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时逢乱世，做人难，做官更难，做一个于心无愧的好官，就难上加难了。
　　冯道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好官。
　　冯道，字可道，生于唐中和二年（882年），卒于后周显德元年（954年），活了73岁，寿与孔子同。他25岁时，唐亡;他死后4年，北宋立。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五代的动荡中度过的。
　　在近50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是个有名的“不倒翁”。因此，封建史家说他“不忠”，“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所以他得不到“文贞”，或“文忠”的美名。
　　我想，这怪不得他。
　　皇帝走马灯似的换，大都是一些由节度使抢得天下的野心家，忠于谁都不大合適。他只好忠于自己的良心。
　　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在另一首诗里又这样写道：“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豺虎丛中也立身。”
　　看来，这不只是说说而已。最少有几件事可以证明。
　　第一，敢于直言。他先事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为幕僚。刘守光是个残暴的人，“道常以利害箴之，守光怒，置於狱中”。事后唐庄宗时，有一次庄宗与首辅郭崇韬发生矛盾，“遽令道对面草词，将示其众”。冯道久久不肯落笔，从容劝说庄宗以大局为重，注重君臣团结，免为强敌所乘。敢于在皇帝盛怒之下犯颜直谏，史称“人始重其胆量”。后唐明宗是五代比较清明的皇帝，有几年连续丰收。明宗问他，“今岁虽丰，百姓赡足否？”他说，“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丰凶皆病者，唯农家为然”。同时他用自己走山路小心而没有摔倒，走平路大意而“俄至颠陨”的切身体会提醒皇帝，“凡为天下者亦犹是也”。并引用晚唐诗人聂夷中的《伤田诗》，劝告明宗，时刻记住百姓的疾苦，使明宗十分感动。
　　由此可见，他的直谏精神不亚于魏征。可惜他没有魏征幸运，生不逢时。
　　第二，在民族灾难深重时，他仍不忘黎民百姓，用自己的方式去拯救百姓。天福十二年（947年），契丹攻入汴京，契丹皇帝耶律德光问冯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冯道说：“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表面上吹捧耶律德光，实际上是希望他救救生民，用心良苦。所以后人评说，“人皆以谓契丹不至灭中国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后来，冯道被俘北行至常山，与汉族军民共同驱逐契丹守将嘉理，并“率同列，四处安抚”，使离乱中的百姓能“因事从宜，各安其所”。面对入侵者，奋起反抗是英雄，而像冯道这样，用可能的方法来保护百姓，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后周太祖郭威向冯道问政，冯道给他送上一本他手抄的《贞观政要》，说：“行节俭，去苛政，罢营田，举贤能，天下太平。”郭威是五代时期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可惜过早去世，第二年，冯道也去世了。
　　第三，他在明宗时，主持《九经》的雕版刻印，历四朝，共22年，于他去世前一年，即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完成。由于他的努力，儒家经典《九经》得以“雕为印版，流布天下”。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称，“五代刻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冯道”，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
　　用现在的说法，这也许可以说是他的政治表现吧。
　　他的人品也不错。他从小“不耻恶衣食”“为人能自刻苦为俭”“平生甚廉俭”。有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他在军中，从不搞“特殊化”，睡在茅草房里，“不设床席，卧一束刍而已”，他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与仆厮同器而食”。在他当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时，“闻父丧，即徒步见星以行，家人从后持衣囊追及之”。在家乡，“遇岁俭，所得俸余，悉赈于乡里。道之所居，唯蓬茨而已。凡牧宰馈遗，斗粟匹帛，无所受焉”。用当今流行话说，既艰苦节俭，又不接受贿赂。二、他在军中，诸将把抢来的美女送给他，他虽“不能却”，却把她们藏起来，然后“访其主而还之”。在常山时，他自己已沦为俘虏，但“见有中国士女为契丹所俘者，出橐装以赎之，皆寄于高尼精舍，后相次访其家以归之”。这很见他的风格，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三、有一次，有个人因事在他的宰相府门前，破口大骂，左右数报，他假装没听见，最后，他说：“此必醉耳。”把那个骂街的人请进来，“开尊设食”，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又有一次，有一个人在汴京市里卖驴，在驴的脖子上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冯道”。有人报告他，他说：“天下同名姓人有何限，但虑失驴访主，又何怪哉！”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
　　难怪史称他“以持重镇俗为己任”。
　　冯道有《长乐老自叙》及《荣枯鉴》存世。
　　人无完人。生逢乱世，冯道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摘自《史趣：书里书外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