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医师节，走访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
　　人物介绍：杨仕明，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聋病外科治疗和临床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曾经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荣誉。
　　这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古希腊便有了属于它的誓言，“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古代中国也有着对它的推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这是我国最年轻的节日，2018年8月19日第一个医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在节日前夕做出重要指示，以16个字凝练了对这个职业的赞誉：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杨仕明主刀救助了几百个孩子，没有一例失败的。这些孩子常常给他写信，在信里画上花儿草儿，或是自己喜欢的其他东西。每次拆开信，杨仕明都觉得很暖，“看到了他们心里的那些阳光”。
　　他从来没有刻意去记这几百个孩子的名字。他的出诊、教学、科研任务很多，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但只要这些名字再次出现，他一下子就能反应过来。前几年，他出门诊，听到助手叫号，“傅心慧（音）！”他脑子里立刻弹出一个画面——1997年国内刚开始做人工耳蜗移植，最早一批接受手术的孩子里就有个傅心慧，一岁三个月，做完手术，全麻还没醒透呢，就光着屁股、夹着尿管，在病床上爬来爬去，淘气又可爱。他脱口而出：“这是十几年前我们治的那个孩子！”话音刚落，诊室的门推开了，一个长发披肩的姑娘走进来，坐下，扎起头发，露出了佩戴的人工耳蜗。杨仕明心里感慨：“都长成大姑娘了啊！要不是拨开头发，谁会发现她和其他年轻人有什么区别？医学的进步真好啊！可以让他们和正常人一样追求幸福的生活。”
　　在杨仕明的电脑里，还并排存着两张三姐妹的照片：左边是她们小时候因耳聋来求诊时的模样，穿着红衣裳，扎着小辫，杨仕明给她们做了听觉植入，照片上的她们天真无邪地笑着；右边是2014年，长大后的三姐妹来复诊的模样，剪了短发，亭亭玉立，跟杨仕明合影时快乐地笑着。
　　隔着十几年的时光，那些被改变命运的人鲜活地出现了。在当时，手术台上的杨仕明和同伴们或许不会想到，行医即是扶贫；而今天，“天使听见爱”已经在自觉践行精准扶贫的理念——改变个体命运，进而改变一个家庭的生存状态。

“你是杨教授，也是猪教授”

　　每年，杨仕明和他的同事们要做500多台人工耳蜗移植手术，总共已完成4000多例，这个数量在国际上是惊人的。中国是人口大国，自然也就是耳聋病人的大国，约有3000万人。其中重度耳聋、需要植入人工耳蜗的也就多了。
　　面对蜂拥而来、苦苦等待的病人，杨仕明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科研中，去探索创新技术。“耳聋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遗传性耳聋，父母耳聋，生下来的孩子也耳聋，或者父母携带基因突变，孩子也耳聋，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些遗传的基因在哪里？怎么改变？我们没有办法钻到孩子的耳朵里面去研究，只能找动物来做模型。”
　　和许多学科一样，世界各国听觉研究科学家的传统模型是在大鼠、小鼠、豚鼠这些小动物身上做试验。直到有一年，杨仕明跟着一支医疗队下基层，到了四川荣昌，当地有一家中科院下辖的研究机构，里边有个养猪场，养猪场的负责人跟杨仕明说：“杨教授，您把我们这儿作为一个动物基地，研究研究可好啊？您看我们那几头猪，走路晃晃悠悠的，反应也很迟钝，又查不出什么毛病。”杨仕明一听：“哎呀，这猪怕不是耳聋吧？”他马上带着机器、带着课题组跑去给猪检测听力，果然，完全是聋的。再扩大检测范围，不得了，这一窝猪生下来的猪仔全是聋的，猪仔长大了生出的下一代还是聋的，“它跟人一样，是遗传性耳聋啊！”再进一步检测，好家伙，导致这一窝猪耳聋的基因，跟人的基因也是一样的！
　　当地的听觉研究条件十分有限，杨仕明当即决定，把这些耳聋猪带回北京的研究所里。整个课题组赶紧打听怎么给猪买车票、买机票，最后风尘仆仆总算带回来了。杨仕明干脆给课题组的微信群取了个名字：拖猪队。 　　“拖猪队”在医院里名声大噪。但杨仕明发现，这些耳聋猪一路颠簸，到了北京之后，状态并不好，一只只蔫蔫的，不利于医学觀察。从长远计，只能换个办法，“猪不动，人动，我们去养猪场建专业的测听室和手术室，把设备仪器搬过去，在养猪场里给猪打全麻、做手术、植入人工耳蜗。建好之后，我们去一次能做5头、10头，甚至20头猪的手术，也能节省不少经费。”
　　5年的时间里，杨仕明和他的团队给将近1000头猪做了手术并建立了猪听器的数据库，打破了原先用小动物做模型的桎梏，在跟人体耳朵结构近似的大动物身上建立了耳聋致病模型。后来，杨仕明应邀参加哈佛大学医学院耳鼻喉医院的学术演讲，讲的就是这一研究成果。整个会场都轰动了，原定1小时的演讲延长为3小时，美国医学研究人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决定，建议美国药监局把耳聋猪作为临床之前的一个大动物实验环节。
　　从那以后，国际耳聋学界开始叫杨仕明“猪教授”。杨仕明解释：“不不不，我姓杨，在中文里跟羊一个读音，我是杨教授。”外国同行认真而钦佩地说：“知道知道，你是杨教授，但你也是猪教授，太了不起了！”杨仕明一笑，也就接受了这个称呼，“因为我知道，一个医生要变成医学家，才能深入地为人类做贡献。我的右手在做手术，左手在做研究，这一点始终不会变。”

“师生关系，情同父子”

　　在杨仕明的心里，行医有三重境界：从医生到医学家，再到医学科学家和医学大家。他的从医路上，遇到过两位公认的医学大家，一位是姜泗长，一位是杨伟炎。
　　杨仕明的桌上有一本《师道》，就是科室为纪念第一任主任姜泗长而写的。“他年轻时参加过爱国救亡的‘一二·九运动’。1947年，他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解放前夕，别人想方设法要去美国，他却在1948年回到了南京中央医院。人家高兴坏了：‘姜泗长，你回来了？那你来当这个院长吧！’院长的帽子一甩给他，人家就跑了，他则在战火中坚守医院。解放后，1959年，他被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建立起我们这个耳鼻喉科。他成了我们医院的第一位院士，也是中国耳鼻喉科学界的第一位院士。在他生前，法国一位著名的耳鼻喉科教授一连用了三个称呼，对他说：‘姜泗长，姜先生，姜医生，你是12亿中国人的耳鼻喉科领袖。’这句话一点都没错，他真正称得上一代宗师，一生甘为人梯，救人无数，也育人无数。”
　　1993年，杨仕明考入姜泗长门下，攻读硕博。跟着这样一位医学大家，好几年杨仕明见到老师都说不出话来。在送这个小弟子去日本留学前，姜泗长去实验室里看他。当时杨仕明正在做分离毛细胞的实验。人体就是通过内耳上的细胞绒毛振动感知到声音的，这个毛细胞的长度只有10到15微米，想分离出来难度非常大，医学界没多少人能做到，但杨仕明能，“我可能就是和毛细胞有缘”。他从细胞培养皿里取出笔尖大小的一个绒毛，就能分离出几十个、几百个毛细胞。姜泗长看完了，嘱咐了他一句话：“你到了日本，是跟人家学习的，你会的，就说会；不会的，就说不会。”
　　到了日本的实验室，教授果然问他：“你会些什么？”杨仕明如实回答：“我是名年轻的医生，看病经验浅，研究也做得粗浅，只学了分离毛细胞。”日本教授看似一脸平静：“那好，你分一个看看。”杨仕明便当场从小鼠的耳朵里取出绒毛，放入培养皿中，分离完毕，放到显微镜下一看，哗，就像满天星一样，很多很多。日本教授只看了一眼，脸色变得异常严肃，把整个实验室的人全部叫来观看。现场一片惊叹。日本教授对他们说：“从今天起，杨博士需要什么，你们就提供什么，你们要全力保障他的研究。”
　　从日本回国后，杨仕明又得到了第二任科主任杨伟炎的悉心栽培，在他35岁那年，就放手让他执笔编写《中国突发性耳聋指南》——一个疾病，如果有了全国性的治疗指南，诊治工作会变得更加方便、有效。到了2015年，杨仕明根据新的研究，执笔《中国突发性聋诊断和治疗指南（2015）》，这个新指南的治疗效果已经优于国外的指南。新指南问世一年后，杨伟炎就去世了。杨仕明痛悼恩师，情真意切。师生感情如此深厚，以至于学界不少人以为“杨伟炎就是杨仕明的父亲”。每次，杨仕明都肃然答道：“我与杨老师，是师生关系，但情同父子。”
　　最初接触杨仕明时，很容易感受到他的冷静与理性。但在他忆及两位已故的恩师时，那些潜藏的大喜大悲、有情有义就涌上来了。“很多地方都只有五官科，是姜老师把它变成了耳鼻咽喉科。到了杨老师那一代，又把它变成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我们这一代的使命，是要把它变成耳鼻咽喉头颈颅底外科——颅底是一个禁区，就像楼上楼下交界的地方，谁也不敢轻易去碰，里面布满了致命的电线水管。我们总要去攻克那些看起来难以战胜的疾病，这就是医者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