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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收藏圈，有两类顶级收藏家：一类喜欢“掐着尖儿”收藏，崇尚皇家血统、华美高贵，称为“帝王收藏”；另一类喜欢具有文人情怀的藏品，热衷于品读其中蕴含的文化况味和人生故事，并前瞻性地研究和挖掘出艺术品的内在价值，称为“文人收藏”。在中国收藏圈，这两类收藏家都处在金字塔顶端。
帝王收藏，讲的是藏品带有君王概念，与历代君王、伟人沾边，这样的藏品多半能获得富豪藏家的青睐，身价不菲，甚至屡屡会爆出天价或者历史纪录。
2014年中国最贵的十件艺术品排行榜当中，除了当代画家崔如琢的两件绘画作品之外，另外八件拍品中，排在前三位的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乾隆“瓷母”大瓶、排名第五的乾隆御笔《白塔山记》手卷、排名第八的康熙米黄釉五彩玉堂富贵玉壶春瓶和排名第十的乾隆粉青釉浮雕“苍龙教子”图罐，都是明确无误的宫廷艺术品。另外，排名第六的北宋定窑划花八棱大盌和排名第九的元卵白釉暗刻五彩戗金碗，也具有和帝王藏品同样的气质。因此可以说，市场价格最高的拍品基本上都是帝王概念艺术品，可见收藏市场对此概念的追捧。
历来的大藏家对帝王藏品都会有一种崇拜心理，常常被人说成是“土豪心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毕竟在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艺术品一般都会流入宫廷；而在每一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一般都会为宫廷服务，所以宫廷云集了天底下最好的艺术品。
中国封建王朝覆灭后，大量宫廷文物流散，形成了丰富的民间收藏，其中实力雄厚者，都会尽力搜寻宫廷宝物，以占有一件宫廷艺术品为荣。所以时至今日，当昔日圆明园宝物在海外拍卖激起民愤时，仍有不少藏家愿意出高价将圆明园文物拍回。哪怕是一个圆明园的水龙头、一件小摆设，其固有的皇家概念，会将一件普通艺术品镀上耀眼的金色，然后引得资本竞相追逐。帝王艺术品本来就是历史、美学、资源价值的综合体现，人们对此崇拜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也是帝王艺术品的独特魅力。
乾隆，是古往今来第一大藏家，也是一位有艺术鉴赏和创作能力的皇帝。在他之前，最著名的帝王艺术家是宋徽宗，但是中国人往往以成败论英雄，所以尽管宋徽宗本人的艺术品位极高，但北宋在他手里灭亡，因此，他的艺术才华和收藏口碑，远不如好几百年后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不但鉴赏水平高，喜欢的艺术品又比较广泛，他对书画、瓷器、文房、青铜器、金属器都有深入涉猎。他推广了玉雕文化，使得清代玉雕成为中国玉文化高峰；他嗜好高古书画，他收罗到的中国晋唐宋元字画达2000件之多；他精研古代书法，一些历史名作都归入宫廷，其中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最为他所珍爱，为此，他把自己的书房也命名为“三希堂”。
乾隆登基后没过几年，他就决定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他首先将佛道作品编撰成目录《秘殿珠林》，次年，开始编撰包括全部清宫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惠泽后世。至今，《石渠宝笈》里著录过的藏品，仿佛贵族身份证，一直是藏家趋之若鹜的对象。一场拍卖会上，如果有一两件《石渠宝笈》里著录过的拍品，一定会拿出来大说特说。
今天，帝王藏品已经成为市场上最亮丽的风景。比如《塔山四面记》，是乾隆帝写的一篇游记，刻有“四面记”的石碑一直矗立在北海公园里，是北京一个著名景点。原稿虽然缺失了“四面记”中的“东面记”，但这几件书法原稿仍拍出了1.01亿元的天价，成为2014年中国内地拍卖市场上最贵的艺术品之一。
在各个艺术门类里，只要沾上帝王概念，无论艺术价值如何，都会获得高估值。比如在书法领域，康熙、乾隆皇帝的书法，虽然谈不上有多高的艺术水准，但一直能在拍场斩获高价；孙中山虽然书法成就并不高，但其书法的价格在近代名人里是最高的。如今，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博爱”之类大字，动辄拍到上百万元。2010年，匡时上拍孙中山“乐趣”两字，拍出201万元。而孙中山的大字书法，最近10年里平均涨了10倍左右。
一块小小砚台，在文房藏品中也属于偏门。通常一方带有名人款的明清砚台，基本不会超过10万元，其中工艺精湛、石质顶级的也不过几十万元。但2010年保利春拍上，清乾隆“御题诗澄泥伏虎砚及紫檀盖盒”以1400万元成交，打破了砚台拍卖的世界纪录并保持至今，这就是帝王概念的威力。
古代家具里，带有帝王概念的家具也是最贵的。2009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一件乾隆御制“水波云龙”紫檀宝座以8578万港元成交，打破了中国家具世界拍卖纪录。这件龙椅的买主是著名藏家刘益谦。
虽然有许多人对此贬斥为“土豪”行为，但实际上，要是从艺术品的流通性方面来理解的话，在所有中国艺术品里，论精美程度、流通能力、变现能力、全民知晓度，莫过于帝王艺术品。因此，它获得最高估值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呢，也并非只有帝王艺术品“一股独大”，否则收藏就不好玩了。文人概念艺术品则是收藏界的另一番风景，其品位之高，也足以抗衡帝王艺术品收藏。
文人收藏，历来是中国收藏界的一种理想。即对于艺术品，不贪图材质、不图慕官方认可，不依赖艺术史上的所谓名头大小，而重在体现收藏者对艺术、历史、道德、文化的深刻理解，体现一个文人的襟怀抱负、价值观、思想情怀——这样的收藏叫“文人收藏”，这样的藏品被称作“文人藏品”。
比如，同样是紫砂壶，一般讲材质、造型、工艺和制作者的名气，但几百年来，被公认的顶级紫砂壶都是文人壶，其地位远比宫廷紫砂壶要高。文人紫砂壶是文化人、艺术家与紫砂工艺师合作的产物，其中的翘楚莫过于清代曼生壶和现代顾景舟的作品。
曼生壶是清代中期溧阳知县陈鸿寿设计，并请来当时紫砂界高手杨彭年、邵二泉等人制作，是具有文化内涵、金石韵味、文人情趣的紫砂作品。因其将紫砂与诗、书、画完美结合，从而使紫砂壶超越了一般工艺品，达到寓意人生和文化理想的艺术品境界。
第一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的紫砂壶，则通过与吴湖帆、唐云、亚明、韩美林等艺术大师的合作，将紫砂壶提升到了体现现代美学的新境界。他与吴湖帆合作的相明石瓢壶，率先拍出千万元的天价，是现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品里第一个成交破千万的艺术家。 在古代家具收藏领域，紫檀和黄花梨家具可谓世所并重的“绝代双骄”。而它们在材质和工艺特征上的截然不同，恰好代表了帝王收藏和文人收藏这两种不同的美学趣味。
紫檀树木生长速度极慢，纹路细密，色泽为黑紫色，明清以来一直是皇帝才能使用。当时紫檀要从南洋采办，作为宫廷的家具用料，因此紫檀象征着皇权、威严。紫檀那种不喧不噪、色泽深沉、稳重静穆的材质特性，也正好符合清代皇家礼法森严、规制繁多的特点，迎合了清代帝王做事严谨、安于守成的心理需求。紫檀家具多为满工雕刻，讲究精雕细琢，工艺繁复华美，体现出极强的富贵气质。因此，紫檀家具代表了帝王收藏的趣味。
黄花梨家具则代表了古典家具的另一美学典范。黄花梨家具并不是宫廷家具，它产生于明代。当明代社会政治呈高压状态，社会商品经济开始呈现繁荣局面时，一些文人在政治上失意，转而向生活享乐转化。在他们的审美主导下，一大批工匠开始制作以简洁、自然、舒适为美学旨趣的黄花梨家具，成为一个时代的审美浪潮，并影响至今。
香港学人、出版人董桥的收藏，则堪称旧时婉约派文人的气度。董桥的收藏，以外国旧书、中国古代和近现代书画小品、文房小品为主。他的外国旧书，品读的是英伦老派绅士般的文化气息，古老装帧和版本讲究中所泛出的，是传统读书人的生活情趣；他收藏的书画小品，尺幅虽小，但都是可心的精品，细细品读，可以探幽发微出背后令人感叹的人生故事；他喜欢的文房小件，都散发着古代文人般宁静淡泊的生活状态。可以说，这些藏品，都如同朋友般和董桥一起慢慢变老，董桥也像记述朋友间的往事般，将藏品的来历、故事、感叹都一一收录在他的好多本散文集中，成为一种极有文化品位的藏品著录。
但是，正循着“天底下没有永久的藏家”这条真理，近几年，董桥也把这些老友一一释出，因为有董桥的收藏烙印，有那么香艳的收藏故事衬托，这些藏品都获得了超高估值。比如2010年嘉德举办的“旧时明月”董桥藏品专场中，有一幅近现代学者、教授台静农的篆书作品，估价为1至2万元，因为写的内容是清代的人生格言，又配有董桥写台静农书法的文章作为背景材料，结果一路被追捧到16.8万元。
明星张铁林将来恐怕要被人更多称为“手札收藏大家”。他曾经在拍场上以250万元拍下清末书画家赵之谦的《论学丛札》，创下当时手札拍卖的价格纪录；后来又以225万元拍下赵之谦39通手札《国朝汉学师承续记》，如今他收藏的手札已有1000多封，论质量和数量，他在整个手札收藏界可谓数一数二的人物。
手札是古人通信的方式，兼有书法、学术、史料等多重价值，刘益谦花5000多万元买下的争议藏品苏轼的《功甫帖》就是一通手札。张铁林介入手札收藏时间早、起点高、下手狠，在人们普遍对手札价值还不太了解的时候，他就进入市场多方收藏，而且一出手就是当时的天价。他还喜欢在拍场上整体打包买，因此，他幸运地收藏到了民国收藏大家钱镜塘等人的藏品。但随着手札价值被社会认识到之后，价格一路提高，很快就连张铁林也感叹买不起了。
但是张铁林对手札的认识，绝对是文人收藏的一个典范。在他眼里，手札并非破破烂烂的一通旧纸，而是带着写手札人体温，比书法更能体现作者内心情感、性格特征、书法功底、当时情绪状态的好藏品。有不少名人手札兼具书法、文化、史料等价值，有些买来后，可以直接出版，供社会上有兴趣人士和学术机构研究使用。而张铁林本人除了会鉴赏之外，也擅长书法，其书法水平在整个文艺圈内也十分出名。
文人收藏最看重的，既不是藏品的材质有多稀罕、雕工有多精美，也不是作者名气有多响亮、同类艺术品存世量有多稀缺，它看重的是藏品蕴含的人文气质，背后可品读的故事。作品体现出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有多高远，甚至于藏品包浆所呈现的岁月痕迹，这些都能成为藏品价值的有力依托。因此，文人藏品的价值不是那么“硬件化”，更多的需要收藏者根据自身的文化修养，进行品读、挖掘、评判。因此，很多藏品的增值，也往往源于文人收藏对藏品的挖掘之力。
上海收藏鉴赏家协会副会长袁慧敏是中国印章拍卖的创始者，他在一个印章拍卖专场的总成交额只及名家一幅画的时候，就前瞻性地开启了印章篆刻拍卖。他坚持认为印章兼具了材质美、篆刻美、雕工美、书法美，堪称“四美合一”，其文化价值和品位极高，而市场价格被低估，是明显的价值洼地。
而且，袁慧敏又坚持挖掘二三线印章名家的藏品价值。他认为如今篆刻拍卖中，人们都一窝蜂地追捧大家如齐白石、吴昌硕的作品，但一来大家的价格超高，部分透支了未来的升值空间；二来市场上赝品众多，风险较高。然而，他们同时代、当时地位和实力相当的篆刻家中，还有大把的名家如今名气被压抑，大众知晓度极差，价格更是天差地别，这里面就存在价值洼地。寻找价值洼地，就是文人收藏的一种极大乐趣。
朵云轩2014年春拍金石专场上，有一方“弘一法师刻李澂浠自用印”，简朴无华的印章，材质也是普通青田石，印文古朴，但并无落款。通过研究发现，此印是弘一法师为好友李澂浠所刻的自用印，曾经有过两次出版著录。这方印章，无意中揭开了弘一法师并不为人所知的篆刻艺术成就，也为进一步研究弘一法师的社会交往和人生经历，提供了线索。因此，这方估价为6万至10万元的印章，最后被追捧到了24.1万元，这充分说明文人收藏的挖掘之功。相比帝王艺术品收藏，文人收藏更适合资金量不多，但本身文化修养高、喜欢研究做功课的藏家。提前介入冷门品种，挖掘二三线名家的价值洼地，在对藏品的研究中获得生活乐趣，这些都是文人收藏所蕴含的正能量。因此，花费并不大的人文收藏，可以和屡屡爆出天价的帝王收藏，并肩成为收藏界的两大高峰。
（摘自《沪港经济》）
帝王收藏，讲的是藏品带有君王概念，与历代君王、伟人沾边，这样的藏品多半能获得富豪藏家的青睐，身价不菲，甚至屡屡会爆出天价或者历史纪录。
2014年中国最贵的十件艺术品排行榜当中，除了当代画家崔如琢的两件绘画作品之外，另外八件拍品中，排在前三位的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乾隆“瓷母”大瓶、排名第五的乾隆御笔《白塔山记》手卷、排名第八的康熙米黄釉五彩玉堂富贵玉壶春瓶和排名第十的乾隆粉青釉浮雕“苍龙教子”图罐，都是明确无误的宫廷艺术品。另外，排名第六的北宋定窑划花八棱大盌和排名第九的元卵白釉暗刻五彩戗金碗，也具有和帝王藏品同样的气质。因此可以说，市场价格最高的拍品基本上都是帝王概念艺术品，可见收藏市场对此概念的追捧。
历来的大藏家对帝王藏品都会有一种崇拜心理，常常被人说成是“土豪心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毕竟在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艺术品一般都会流入宫廷；而在每一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一般都会为宫廷服务，所以宫廷云集了天底下最好的艺术品。
中国封建王朝覆灭后，大量宫廷文物流散，形成了丰富的民间收藏，其中实力雄厚者，都会尽力搜寻宫廷宝物，以占有一件宫廷艺术品为荣。所以时至今日，当昔日圆明园宝物在海外拍卖激起民愤时，仍有不少藏家愿意出高价将圆明园文物拍回。哪怕是一个圆明园的水龙头、一件小摆设，其固有的皇家概念，会将一件普通艺术品镀上耀眼的金色，然后引得资本竞相追逐。帝王艺术品本来就是历史、美学、资源价值的综合体现，人们对此崇拜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也是帝王艺术品的独特魅力。
乾隆，是古往今来第一大藏家，也是一位有艺术鉴赏和创作能力的皇帝。在他之前，最著名的帝王艺术家是宋徽宗，但是中国人往往以成败论英雄，所以尽管宋徽宗本人的艺术品位极高，但北宋在他手里灭亡，因此，他的艺术才华和收藏口碑，远不如好几百年后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不但鉴赏水平高，喜欢的艺术品又比较广泛，他对书画、瓷器、文房、青铜器、金属器都有深入涉猎。他推广了玉雕文化，使得清代玉雕成为中国玉文化高峰；他嗜好高古书画，他收罗到的中国晋唐宋元字画达2000件之多；他精研古代书法，一些历史名作都归入宫廷，其中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最为他所珍爱，为此，他把自己的书房也命名为“三希堂”。
乾隆登基后没过几年，他就决定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他首先将佛道作品编撰成目录《秘殿珠林》，次年，开始编撰包括全部清宫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惠泽后世。至今，《石渠宝笈》里著录过的藏品，仿佛贵族身份证，一直是藏家趋之若鹜的对象。一场拍卖会上，如果有一两件《石渠宝笈》里著录过的拍品，一定会拿出来大说特说。
今天，帝王藏品已经成为市场上最亮丽的风景。比如《塔山四面记》，是乾隆帝写的一篇游记，刻有“四面记”的石碑一直矗立在北海公园里，是北京一个著名景点。原稿虽然缺失了“四面记”中的“东面记”，但这几件书法原稿仍拍出了1.01亿元的天价，成为2014年中国内地拍卖市场上最贵的艺术品之一。
在各个艺术门类里，只要沾上帝王概念，无论艺术价值如何，都会获得高估值。比如在书法领域，康熙、乾隆皇帝的书法，虽然谈不上有多高的艺术水准，但一直能在拍场斩获高价；孙中山虽然书法成就并不高，但其书法的价格在近代名人里是最高的。如今，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博爱”之类大字，动辄拍到上百万元。2010年，匡时上拍孙中山“乐趣”两字，拍出201万元。而孙中山的大字书法，最近10年里平均涨了10倍左右。
一块小小砚台，在文房藏品中也属于偏门。通常一方带有名人款的明清砚台，基本不会超过10万元，其中工艺精湛、石质顶级的也不过几十万元。但2010年保利春拍上，清乾隆“御题诗澄泥伏虎砚及紫檀盖盒”以1400万元成交，打破了砚台拍卖的世界纪录并保持至今，这就是帝王概念的威力。
古代家具里，带有帝王概念的家具也是最贵的。2009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一件乾隆御制“水波云龙”紫檀宝座以8578万港元成交，打破了中国家具世界拍卖纪录。这件龙椅的买主是著名藏家刘益谦。
虽然有许多人对此贬斥为“土豪”行为，但实际上，要是从艺术品的流通性方面来理解的话，在所有中国艺术品里，论精美程度、流通能力、变现能力、全民知晓度，莫过于帝王艺术品。因此，它获得最高估值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呢，也并非只有帝王艺术品“一股独大”，否则收藏就不好玩了。文人概念艺术品则是收藏界的另一番风景，其品位之高，也足以抗衡帝王艺术品收藏。
文人收藏，历来是中国收藏界的一种理想。即对于艺术品，不贪图材质、不图慕官方认可，不依赖艺术史上的所谓名头大小，而重在体现收藏者对艺术、历史、道德、文化的深刻理解，体现一个文人的襟怀抱负、价值观、思想情怀——这样的收藏叫“文人收藏”，这样的藏品被称作“文人藏品”。
比如，同样是紫砂壶，一般讲材质、造型、工艺和制作者的名气，但几百年来，被公认的顶级紫砂壶都是文人壶，其地位远比宫廷紫砂壶要高。文人紫砂壶是文化人、艺术家与紫砂工艺师合作的产物，其中的翘楚莫过于清代曼生壶和现代顾景舟的作品。
曼生壶是清代中期溧阳知县陈鸿寿设计，并请来当时紫砂界高手杨彭年、邵二泉等人制作，是具有文化内涵、金石韵味、文人情趣的紫砂作品。因其将紫砂与诗、书、画完美结合，从而使紫砂壶超越了一般工艺品，达到寓意人生和文化理想的艺术品境界。
第一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的紫砂壶，则通过与吴湖帆、唐云、亚明、韩美林等艺术大师的合作，将紫砂壶提升到了体现现代美学的新境界。他与吴湖帆合作的相明石瓢壶，率先拍出千万元的天价，是现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品里第一个成交破千万的艺术家。 在古代家具收藏领域，紫檀和黄花梨家具可谓世所并重的“绝代双骄”。而它们在材质和工艺特征上的截然不同，恰好代表了帝王收藏和文人收藏这两种不同的美学趣味。
紫檀树木生长速度极慢，纹路细密，色泽为黑紫色，明清以来一直是皇帝才能使用。当时紫檀要从南洋采办，作为宫廷的家具用料，因此紫檀象征着皇权、威严。紫檀那种不喧不噪、色泽深沉、稳重静穆的材质特性，也正好符合清代皇家礼法森严、规制繁多的特点，迎合了清代帝王做事严谨、安于守成的心理需求。紫檀家具多为满工雕刻，讲究精雕细琢，工艺繁复华美，体现出极强的富贵气质。因此，紫檀家具代表了帝王收藏的趣味。
黄花梨家具则代表了古典家具的另一美学典范。黄花梨家具并不是宫廷家具，它产生于明代。当明代社会政治呈高压状态，社会商品经济开始呈现繁荣局面时，一些文人在政治上失意，转而向生活享乐转化。在他们的审美主导下，一大批工匠开始制作以简洁、自然、舒适为美学旨趣的黄花梨家具，成为一个时代的审美浪潮，并影响至今。
香港学人、出版人董桥的收藏，则堪称旧时婉约派文人的气度。董桥的收藏，以外国旧书、中国古代和近现代书画小品、文房小品为主。他的外国旧书，品读的是英伦老派绅士般的文化气息，古老装帧和版本讲究中所泛出的，是传统读书人的生活情趣；他收藏的书画小品，尺幅虽小，但都是可心的精品，细细品读，可以探幽发微出背后令人感叹的人生故事；他喜欢的文房小件，都散发着古代文人般宁静淡泊的生活状态。可以说，这些藏品，都如同朋友般和董桥一起慢慢变老，董桥也像记述朋友间的往事般，将藏品的来历、故事、感叹都一一收录在他的好多本散文集中，成为一种极有文化品位的藏品著录。
但是，正循着“天底下没有永久的藏家”这条真理，近几年，董桥也把这些老友一一释出，因为有董桥的收藏烙印，有那么香艳的收藏故事衬托，这些藏品都获得了超高估值。比如2010年嘉德举办的“旧时明月”董桥藏品专场中，有一幅近现代学者、教授台静农的篆书作品，估价为1至2万元，因为写的内容是清代的人生格言，又配有董桥写台静农书法的文章作为背景材料，结果一路被追捧到16.8万元。
明星张铁林将来恐怕要被人更多称为“手札收藏大家”。他曾经在拍场上以250万元拍下清末书画家赵之谦的《论学丛札》，创下当时手札拍卖的价格纪录；后来又以225万元拍下赵之谦39通手札《国朝汉学师承续记》，如今他收藏的手札已有1000多封，论质量和数量，他在整个手札收藏界可谓数一数二的人物。
手札是古人通信的方式，兼有书法、学术、史料等多重价值，刘益谦花5000多万元买下的争议藏品苏轼的《功甫帖》就是一通手札。张铁林介入手札收藏时间早、起点高、下手狠，在人们普遍对手札价值还不太了解的时候，他就进入市场多方收藏，而且一出手就是当时的天价。他还喜欢在拍场上整体打包买，因此，他幸运地收藏到了民国收藏大家钱镜塘等人的藏品。但随着手札价值被社会认识到之后，价格一路提高，很快就连张铁林也感叹买不起了。
但是张铁林对手札的认识，绝对是文人收藏的一个典范。在他眼里，手札并非破破烂烂的一通旧纸，而是带着写手札人体温，比书法更能体现作者内心情感、性格特征、书法功底、当时情绪状态的好藏品。有不少名人手札兼具书法、文化、史料等价值，有些买来后，可以直接出版，供社会上有兴趣人士和学术机构研究使用。而张铁林本人除了会鉴赏之外，也擅长书法，其书法水平在整个文艺圈内也十分出名。
文人收藏最看重的，既不是藏品的材质有多稀罕、雕工有多精美，也不是作者名气有多响亮、同类艺术品存世量有多稀缺，它看重的是藏品蕴含的人文气质，背后可品读的故事。作品体现出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有多高远，甚至于藏品包浆所呈现的岁月痕迹，这些都能成为藏品价值的有力依托。因此，文人藏品的价值不是那么“硬件化”，更多的需要收藏者根据自身的文化修养，进行品读、挖掘、评判。因此，很多藏品的增值，也往往源于文人收藏对藏品的挖掘之力。
上海收藏鉴赏家协会副会长袁慧敏是中国印章拍卖的创始者，他在一个印章拍卖专场的总成交额只及名家一幅画的时候，就前瞻性地开启了印章篆刻拍卖。他坚持认为印章兼具了材质美、篆刻美、雕工美、书法美，堪称“四美合一”，其文化价值和品位极高，而市场价格被低估，是明显的价值洼地。
而且，袁慧敏又坚持挖掘二三线印章名家的藏品价值。他认为如今篆刻拍卖中，人们都一窝蜂地追捧大家如齐白石、吴昌硕的作品，但一来大家的价格超高，部分透支了未来的升值空间；二来市场上赝品众多，风险较高。然而，他们同时代、当时地位和实力相当的篆刻家中，还有大把的名家如今名气被压抑，大众知晓度极差，价格更是天差地别，这里面就存在价值洼地。寻找价值洼地，就是文人收藏的一种极大乐趣。
朵云轩2014年春拍金石专场上，有一方“弘一法师刻李澂浠自用印”，简朴无华的印章，材质也是普通青田石，印文古朴，但并无落款。通过研究发现，此印是弘一法师为好友李澂浠所刻的自用印，曾经有过两次出版著录。这方印章，无意中揭开了弘一法师并不为人所知的篆刻艺术成就，也为进一步研究弘一法师的社会交往和人生经历，提供了线索。因此，这方估价为6万至10万元的印章，最后被追捧到了24.1万元，这充分说明文人收藏的挖掘之功。相比帝王艺术品收藏，文人收藏更适合资金量不多，但本身文化修养高、喜欢研究做功课的藏家。提前介入冷门品种，挖掘二三线名家的价值洼地，在对藏品的研究中获得生活乐趣，这些都是文人收藏所蕴含的正能量。因此，花费并不大的人文收藏，可以和屡屡爆出天价的帝王收藏，并肩成为收藏界的两大高峰。
（摘自《沪港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