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有研究中,协商往往在价值范式下去理解,与民主高度关联,这一界定容易陷入西方话语语境,而忽视了中国本土所不一样的协商事实.在中国乡村社会,协商是一种治理工具,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这种工具范式下的协商与治理高度关联,在中国乡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以余家桥村“说公”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国法不下乡”的传统时期,矛盾纠纷通过协商自治的方式得以调解.协商表现为一种“授权”的逻辑,具体体现为一种“授权式协商”.欠缺平等协商能力和对话能力的农民主体,授权有能力、有权威的主体代表自己协商,通过公开、公共的讨论,形成一致的共识,有效解决问题,以维系秩序.中国乡村社会具有深厚的协商土壤,并孕育出多种形式的协商机制.这种“协商基因”并没有因历史变迁而消逝,而是扎根于乡村社会土壤.挖掘并激活农村社会的“协商基因”,对实现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具有一定的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