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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年大年初一，我又独自在画室里度过，“又”字俨然披露出我的“独”属“常态”——不记得自己有多少年独自在画室里过春节了。原本今年是有外出旅游计划的：想与老友雕塑家严永明两家人，陪同恩师叶毓山夫妇一道去夏威夷度假，结果先生病情恶化，骤然离世，没能如愿……其实我的“独”不孤独，亦不寂寞，我是享受这种独处的，家人也都习惯亦理解：只要年三十晚安排一个亲友团圆聚餐，热闹一番就好！感觉这“年”还在，也“吃”了，也“过”了；国人的春节旧习无非团聚与食饮。我们这帮“老炮”，想再闹腾也闹不出什么名堂，“聚会”的场面大至如此：吃毕年饭，照例是甜点、水果，再讲点大家都不爱听的“家常话”，围着似看非看的“春晚”电视，各自都低头忙活着手机上那点事儿……哦，对了，近两年手机界又多了个兴奋点：抢红包！其实激情也有限，想想看，平时都不屑的那点儿小钱，放在手机里拼命抢！好玩吗？互联网真厉害！活活把智人弄成低能与脑残。大家索性撑着，挨过零点，听听窗外：因为雾霾、环保而稍节制的闪爆声响。就算是“跨”了年，没白“过”。再见，拜拜，各自回家懒懒的睡到翌日，醒来，该干嘛干嘛——像这样悠哉的过年，轻松，自由，还不麻烦，也好！
今年独处画室，可不是贪图清闲，真有要紧的事情做：油画《徐志摩》是我和徐家后人爽约多年未了的心结，是今年必须完成的工作计划！这事说起来已经拖沓好些年了，因种种原故已经一再推迟（前后加起来有五年），真是不好意思！其实，《徐志摩》的素描稿已经完成许久，只是由于“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紧迫，而不得不暂停。当然，能够参与国家重大艺术项目，如期完成创作巨幅油画《周易·占筮》，并荣幸为国家博物馆收藏陈列，皆大欢喜，相信徐志摩的孙子Tony先生也会高兴且能理解。2016年圣诞节Tony来信道贺，同时告知丁酉年元月想来中国。他说今年是徐志摩诞辰120周年，浙江海宁老家会有纪念活动。我是不希望他马上就来的：看到半成品的《徐志摩》，大家都不好意思！于是又一次商量推迟至阳春三月，温暖花开的时节——这样的“约定”使我原本自在悠闲的春假，平添了几分紧迫感！
初十，正当我加紧油画《徐志摩》，独享快感，沉浸在民国历史人物的魅影中，忽然收到省文联的邀请：参观成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敦煌——这个曾经魂牵过我辈，而今渐渐遥远的名字，一下子又要将我拉回到苍凉的戈壁……再有，去岁仲夏，失而复联的老友常嘉煌（常书鸿之子），还在电话里兴奋的与我回忆1983年在他家里闹春节的事。其实，当年去敦煌并没有看到他的父亲，第一次见到教科书里的“常书鸿”，就是四年后的那次在他家中……
文革收束，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重启而名声大噪，他长年艰难守护敦煌的事迹通过当时有限的媒体传播，几乎成为亿万国民家喻户晓的人物。为了给这位与邓小平同龄的“国宝”落实政策，常老被调任国家文物局当顾问，中央政府给常书鸿一家安排在京城著名的24号楼（所谓“部长楼”）。那年放春假，我们一拨人去他家闹腾，老爷子是开心的，大概文革前后被迫害了数十年，冷寂了数十年，此时的常公亦想释放？甭问，被压抑许久的国人哪个不想释放！那真是折腾了一夜：吃喝，玩乐，音乐，迪斯科……第二天早晨，散场离去，刚入电梯，就撞上时任水电部长的李鹏——当时的他并不特别出名，只是有哥们儿认得，他说你们昨晚好热闹，音乐声都传到楼上了。
后来，常嘉煌多年留学日本，父亲去世后，为了实现他父亲的遗愿及对父母的承诺，也对得起自己“敦煌之子”的梦想，他四处奔走，游说新的敦煌保护计划。“敦煌壁画已不堪重负，别再把脆弱的文物当景点！” 嘉煌说： “一年有60万双脚，踩踏在敦煌千年的唐砖上，像这种低层次的所谓文化旅游，都聚焦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就被毁了！”因此，他顶着各种骂名，步履维艰的领着一帮人，经年累月的折腾在党河河畔，傻子似的开凿“现代石窟”。 电话里，嘉煌问：“何时来敦煌看看？”——这不，“敦煌”来蓉城了！
是的，敦煌的诱惑，很难拒绝，我还是先回应省文联的邀请。
元宵节前，成都博物馆门口集合，省文联新任书记平志英女士亲自率领几位老文艺家们进入展馆，再跟随训练有素的讲解员参观。我们先被提示带上耳机。记得第一次带着“耳机”参观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留学美国，初访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那感觉新奇、羡慕：中国何时有？今天，这样的“装备”已成当下国际博物馆文化的“标配”。
从清静的画室猛然来到人群鼎沸的展厅，需要短暂的适应。而这几可乱真的“莫高窟” 更令人迷惑：是西域？还是在西南？此“敦煌”与彼敦煌，时空错混而产生的穿越感瞬间让我梦回莫高窟……
1979年深秋的敦煌，川美77级绘画系油画、版画两个班，加上两位带队的老师：马一平和江碧波总共34人——虽然，比起当下“文化旅游”带来的年均60万双脚的踩踏微不足道，但骤然添加的几十张嘴，肯定考验着计划经济时代“敦煌文物研究所”简陋的对外接待能力，好在我们都不惧艰苦且足量携带了“全国粮票”。
晚秋的敦煌，映照着一片金黄色：夕阳斜洒在连绵起伏的沙丘，季风扫下的银杏树落叶，铺满整个“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院内院外，酷似一张巨大而华丽的地毯；大佛菩萨身上残留的金箔，如圣光闪烁，还有大佛殿窟檐上的风铃，摇曳中发出美妙的音响……一切都是这群城里来的学生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那是大漠西域，戈壁孤烟的景观，是敦煌莫高窟独有的风景！
以今日的目光回望，当年赴敦煌的我辈，更似一群野蛮疯长的杂草：历经“文革”大风大浪的洗礼，敦煌的“古董”其实并不在这拨人特别关注的范围。我辈全部的文化、美术 “底蕴”，无非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加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再加所谓苏俄的 “美学”思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缺失历史文化教育的同时，还被灌输了一整套“反传统教育”。究其文化的远因，還有我们的美术史论从宋元以降，士大夫们就对工匠艺术的鄙视与不齿；这些都会造成对敦煌艺术价值认识的偏颇……以当时热衷西方油画的审美趣味，敦煌壁画不过是工匠的平面装饰性绘画。 另方面，年轻气盛，刚刚完成“伤痕美术”“壮举”的川美77级学生，还沉浸在后文革时期，批判现实主义的余热、狂想与亢奋当中——我的反思文革批判现实的“开山之作”油画《为什么》和《我爱油田》，程丛林的《1968年X年X日，雪》，王亥的《春》，还有罗中立的《忠魂曲》都在当年的全国美展中大获全胜，而成为举国文化界的盛事、美谈及文青们的狂欢……可以想象：这样的一拨人，兴奋点显然不全在古人的艺术里。
倒是莫高窟的僻寂，西域大漠的苍凉感，更吸引着从未出过远门的都市艺青。除了每日的“功课”（进洞窟临摹壁画），其余时光，就是在沙漠中撒欢狂野，如无人之境……許多原本内向的同学，因此放胆而性格骤变，判若两人。
画，主要临摹，兼有风景写生。记得，在敦煌每天自选洞窟，约好三五同学，分组成群。我几次都拉上周春芽，他色彩好，人亦和善；再有他在版画班，平时难得一起画画，此次两班同行，正好。虽是几十号人马的队伍，但在地阔人稀的敦煌，分散到各个洞窟，还真显得势单力薄；想想看：在那些没有光照，绘有鬼怪神妖的千年古洞，可怖而瘆人——害怕的女生们得提前约好男性同学，壮上胆，才敢走进洞窟画画。
冒险，孤独，清平而耐得住寂寞——就是敦煌人。
“学习”不止伏案书写、死背苦诵，正如我们在敦煌，无人比拼谁临摹了多少数量的古画，而是共同经历了一次多层面的人性体验，这也包括我们在沙漠里的疯狂与奇遇。那种“体验”是无形的，非功利的；它潜移于体内，默化于血脉，且伴随终生。
数十年后，新世纪之初，我海归回国，在领衔的第一个国家公共文化项目：大型艺术景观“红岩村启示录”的场景设计中，竟猛然想起“莫高窟”！——这种意外的“启示”，让我惊出望外，始料未及。的确，我甘做末代劳动型、工匠型的艺术家，在其后从事的多次极其艰难的超级绘画（全景画）制作过程中，在近五年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周易·占筮》油画创作里，其实都有“敦煌”的影子与精神！
穿越时空，成都博物馆，“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 讲解员以熟练、自信而纯正的语音，雅俗共赏地介绍敦煌莫高窟。可想：这精准、简洁而易懂的解说词，浓缩了近百年来全世界敦煌学人共同努力研究的结晶！从古至今“敦煌”的魅力，都体现在她博大精深的包容与工匠精神！显然，这种“精魂”已传承至当代的敦煌人——那么多精美、精彩的图画和雕塑，那么精密、逼真的场景复原，其中包涵了多少深奥的学问及高超的技艺！还有敦煌人的信仰与坚守！——此“窟”虽非彼窟，但从目前所呈现的宏阔气势，无论从制作工艺、大众体验、传播的意义和效果来看，或胜似彼窟！
我们衷心地感谢并崇敬那些长年献身于敦煌事业的人！我忽然想起在敦煌附近的沙丘上，有一小片墓地——在那里掩埋着无数的不为人所知、默默奉献于敦煌的人。
中华历史是一个文字胜于图像的文明；“敦煌”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多元文化，更为憾缺“图像历史”的华夏文明做了些许阶段性补充，当然不够！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国家要用重金大血本，历时五年，打造“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缘故——这是一种迟来的，但必须的“弥补”。
人类文明起源，美术先于文字；让不识字的孩童和百姓“看”到文化，读懂思想，弄清历史的最好办法，就是图画与文物！八十年前，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宏愿。我很高兴，当天在成都博物馆看到那么多民众，还有孩子们，就在丁酉年春假中，踊跃参观“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
陈丹青先生曾经质疑过今天的“国学热”——其中包括了美术和文物吗？他以为，小孩记忆力好，能背几首老庄孔孟、唐诗宋词，这不说明就有文化，也未必真的懂中国，爱中国。因此，他极力推崇“美育”从小孩抓起，要打开他们的眼界，让娃娃们走进博物馆看中国、看世界，只有看懂了，才有资格说爱国，不然爱什么都讲不出来。他说：“我就是在欧美博物馆的中国馆，一个一个橱窗、一幅幅画、一件件文物，开始热爱中国，也才慢慢明白，什么叫华夏文明。一句话，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博物馆。”
我那天去博物馆，意犹未尽，我会再去看“敦煌”！
今年独处画室，可不是贪图清闲，真有要紧的事情做：油画《徐志摩》是我和徐家后人爽约多年未了的心结，是今年必须完成的工作计划！这事说起来已经拖沓好些年了，因种种原故已经一再推迟（前后加起来有五年），真是不好意思！其实，《徐志摩》的素描稿已经完成许久，只是由于“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紧迫，而不得不暂停。当然，能够参与国家重大艺术项目，如期完成创作巨幅油画《周易·占筮》，并荣幸为国家博物馆收藏陈列，皆大欢喜，相信徐志摩的孙子Tony先生也会高兴且能理解。2016年圣诞节Tony来信道贺，同时告知丁酉年元月想来中国。他说今年是徐志摩诞辰120周年，浙江海宁老家会有纪念活动。我是不希望他马上就来的：看到半成品的《徐志摩》，大家都不好意思！于是又一次商量推迟至阳春三月，温暖花开的时节——这样的“约定”使我原本自在悠闲的春假，平添了几分紧迫感！
初十，正当我加紧油画《徐志摩》，独享快感，沉浸在民国历史人物的魅影中，忽然收到省文联的邀请：参观成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敦煌——这个曾经魂牵过我辈，而今渐渐遥远的名字，一下子又要将我拉回到苍凉的戈壁……再有，去岁仲夏，失而复联的老友常嘉煌（常书鸿之子），还在电话里兴奋的与我回忆1983年在他家里闹春节的事。其实，当年去敦煌并没有看到他的父亲，第一次见到教科书里的“常书鸿”，就是四年后的那次在他家中……
文革收束，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重启而名声大噪，他长年艰难守护敦煌的事迹通过当时有限的媒体传播，几乎成为亿万国民家喻户晓的人物。为了给这位与邓小平同龄的“国宝”落实政策，常老被调任国家文物局当顾问，中央政府给常书鸿一家安排在京城著名的24号楼（所谓“部长楼”）。那年放春假，我们一拨人去他家闹腾，老爷子是开心的，大概文革前后被迫害了数十年，冷寂了数十年，此时的常公亦想释放？甭问，被压抑许久的国人哪个不想释放！那真是折腾了一夜：吃喝，玩乐，音乐，迪斯科……第二天早晨，散场离去，刚入电梯，就撞上时任水电部长的李鹏——当时的他并不特别出名，只是有哥们儿认得，他说你们昨晚好热闹，音乐声都传到楼上了。
后来，常嘉煌多年留学日本，父亲去世后，为了实现他父亲的遗愿及对父母的承诺，也对得起自己“敦煌之子”的梦想，他四处奔走，游说新的敦煌保护计划。“敦煌壁画已不堪重负，别再把脆弱的文物当景点！” 嘉煌说： “一年有60万双脚，踩踏在敦煌千年的唐砖上，像这种低层次的所谓文化旅游，都聚焦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就被毁了！”因此，他顶着各种骂名，步履维艰的领着一帮人，经年累月的折腾在党河河畔，傻子似的开凿“现代石窟”。 电话里，嘉煌问：“何时来敦煌看看？”——这不，“敦煌”来蓉城了！
是的，敦煌的诱惑，很难拒绝，我还是先回应省文联的邀请。
元宵节前，成都博物馆门口集合，省文联新任书记平志英女士亲自率领几位老文艺家们进入展馆，再跟随训练有素的讲解员参观。我们先被提示带上耳机。记得第一次带着“耳机”参观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留学美国，初访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那感觉新奇、羡慕：中国何时有？今天，这样的“装备”已成当下国际博物馆文化的“标配”。
从清静的画室猛然来到人群鼎沸的展厅，需要短暂的适应。而这几可乱真的“莫高窟” 更令人迷惑：是西域？还是在西南？此“敦煌”与彼敦煌，时空错混而产生的穿越感瞬间让我梦回莫高窟……
1979年深秋的敦煌，川美77级绘画系油画、版画两个班，加上两位带队的老师：马一平和江碧波总共34人——虽然，比起当下“文化旅游”带来的年均60万双脚的踩踏微不足道，但骤然添加的几十张嘴，肯定考验着计划经济时代“敦煌文物研究所”简陋的对外接待能力，好在我们都不惧艰苦且足量携带了“全国粮票”。
晚秋的敦煌，映照着一片金黄色：夕阳斜洒在连绵起伏的沙丘，季风扫下的银杏树落叶，铺满整个“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院内院外，酷似一张巨大而华丽的地毯；大佛菩萨身上残留的金箔，如圣光闪烁，还有大佛殿窟檐上的风铃，摇曳中发出美妙的音响……一切都是这群城里来的学生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那是大漠西域，戈壁孤烟的景观，是敦煌莫高窟独有的风景！
以今日的目光回望，当年赴敦煌的我辈，更似一群野蛮疯长的杂草：历经“文革”大风大浪的洗礼，敦煌的“古董”其实并不在这拨人特别关注的范围。我辈全部的文化、美术 “底蕴”，无非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加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再加所谓苏俄的 “美学”思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缺失历史文化教育的同时，还被灌输了一整套“反传统教育”。究其文化的远因，還有我们的美术史论从宋元以降，士大夫们就对工匠艺术的鄙视与不齿；这些都会造成对敦煌艺术价值认识的偏颇……以当时热衷西方油画的审美趣味，敦煌壁画不过是工匠的平面装饰性绘画。 另方面，年轻气盛，刚刚完成“伤痕美术”“壮举”的川美77级学生，还沉浸在后文革时期，批判现实主义的余热、狂想与亢奋当中——我的反思文革批判现实的“开山之作”油画《为什么》和《我爱油田》，程丛林的《1968年X年X日，雪》，王亥的《春》，还有罗中立的《忠魂曲》都在当年的全国美展中大获全胜，而成为举国文化界的盛事、美谈及文青们的狂欢……可以想象：这样的一拨人，兴奋点显然不全在古人的艺术里。
倒是莫高窟的僻寂，西域大漠的苍凉感，更吸引着从未出过远门的都市艺青。除了每日的“功课”（进洞窟临摹壁画），其余时光，就是在沙漠中撒欢狂野，如无人之境……許多原本内向的同学，因此放胆而性格骤变，判若两人。
画，主要临摹，兼有风景写生。记得，在敦煌每天自选洞窟，约好三五同学，分组成群。我几次都拉上周春芽，他色彩好，人亦和善；再有他在版画班，平时难得一起画画，此次两班同行，正好。虽是几十号人马的队伍，但在地阔人稀的敦煌，分散到各个洞窟，还真显得势单力薄；想想看：在那些没有光照，绘有鬼怪神妖的千年古洞，可怖而瘆人——害怕的女生们得提前约好男性同学，壮上胆，才敢走进洞窟画画。
冒险，孤独，清平而耐得住寂寞——就是敦煌人。
“学习”不止伏案书写、死背苦诵，正如我们在敦煌，无人比拼谁临摹了多少数量的古画，而是共同经历了一次多层面的人性体验，这也包括我们在沙漠里的疯狂与奇遇。那种“体验”是无形的，非功利的；它潜移于体内，默化于血脉，且伴随终生。
数十年后，新世纪之初，我海归回国，在领衔的第一个国家公共文化项目：大型艺术景观“红岩村启示录”的场景设计中，竟猛然想起“莫高窟”！——这种意外的“启示”，让我惊出望外，始料未及。的确，我甘做末代劳动型、工匠型的艺术家，在其后从事的多次极其艰难的超级绘画（全景画）制作过程中，在近五年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周易·占筮》油画创作里，其实都有“敦煌”的影子与精神！
穿越时空，成都博物馆，“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 讲解员以熟练、自信而纯正的语音，雅俗共赏地介绍敦煌莫高窟。可想：这精准、简洁而易懂的解说词，浓缩了近百年来全世界敦煌学人共同努力研究的结晶！从古至今“敦煌”的魅力，都体现在她博大精深的包容与工匠精神！显然，这种“精魂”已传承至当代的敦煌人——那么多精美、精彩的图画和雕塑，那么精密、逼真的场景复原，其中包涵了多少深奥的学问及高超的技艺！还有敦煌人的信仰与坚守！——此“窟”虽非彼窟，但从目前所呈现的宏阔气势，无论从制作工艺、大众体验、传播的意义和效果来看，或胜似彼窟！
我们衷心地感谢并崇敬那些长年献身于敦煌事业的人！我忽然想起在敦煌附近的沙丘上，有一小片墓地——在那里掩埋着无数的不为人所知、默默奉献于敦煌的人。
中华历史是一个文字胜于图像的文明；“敦煌”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多元文化，更为憾缺“图像历史”的华夏文明做了些许阶段性补充，当然不够！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国家要用重金大血本，历时五年，打造“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缘故——这是一种迟来的，但必须的“弥补”。
人类文明起源，美术先于文字；让不识字的孩童和百姓“看”到文化，读懂思想，弄清历史的最好办法，就是图画与文物！八十年前，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宏愿。我很高兴，当天在成都博物馆看到那么多民众，还有孩子们，就在丁酉年春假中，踊跃参观“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
陈丹青先生曾经质疑过今天的“国学热”——其中包括了美术和文物吗？他以为，小孩记忆力好，能背几首老庄孔孟、唐诗宋词，这不说明就有文化，也未必真的懂中国，爱中国。因此，他极力推崇“美育”从小孩抓起，要打开他们的眼界，让娃娃们走进博物馆看中国、看世界，只有看懂了，才有资格说爱国，不然爱什么都讲不出来。他说：“我就是在欧美博物馆的中国馆，一个一个橱窗、一幅幅画、一件件文物，开始热爱中国，也才慢慢明白，什么叫华夏文明。一句话，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博物馆。”
我那天去博物馆，意犹未尽，我会再去看“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