。对于第二种《小屯》,考古组最初打算分为四本,每本再分若干编,每编再分若干集,但史语所迁台前只是1948年出版有《殷墟文字甲编》,其他报告迁台后才陆续出版。
史语所的这些出版工作,是在中国首开专门学术机构以集刊和专刊的形式刊布现代考古学报告的先例,首创之功不可没。此外,殷墟发掘对于考古学专门人才的培养方面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梁思永、夏鼐、尹达、郭宝钧、尹焕章、石璋如等许多田野考古工作者都是在殷墟这工地训练培养起来的。
史语所以殷墟发掘为代表的考古工作,不仅为其他学术机构起到了一定的表率作用,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为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环境。当时有学者就说:“我国考古事业,近两年来(民国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确有显著之进展,及切实之贡献,即以中央研究院所主持之发掘工作而论,两年问已达至十三次之多……而年来其他各方对考古工作之兴趣,亦因以引起,如河南之古迹研究会,山东大学教授及实习生等皆起而参加工作也。”这表明,史语所殷墟发掘的成绩带动了当时考古学研究团体的组建,除殷墟发掘前成立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广州黄花考古学院外,中国考古会于1933年在上海成立,陕西考古会于1934年在西安成立,中国考古学社于1934年成立,博物馆协会于1935年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于1936年8月30日在上海成立。这种带动作用不仅表现在考古学术机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各个考古学术机构还纷纷效仿史语所的殷墟发掘,开始尝试科学的田野发掘工作。例如,1930年马衡主持的燕下都考古发掘就包含了新的内容,即重视地层。李济参加了此次发掘的组团会议,而在工作中具体负责地层问题的王庆昌曾于1929年春参加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可以说,燕下都发掘方法中的新色彩,明显受到了史语所殷墟发掘的启发。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成立后,徐炳昶主持了陕西宝鸡 等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尤以宝鸡斗鸡台发掘规模较大,似与史语所殷墟发掘、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发掘成鼎足之势,如若论彼此在使用方法等方面的交流,北平史学研究会所受史语所影响可能更多。此时,考古学在社会的关注度等方面也发生了转变。卫聚贤就曾观察到,民国初年各地的考古发现,向不被舆论界所关注,报纸亦少记载,有记载亦不准确,但自20年代以来,因为考古事业渐为发达,“报纸始多披露,新闻记者已知注意古物出土时情形,故报纸所载每一古物出土消息,不是只载得有古物若干件就算完事,并详述其发现及出土情形。”
第二,从狭义历史学层面来看。史语所的殷墟发掘对中国古史研究的影响,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学者加以评价,认为其所贡献于我国古史者,亦颇有可述,约略言之可得三项:“(一)殷商建筑文化之明确;(二)殷商文化程度之测定;(三)殷商文化分布实况之证实。”李济亦说:“安阳十五次的发掘所累集的史料,在中国史学史中可以说是空前的了。这批资料最大的价值为:1,肯定了甲骨文的真实性及其在中国文字学上的地位。2,将史前史的资料与中国古史的资料联系起来。3,对于殷商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作了一种很丰富而具体的说明。4,把中国文化与同时的其他文化中心,作了初步的联系,证明中国最早的历史文化不是孤立的发展,实在承袭了若干来自不同方向的不同传统,表现了一种综合性的创造能力。”诚如其言,殷墟发掘给中国古史研究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在殷商史的具体史实研究方面。而今天看来,殷墟发掘带给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它对当时中国古史学者的史料观、治史方法,乃至中国古史的重建都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史语所殷墟发掘的成就有力地证明了科学考古不仅能促进和验证传统文献知识,而且还可提供扩充新史料的方法和途径,丰富古史研究者的时空视野。在商周史的具体史实方面,殷墟发掘的考古学成果起到了补充验证的作用。例如,通过殷墟建筑基址的发掘,对中国建筑早期的发展,得到了若干基本的认识。商代建筑基础,在殷墟第七次发掘时,已有所发现,第八次发掘,得版筑房屋基址两座,除石础之外,并得铜铸基础十个,版筑之下,还发现黑陶时代穴居的大圆坑,与连年发掘的商代基址取得了相当的联系;侯家庄发掘时,又发现了殷人居住的大圆穴洞、建筑基址、版筑、石础、土阶、地窖,皆与小屯殷墟无异,特别是证实了商代已经使用“版筑法”,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土木工程技术,殷代建筑文化因此得以为世人所明了;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发掘重点针对建筑基址进行了发掘,更是了解到了殷墟建筑的全貌。所以后来李济就说:“故殷墟的发掘,就现代考古学的立场说,最基本的贡献实为殷商时代建筑之发现;亦即夯土遗迹之辨别,追寻与复原之工作。”在商周的王位继承制问题上,王国维认为殷商施行的是“兄终弟及”制,周代施行的是“父死子继”制。而李济根据新出土的考古材料认为:“父死子继的制度在殷代覆亡前已经实行了四代。这样,周代采用的制度,事实上仍是沿袭前朝的。不论周代采用的这种新制度究竟有多少改变,显然也只属于细节上的。”据此,李济认为应该重新考虑商周的传承关系,他说:“周人是著名的革命派:他们在保存殷代留下的大量美好和有用东西的同时,对于殷代社会、宗教和政治活动等各方面作了许多变更和改进。然而,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对这些改变所作的详细研究,却说明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早周时期的那些通过自我宣传和经学家的注释而变得出名的所谓革命措施,在不少情况下只是徒有其名而已。”
殷墟发掘前后,有些学者们对于地下出土的甲骨金文等地下文字材料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证实了传世甲骨的相对可信性。而那些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甲骨文对当时学者们的史料观和具体史实的认识,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如李济就说:“小屯十二次发掘所获的有字甲骨,据史语所最近一次的估算为二万四千九百一十八片;这样就彻底消除了对甲骨文真实性的怀疑。……就这样,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们也就不再发表最激烈的胡话了。章炳麟晚年在得知这些新发现后,曾私下试读过罗振玉论甲骨文的著作(《殷墟书契》),尽管他从未公开承认此事。不管怎么说,他不再指责罗振玉在这个独特项目上是伪造者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文不仅证明了传世甲骨文的相对可信性,也从材料和方法上支持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可行性,使这一代的古史学家对大量早期文献的可靠性逐渐恢复了信心,并对未经科学田野发掘的甲骨金文的使用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例如,韩奕琦就对未经过科学考古发掘所得到的金文的精确性表示怀疑,说:“虽然金文也能当做史料,但未经科学的发掘和严格考订整理,用时危险极多;即使考订正确,为数也有限。”
由于受到安特生“仰韶文化”分期的影响,在殷墟发掘前,对殷商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学者们普遍将商代文化视为石器时代的末期,正处于进入铜器时代的初始阶段,认为殷商的社会文明还处于较晚的阶段。但在殷墟发掘过程中,商代文化层内叉屡有未曾冶炼过的铜锡,以及孔雀石之类的矿石、红烧土碎块和木炭等物被发现,还发现了铸造用的型范,与青铜器铸造有关联的陶器,这都说明殷商时已有冶铸铜器的方法。特别是发掘中所反映的殷代青铜器的使用情况,仅从小屯的遗址中就发现数百件器物,从礼器到兵器以及日常用具。所有,这都充分说明,殷代已不仅是一个全盛的青铜时代,事实上小屯在公元前两千年的下半纪也已是中原的青铜制造业中心之一。殷墟发掘自1928年开始后,发掘地点一直限于小屯及附近的几处遗址,其中不是废弃后的居住遗址,便是些简陋的小墓葬,实在不足以代表殷代文物的全貌。但随着梁思永等人在侯家庄发掘的开展,这一认识得到了彻底改观。他们所发掘的几座大墓规模宏伟,有成排的殉葬坑,并殉有“人牲”。出土的随葬品比较精美,青铜器有两个方鼎重达千余斤,雕刻精致的立体石刻以及优雅的玉饰和铜制的车饰。这些都是以前在小屯所未掘到的和以前所不知道的。通过这些发掘情况,不仅使古史研究者深入了解到殷商的社会物质精神文化的发达程度,而且对其埋葬制度、社会行政组织的能力等方面也都有了更为全面的直观认识。李济在谈到殷商文化的规模时说:“要是我们能把上列的诸实物,每一件的移动的历史都弄清楚,我们对于殷商以前黄河流域与他处的交通,也可以明白好些;也就可以知道,小屯时代的殷民族,能采南国之金,制西方之矛,捕东海之鲸,游猎于大河南北,俨然为一方之雄,而从事于征伐、文字、礼乐诸事,全东亚没有敢与它抗衡的,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当然,殷墟发掘对于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并不只限于对原有殷商史实的修修补补式的局部认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殷墟的发掘,找寻到了历史与史前史之间相互联系的关节点。虽然早在殷墟发掘之前一个很长时期,在中国的科学考古,安 特生等外国学者就已经开始提倡,到1928年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发掘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并出版了科学的考古发掘报告。可是,那些发现主要都是史前的,因而也是无法确定年代的,它们同传统记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不能肯定的。但经过殷墟的考古发掘,所得到的实物证据把历史文献跟早期历史时期和史前时期的考古遗存紧紧联系在一起。正如石璋如所认为:“安特生等外国学者,早在李济从事考古之前,已经在华北发现若干处中国史前遗址,但是它的年代是漂浮的,等到李济领导发掘殷墟,才把史前史与有文字的历史在地层上接了榫。加长了中国的信史,光大了中国文化。”
商代文化分布区域和主要来源,是随着殷墟考古发掘的深入,才有了不同于安特生等外国学者的新认识。1930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城子崖发现了黑陶龙山文化,在城子崖等地还发现了与殷墟相似的卜用甲骨,并在甲骨上发现有钻灼的痕迹。黑陶文化,最初只在城子崖有所发现,为山东一带所独有,但不久在安阳后冈等地也有了发现,通过梁思永等人在后岗发掘,第一次揭露了彩陶、黑陶和安阳经一定的顺序迭压着的关系。梁思永在《安阳发掘报告》中谈到后岗的文化层时,他说:“上层所包含的是白陶文化(即小屯文化)的遗物;中层所包含的是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的遗物;下层所包含的是彩陶文化(即仰韶文化)的遗物。每层所包含的遗物里,不但有它所代表的文化的普通器物,并且有那文化的特殊制品。如果把地层上下的次序依考古学的基本原则‘翻译’成时间的先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后岗在白陶文化的人居住之前,黑陶文化的人曾在那里住过;在黑陶文化的人以前,又有彩陶文化的人曾在那里住过。这简单的事实是城子崖黑陶文化发现后,中国考古学上极重要的一个发现。”这一重大发现解释了一大批在殷墟遗址发现的实物中难加说明的现象,并将小屯与仰韶的关系问题,渐次扩大为小屯、仰韶与龙山的关系问题。李济还极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进展所反映的商文化来源、分布及其与华北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说:“在山东田野工作中获的新经验使我们开始设想,用肩胛骨占卜不仅存在于华北的史前时期,其范围更为广泛。在古代传说中关于商朝早期历史的记载,确实提到商朝建立后曾五次迁都,这些都城的具体位置是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我认为新发现的龙山文化有可能是商文明的直接前身。至少用肩胛骨占卜明显地说明了商文明与早于它的华北史前文化之间的关系。”正是在殷墟发掘这一基点上,中国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们开始沿此探寻追溯中华文化的来龙去脉,为后来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建立,乃至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都确立了第一方基石。
总而言之,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发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集中组织人力、物力、财力,采用科学的近代考古学方法所进行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活动。这次考古学实践对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有着奠定基础和扩展领域的重要学术影响。殷墟发掘在继承和发展传统金石学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近代考古学学科理念、研究方法和工作模式,解决了在此之前许多悬而未决的古史问题,开启了中国古史学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如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夏商周三代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字起源的问题;重新认识传统文献记载的问题;中国上古史重建的问题等等。
(附记:该文的写作,承蒙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王立新教授、重庆师范大学蒋刚博士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作者简介】黄海烈,男,1979年生,黑龙江明水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史学。
【责任编辑: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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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殷墟发掘,古史研究,考古学,狭义历史学,学术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2-0066-07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文简称史语所)的考古工作,以1937年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作为界限,可划分为两个主要时期。在抗战前,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是围绕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区进行,这一时期的考古成绩比较集中和显著;随着抗战的爆发,史语所向大后方搬迁,工作重心也随之向西北、西南地区倾斜,使这些边疆地区的考古学得到了初步发展。纵观史语所在中国大陆所做的考古工作,以殷墟的田野发掘成果最大,而且对当时的历史学者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成绩中,给他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无过于甲金文、简牍等新出土材料和史语所的殷墟发掘。如周谷城在1944年所写的《中国史学之进化》一文中,谈到新史学在考古学方面的进展时就只罗列上述两点,他说:“最近考古风气,亦已渐开:凡龟甲兽骨之研究,钟鼎彝器之研究,竹简木牍之研究等等相继发动;其成绩虽只限于若干文字之认明,然认文字而能明,斯可进而求得史料之真矣。最近过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发掘古物,所得陶器、骨器、石器,及金属器物等最多。……其发表发掘之成绩者,则有安阳发掘报告。”
1928年至1937年间,史语所在安阳殷墟共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这些考古发掘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28年冬至1929年春,第一至第四次殷墟发掘为第一阶段,此阶段的主要任务和成就,即是完成考古学观念的转型,初步探索田野发掘的方法和技术手段,确立研究对象和工作方向。但此阶段的发掘成果有限,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考古学的田野发掘工作尚处于初步的实践与探索阶段,但仍具初创意义。1931年10月至1934年3月,第五至九次殷墟发掘为第二阶段,发掘地点主要集中在小屯,发掘的宗旨仍是探寻殷商王朝的建筑基址,并进一步丰富发掘的研究对象和扩展发掘的地域范围。1934年秋至1935年冬,第十至十二次殷墟发掘为第三阶段,发掘地点主要集中在侯家庄。此阶段是发掘面积最广、发掘品收获颇丰的一次,可以说是殷墟发掘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的发掘工作,除了使李济等人获得了关于殷商大墓的复杂结构和工程技术等大量详细知识外,还对殷商的物质文化规模和性质有了真正的认识。1936年3月至1937年6月期间,殷墟的田野发掘又进行了三次,它们分别被称为殷墟发掘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即第四阶段。此阶段的发掘地点主要集中在小屯遗址,李济、梁思永等人在探寻殷商王朝最后一个都城的建筑基址的同时,并意外地获得了有关殷商文化发展序列的初步认识。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这十五次殷墟发掘,对中国古史研究有着重要作用与巨大影响,而中国古史研究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跨分支学科研究领域,这些作用与影响大致可以从考古学和狭义历史学两个分支学科的学科发展层面反映出来。
第一,从考古学层面来看。殷墟是历史时期的遗址,所以有关殷墟的研究,则必然要求将传统历史文献材料与包括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在内的考古材料相结合。而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深刻地影响了后来考古学的研究取向,使得中国考古学的部分内容放在了历史学的时段与范畴之内。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考古学的目的、方法和所利用的文献,使它主要在中国历史学的传统内延续下去。”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技术是在史语所的殷墟发掘中逐渐成熟并不断完善的。1928年冬,董作宾主持第一次殷墟发掘,由于受传统金石学观念的束缚,田野发掘在技术层面做的并不理想。李济到达殷墟,看到这些工作状况后,在私人信件里曾这样描述:“此次董君挖掘,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唯检有字甲骨,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紊乱,一无记载。故就全体论之,虽略得甲骨文(约四百片),并无科学价值。”1929年春,由李济主持第二次殷墟发掘,这次发掘中充分注意到小屯的地理状况,因地制宜地分别采取长三米、宽一米半的不完全相连的探坑,沿线发掘;对于面积比较小的现场,则采用角度不同的探坑;对于面积较为开阔的现场,则将上面两种方法的探坑兼用。第三次殷墟发掘中,在布方上又有所改变,开始使用探沟,即把探坑连成线发掘,南北向叫做纵沟,东西向的叫做横沟。在城子崖的田野发掘中更是将纵横线的发掘改进成分区挖掘。第四次殷墟发掘的时候,利用发掘城子崖的经验,对发掘的方法进一步加以改进。由于小屯的地下普遍有古代遗存,无需试探,所以开始以每十米见方为一个单位,先在这个单位内,用等距离、等长度的探坑来挖掘,后来是探沟的挖掘再到大面积揭露,此后的殷墟发掘仍都采用这一方法。石璋如说:“嗣后田野考古的人员每遇一个新的遗址,即实行他的四个步骤:那便是先作点的探找,次作线的观察,再作面的揭露,最后作体的发掘。”
李济在第二次殷墟发掘中还吸取了西阴村的工作经验,在每一发掘坑内确立三点立体坐标,这样坑内的出土物就可以根据立体坐标的三点来确定所在的方位;同时他也注意到地层的变化,但这时还不是根据地层的自然变化来进行描绘记录的,而是采用等距离分层法。从第四次殷墟发掘开始,地层方面又取得了进步,地质地层学被考古地层学所取代,标志即是梁思永等人在后冈的发掘中第一次获得了仰韶、龙山、小屯三期文化先后次序的确然地层根据,也就是后来被考古学界所称道的“后冈三叠层”。后冈遗址的发掘,首先根据遗址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和厚度划分出层层叠压的地层,然后根据各个地层的包含物(主要是陶器)将所划分的地层归并为三个不同的文化层,即小屯文化层、龙山文化层、仰韶文化层。一个文化层可以包含一个或几个地层。依照三个文化层的叠压次序,分别称作“后冈上层”“后冈中层”“后冈下层”。这里和“层”相关的有两种含义:(一)根据土质、土色划分出的地层;(二)根据地层内的包含 物的特征所区分出的文化层。也就是说,后冈发掘采用的是“大地层”的划分方法,遗迹从属于地层。田野测量记录方面,第四次殷墟发掘便开始以小屯西南约五十米处埋的一块钢筋混凝土为永久性坐标。殷墟发掘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还将探方都用一系列数字按顺序标明,如C126,意为c区的第一百二十六探方。灰坑、窖穴和墓葬也用数字标出,以英文大写字母H表示前两者,M表示后者。总之,李济领导的史语所考古组通过殷墟发掘的考古实践,不仅为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确立了一些技术层面上的基本方法和原则,还为田野考古工作的制度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史语所通过科学的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出土品。在此基础上,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组织了精密的室内整理研究工作,开创了科学发掘品室内整理的先河。这些整理工作不仅起到了示范作用,使近代考古学在研究程序上更为合理,而且还探索了类型学等考古学研究方法。整理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先将发掘品分类编号,然后是给原物照相,最后是绘制线图。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中就曾提到史语所考古组移居北平后在考古学方面所要进行的工作,即整理殷墟发掘出土之实物,具体内容:
“一编号目,此为整理各种实物最基本之工作,方法由本组各人员商订,列表实行。殷墟出土器物分类编号:1,字甲,2龟版,3,字骨,4,骨版,5,骨器,6,骨料,7,兽骨,8,入骨,9,贝及贝器,10,玉石器,11,铜器,12,铁器,13,陶器,14,陶片,15,瓷,16,砖。已编者,为字甲、字骨、无字甲,与第一次挖掘之字甲,共及一千余片。凡编号之物均有存根,按号查考,即可知各物出土之详细历史。二照相,本组照相设备尚未齐全,且无此项技术者,故约定阿东照相馆经理其事;同时预备黑屋,以便自照。三绘图,小屯村所测之二千分之一图,正在敷墨,并缩小。四机械画,凡陶器骨器之属,非见之机械画不能说明;故特约张文治君动手工作,凡整个陶器,及重要陶片,不久均可绘就。”
器物类型学方面,李济改进了安特生带地质学色彩的器物学,在《殷商陶器初论》中,他对陶器的名称、形制、用法、制法、年代几个方面加以考察,并认为研究陶器应如同埃及考古学家那样:“凡是同样形制的,都编成一个目;分成时代,相互比较,由此定那形制的演化。再由形制的演化,转过去定那时代。”这些初步尝试和重要的认识,为下一阶段出现的器物类型学奠定了基础。随着室内整理工作的深入,李济发现殷墟陶器相关的形制可分几组,并确立了关于全部陶器图录安排上的两个基本指导思想:(一)放弃了参考埃及古物学者的想法,而是把最敞口的(和浅的)放在前面,一直推展到把最小口的放在最后;(二)决定把在小屯和侯家庄发掘的所有殷商及前殷商的陶器都计算在内,分为史前时期、商朝初期、殷商时期。这主要是因为出土器物缺乏地层上的支持,把器物的年代分割十分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得不把全部收集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研究。后来,李济在《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更是吸取了他在研究殷墟陶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选择出土单位明确、器物关系清楚的墓葬器物作为研究对象㈣。根据器物形状的相同点和相异点,把器物分成不同层次的类别,用符号或数字表示不同的类级,注意到同一墓内各种器物的“共存的现象”和“有机的联系”。日后,李济在《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中总结这种器物类型学的方法时说:“大体说来,一种器物的形态表现,也同一种生物一样,有它的‘生命史’;形态的演变是随各器物存在的年岁依次显露出来的;把时代展进的秩序与形态演变的阶段——两者相依的关联,有系统地说明出来,实在是现代古器物学家的中心课题。”
殷墟发掘的成果推动了专门性考古学刊物的出版。史语所遵照《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意义”条中所说的“使本所为国内外治此两类科学者公有之刊布机关”,除将史语所有考古学的研究性著作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还特别将殷墟发掘报告以专刊的形式出版。史语所迁台前,在中国大陆共出版考古学刊物如下:
(一)《安阳发掘报告》,这是史语所第一种专刊,专门对安阳殷墟的发掘情况、发掘报告和研究作品予以刊登发布。从1929年第一册出版到1933年6月第四册,共刊载三十四篇论文。
(二)《田野考古报告》,其性质大致与《安阳发掘报告》性质大致相同,只是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安阳。《田野考古报告》在抗战前只出版了第一册,抗战胜利后,《田野考古报告》改名为《中国考古学报》,并将先前所出的《田野考古报告》追认为《中国考古学报》第一册。《中国考古学报》将范围扩展的更大,不只局限于田野考古报告。到史语所迁台前,《中国考古学报》共出版了三册,共有十七篇文章。
(三)《中国考古报告集》,1934年出版《中国考古报告集》第一种《城子崖》。对于第二种《小屯》,考古组最初打算分为四本,每本再分若干编,每编再分若干集,但史语所迁台前只是1948年出版有《殷墟文字甲编》,其他报告迁台后才陆续出版。
史语所的这些出版工作,是在中国首开专门学术机构以集刊和专刊的形式刊布现代考古学报告的先例,首创之功不可没。此外,殷墟发掘对于考古学专门人才的培养方面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梁思永、夏鼐、尹达、郭宝钧、尹焕章、石璋如等许多田野考古工作者都是在殷墟这工地训练培养起来的。
史语所以殷墟发掘为代表的考古工作,不仅为其他学术机构起到了一定的表率作用,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为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环境。当时有学者就说:“我国考古事业,近两年来(民国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确有显著之进展,及切实之贡献,即以中央研究院所主持之发掘工作而论,两年问已达至十三次之多……而年来其他各方对考古工作之兴趣,亦因以引起,如河南之古迹研究会,山东大学教授及实习生等皆起而参加工作也。”这表明,史语所殷墟发掘的成绩带动了当时考古学研究团体的组建,除殷墟发掘前成立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广州黄花考古学院外,中国考古会于1933年在上海成立,陕西考古会于1934年在西安成立,中国考古学社于1934年成立,博物馆协会于1935年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于1936年8月30日在上海成立。这种带动作用不仅表现在考古学术机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各个考古学术机构还纷纷效仿史语所的殷墟发掘,开始尝试科学的田野发掘工作。例如,1930年马衡主持的燕下都考古发掘就包含了新的内容,即重视地层。李济参加了此次发掘的组团会议,而在工作中具体负责地层问题的王庆昌曾于1929年春参加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可以说,燕下都发掘方法中的新色彩,明显受到了史语所殷墟发掘的启发。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成立后,徐炳昶主持了陕西宝鸡 等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尤以宝鸡斗鸡台发掘规模较大,似与史语所殷墟发掘、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发掘成鼎足之势,如若论彼此在使用方法等方面的交流,北平史学研究会所受史语所影响可能更多。此时,考古学在社会的关注度等方面也发生了转变。卫聚贤就曾观察到,民国初年各地的考古发现,向不被舆论界所关注,报纸亦少记载,有记载亦不准确,但自20年代以来,因为考古事业渐为发达,“报纸始多披露,新闻记者已知注意古物出土时情形,故报纸所载每一古物出土消息,不是只载得有古物若干件就算完事,并详述其发现及出土情形。”
第二,从狭义历史学层面来看。史语所的殷墟发掘对中国古史研究的影响,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学者加以评价,认为其所贡献于我国古史者,亦颇有可述,约略言之可得三项:“(一)殷商建筑文化之明确;(二)殷商文化程度之测定;(三)殷商文化分布实况之证实。”李济亦说:“安阳十五次的发掘所累集的史料,在中国史学史中可以说是空前的了。这批资料最大的价值为:1,肯定了甲骨文的真实性及其在中国文字学上的地位。2,将史前史的资料与中国古史的资料联系起来。3,对于殷商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作了一种很丰富而具体的说明。4,把中国文化与同时的其他文化中心,作了初步的联系,证明中国最早的历史文化不是孤立的发展,实在承袭了若干来自不同方向的不同传统,表现了一种综合性的创造能力。”诚如其言,殷墟发掘给中国古史研究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在殷商史的具体史实研究方面。而今天看来,殷墟发掘带给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它对当时中国古史学者的史料观、治史方法,乃至中国古史的重建都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史语所殷墟发掘的成就有力地证明了科学考古不仅能促进和验证传统文献知识,而且还可提供扩充新史料的方法和途径,丰富古史研究者的时空视野。在商周史的具体史实方面,殷墟发掘的考古学成果起到了补充验证的作用。例如,通过殷墟建筑基址的发掘,对中国建筑早期的发展,得到了若干基本的认识。商代建筑基础,在殷墟第七次发掘时,已有所发现,第八次发掘,得版筑房屋基址两座,除石础之外,并得铜铸基础十个,版筑之下,还发现黑陶时代穴居的大圆坑,与连年发掘的商代基址取得了相当的联系;侯家庄发掘时,又发现了殷人居住的大圆穴洞、建筑基址、版筑、石础、土阶、地窖,皆与小屯殷墟无异,特别是证实了商代已经使用“版筑法”,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土木工程技术,殷代建筑文化因此得以为世人所明了;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发掘重点针对建筑基址进行了发掘,更是了解到了殷墟建筑的全貌。所以后来李济就说:“故殷墟的发掘,就现代考古学的立场说,最基本的贡献实为殷商时代建筑之发现;亦即夯土遗迹之辨别,追寻与复原之工作。”在商周的王位继承制问题上,王国维认为殷商施行的是“兄终弟及”制,周代施行的是“父死子继”制。而李济根据新出土的考古材料认为:“父死子继的制度在殷代覆亡前已经实行了四代。这样,周代采用的制度,事实上仍是沿袭前朝的。不论周代采用的这种新制度究竟有多少改变,显然也只属于细节上的。”据此,李济认为应该重新考虑商周的传承关系,他说:“周人是著名的革命派:他们在保存殷代留下的大量美好和有用东西的同时,对于殷代社会、宗教和政治活动等各方面作了许多变更和改进。然而,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对这些改变所作的详细研究,却说明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早周时期的那些通过自我宣传和经学家的注释而变得出名的所谓革命措施,在不少情况下只是徒有其名而已。”
殷墟发掘前后,有些学者们对于地下出土的甲骨金文等地下文字材料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证实了传世甲骨的相对可信性。而那些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甲骨文对当时学者们的史料观和具体史实的认识,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如李济就说:“小屯十二次发掘所获的有字甲骨,据史语所最近一次的估算为二万四千九百一十八片;这样就彻底消除了对甲骨文真实性的怀疑。……就这样,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们也就不再发表最激烈的胡话了。章炳麟晚年在得知这些新发现后,曾私下试读过罗振玉论甲骨文的著作(《殷墟书契》),尽管他从未公开承认此事。不管怎么说,他不再指责罗振玉在这个独特项目上是伪造者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文不仅证明了传世甲骨文的相对可信性,也从材料和方法上支持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可行性,使这一代的古史学家对大量早期文献的可靠性逐渐恢复了信心,并对未经科学田野发掘的甲骨金文的使用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例如,韩奕琦就对未经过科学考古发掘所得到的金文的精确性表示怀疑,说:“虽然金文也能当做史料,但未经科学的发掘和严格考订整理,用时危险极多;即使考订正确,为数也有限。”
由于受到安特生“仰韶文化”分期的影响,在殷墟发掘前,对殷商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学者们普遍将商代文化视为石器时代的末期,正处于进入铜器时代的初始阶段,认为殷商的社会文明还处于较晚的阶段。但在殷墟发掘过程中,商代文化层内叉屡有未曾冶炼过的铜锡,以及孔雀石之类的矿石、红烧土碎块和木炭等物被发现,还发现了铸造用的型范,与青铜器铸造有关联的陶器,这都说明殷商时已有冶铸铜器的方法。特别是发掘中所反映的殷代青铜器的使用情况,仅从小屯的遗址中就发现数百件器物,从礼器到兵器以及日常用具。所有,这都充分说明,殷代已不仅是一个全盛的青铜时代,事实上小屯在公元前两千年的下半纪也已是中原的青铜制造业中心之一。殷墟发掘自1928年开始后,发掘地点一直限于小屯及附近的几处遗址,其中不是废弃后的居住遗址,便是些简陋的小墓葬,实在不足以代表殷代文物的全貌。但随着梁思永等人在侯家庄发掘的开展,这一认识得到了彻底改观。他们所发掘的几座大墓规模宏伟,有成排的殉葬坑,并殉有“人牲”。出土的随葬品比较精美,青铜器有两个方鼎重达千余斤,雕刻精致的立体石刻以及优雅的玉饰和铜制的车饰。这些都是以前在小屯所未掘到的和以前所不知道的。通过这些发掘情况,不仅使古史研究者深入了解到殷商的社会物质精神文化的发达程度,而且对其埋葬制度、社会行政组织的能力等方面也都有了更为全面的直观认识。李济在谈到殷商文化的规模时说:“要是我们能把上列的诸实物,每一件的移动的历史都弄清楚,我们对于殷商以前黄河流域与他处的交通,也可以明白好些;也就可以知道,小屯时代的殷民族,能采南国之金,制西方之矛,捕东海之鲸,游猎于大河南北,俨然为一方之雄,而从事于征伐、文字、礼乐诸事,全东亚没有敢与它抗衡的,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当然,殷墟发掘对于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并不只限于对原有殷商史实的修修补补式的局部认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殷墟的发掘,找寻到了历史与史前史之间相互联系的关节点。虽然早在殷墟发掘之前一个很长时期,在中国的科学考古,安 特生等外国学者就已经开始提倡,到1928年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发掘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并出版了科学的考古发掘报告。可是,那些发现主要都是史前的,因而也是无法确定年代的,它们同传统记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不能肯定的。但经过殷墟的考古发掘,所得到的实物证据把历史文献跟早期历史时期和史前时期的考古遗存紧紧联系在一起。正如石璋如所认为:“安特生等外国学者,早在李济从事考古之前,已经在华北发现若干处中国史前遗址,但是它的年代是漂浮的,等到李济领导发掘殷墟,才把史前史与有文字的历史在地层上接了榫。加长了中国的信史,光大了中国文化。”
商代文化分布区域和主要来源,是随着殷墟考古发掘的深入,才有了不同于安特生等外国学者的新认识。1930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城子崖发现了黑陶龙山文化,在城子崖等地还发现了与殷墟相似的卜用甲骨,并在甲骨上发现有钻灼的痕迹。黑陶文化,最初只在城子崖有所发现,为山东一带所独有,但不久在安阳后冈等地也有了发现,通过梁思永等人在后岗发掘,第一次揭露了彩陶、黑陶和安阳经一定的顺序迭压着的关系。梁思永在《安阳发掘报告》中谈到后岗的文化层时,他说:“上层所包含的是白陶文化(即小屯文化)的遗物;中层所包含的是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的遗物;下层所包含的是彩陶文化(即仰韶文化)的遗物。每层所包含的遗物里,不但有它所代表的文化的普通器物,并且有那文化的特殊制品。如果把地层上下的次序依考古学的基本原则‘翻译’成时间的先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后岗在白陶文化的人居住之前,黑陶文化的人曾在那里住过;在黑陶文化的人以前,又有彩陶文化的人曾在那里住过。这简单的事实是城子崖黑陶文化发现后,中国考古学上极重要的一个发现。”这一重大发现解释了一大批在殷墟遗址发现的实物中难加说明的现象,并将小屯与仰韶的关系问题,渐次扩大为小屯、仰韶与龙山的关系问题。李济还极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进展所反映的商文化来源、分布及其与华北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说:“在山东田野工作中获的新经验使我们开始设想,用肩胛骨占卜不仅存在于华北的史前时期,其范围更为广泛。在古代传说中关于商朝早期历史的记载,确实提到商朝建立后曾五次迁都,这些都城的具体位置是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我认为新发现的龙山文化有可能是商文明的直接前身。至少用肩胛骨占卜明显地说明了商文明与早于它的华北史前文化之间的关系。”正是在殷墟发掘这一基点上,中国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们开始沿此探寻追溯中华文化的来龙去脉,为后来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建立,乃至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都确立了第一方基石。
总而言之,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发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集中组织人力、物力、财力,采用科学的近代考古学方法所进行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活动。这次考古学实践对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有着奠定基础和扩展领域的重要学术影响。殷墟发掘在继承和发展传统金石学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近代考古学学科理念、研究方法和工作模式,解决了在此之前许多悬而未决的古史问题,开启了中国古史学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如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夏商周三代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字起源的问题;重新认识传统文献记载的问题;中国上古史重建的问题等等。
(附记:该文的写作,承蒙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王立新教授、重庆师范大学蒋刚博士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作者简介】黄海烈,男,1979年生,黑龙江明水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史学。
【责任编辑: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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