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居日本30年，李长声一直想搬到京都住几年，始终没如愿。
　　京都有一座“南座”，坐落在四条大桥东头的街南，桥下流淌着鸭川。这里原来是郊外，艺人汇聚，有7座小剧场，或焚毁，或迁移，最后只剩下南座。从使用时长来说，它是日本最古老的剧场。站在街北望过去，楼壁挂满了演员的名牌，好似居酒屋满墙的菜谱。
　　两侧的楼里，西边底层有小店，挑着一排小灯笼，卖的是有二百来年历史的“祇园馒头”，类似李长声老家东北的豆包。东边则是一家“爆笑似颜绘商店”，用漫画的笔法给人画肖像，门口摆了些作品，甚至有中國的范冰冰和郭德纲，一眼就能认出来。
　　站在店门口，他忽有所悟：写日本若能像这样画“似颜绘”，那该有多好。人不是镜子，不可能纯粹客观、一丝不苟，任谁写日本都是在画像，有看不到的地方，也会有看错，还有所取舍。“我也想画的像蒙娜丽莎，奈何力有不逮，技术有所不及，那就勉力画成漫画肖像画，同样无限地接近真实，也许更有趣，读了可以得余裕之心。”在新书《日本人的画像》的前言里，李长声如此写道。

睡觉睡到自然醒，喝酒喝到自然睡

　　李长声记得，写这篇前言时，外面正下着毛毛雨。
　　这天是4月30日，平成时代的最后一天。一些80后、90后的中国年轻人，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怀旧——三大歌姬（滨崎步、宇多田光、仓木麻衣）、村上春树、是枝裕和、北野武、名侦探柯南、海贼王、AKB48……历数自己的青春记忆。
　　李长声倒没什么特别的感慨。东渡至今，一晃30年，日本经济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日本人的生活该怎么样也还是怎么样。
　　1988年7月1日，他从北京出发，乘坐国航的航班飞往东京。刚到日本，正赶上经济好得冒泡，他在一家出版教育研究所打工，天天下了班就陪着老板去喝酒，喝到没了夜班车，打的回家给报销。过了没多久，泡沫经济崩溃了，公司不景气，但老板的酒瘾没崩溃，他们每天买一瓶清酒，1800毫升，就着几粒花生豆，在事务所里喝。
　　他的酒量就是这么练出来的，所谓“睡觉睡到自然醒，喝酒喝到自然睡”。北京那场新书讲座后的饭局，他和记者也是这般，边吃饭边喝酒，一直到半夜。众人散去时，他不住向记者道歉：今天搞得太晚了。
　　他喜欢和朋友聚饮，但更喜欢独酌。“聚饮时胡说八道，第二天醒来会后悔。独酌可以想事、看景。”近些年，因为糖分高，他不大喝清酒了，转而喝起“烧酎（音同皱）”，也就是烧酒，基本是地瓜酒。

　　刚来日本的时候，李长声不喝地瓜酒。“那是我们乡下最劣的酒，焉能跑到日本来喝？”
　　他生在长春，那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首都，被日本人更名为“新京”，据说就是按京都的样子建设的。“我小时候家里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二层楼，结构是日本式，有拉门的壁橱，有榻榻米，不过不是铺在地上，而是当了床垫子。”
　　他从小爱文学。“文革”中学校罢课，他就在家读书、写毛笔字、做古体诗，“简直像元祖宅男”。他的父亲早年在哈尔滨做建筑工程师，家里有很多日本的建筑书，他喜欢看上面的图画，于是咿呀学语似的，跟着父亲学起了日语。
　　刚背完五十音图，李长声就下乡了。地方是自己找的，有山有水，没考虑大有作为，但想到广阔天地里没有书，临行前盗窃了校图书馆，偷了很多被封存的外国小说。《红与黑》就是在煤油灯下读的，书中一句话他至今记得：于连·索黑尔这个木匠的儿子，觉得自己和英雄业绩之间只是缺少机会罢了。
　　后来他入伍当兵 ，驻守在珲春县边防，晚上独自爬上一座小山包，抱着枪站岗，一侧是苏联国境的山头，一侧是与朝鲜相隔的图们江，极目之处就是日本海。
　　1975年，李长声退伍，回到长春，因为对环境保护感兴趣，开始关注日本的公害小说，一边学日语，一边翻译了西村京太郎的《污染海域》和水上勉的《大海獠牙》。随后，他被出版社看中，去了《日本文学》。
　　上世纪80年代初，小说家水上勉率团访华，李长声作为杂志编辑，到北京饭店拜访。那是他头一遭见识日本人喝酒。在下榻的房间里，水上勉拿出茅台，收罗来漱口杯，几个人就喝开了，一点儿下酒菜都没有。“这种喝法，上山下乡的年代倒是也见过，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贫下中农在供销社里买二两地瓜酒或苞米酒，倚在柜台喝，就这样，他也得捏一粒盐舔舔下酒。”

不是仇日哈日，是知日

　　1991年，《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邀请李长声写日本，开设专栏“东瀛孤灯”。那时杂志上还有董鼎山的“纽约航迅”、吴岳添的“远眺巴黎”、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为中国知识界打开了一扇扇“世界之窗”。 　　日本文学里，李长声喜欢俳句，自己也写。去年出的三册自选集《雪地茫茫呀》《况且况且况》《反正都能飞》，书名就取自他的三首汉俳：雪地茫茫呀/如何踩上第一脚/人生想当初;无尽地重复/噪音听来也耳顺/况且况且况;满屏错别字/苍蝇误作了苍鹰/反正都能飞。
　　他的随笔也具有俳句的性质，短小、轻盈、诙谐。20多年来，他“从东京到北京一路专栏”，写遍了日本文化的角角落落。写作家像文坛巡礼，从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永井荷风到三岛由纪夫、太宰治、江户川乱步、村上春树;写饮食像摆长桌宴，从荞面条、羊羹、豆腐、三文鱼到河豚、咸菜、火锅、快餐面;写“日本美”从红指甲、肚脐眼、头发写到脸、眼、屎尿屁，堪称身体文化小专辑;写中日文化比较，从遣唐使、革命考、相扑、艺妓到诸葛亮、朱舜水、蜀山人、黄遵宪……宏大与细微兼备。
　　谈论日本，总会引起诸多压力和感慨，找不到太多转圜的余地，尤其在中国，说好说坏，都免不了偏激。在《日本人的画像》中，李长声梳理了古今中西各种“日本论”。
　　在他看来，那本大名鼎鼎的《菊与刀》已是过时读物，所谓日本人的二重性——好斗又温和，黩武又爱美、骄傲又有礼、顽固又善变、保守又开明……只是一些知识碎片，相当于现在的段子。“所谓日本的独特性是对于西方文化而言，在我们看来就未必独特。”
　　他更看重的是中国人的“言日”，万把字的随笔、甚至几句诗，都是一条条真见。“日本不论怎么想入欧，终归是亚洲国家，属于东方文化圈，真正能看懂它的是圈里人。近代以来，日本人唯西方马首是瞻，喜欢西方人恣意汪洋的长篇大论，不把中国传统的点到为止的随笔当回事，所以读《菊与刀》，不读周作人，更不读黄遵宪。”
　　李长声继承的正是这一“中国传统”。他坦言自己写不来长文，但正是这些东拉西扯的小文章， 撬动了“言日”这块沉重的区域。
　　如今，“言日”领域众声喧哗，容易看到两种调子：不容分说的“仇日”，或稀里糊涂的“哈日”。李长声不属于这两种。他写福泽谕吉与明治维新，提醒那些一说日本就怒发冲冠的民族论者，这个“小日本”不仅给康、梁们提供了流亡和取经的场所，为孙中山们的革命支持武器和金钱，还供应了“二手”的科学、民主和马克思主义。
　　近些年，李长声有感于说日本的好话太多了，“其实太夸张，甚至净是些假话”，就时常给一提日本就心花怒放的“哈日族”们浇浇冷水，说点日本的“坏话”：千利休的茶道没那么神秘，不过是中国的禅，加上日本人初学烧陶时的歪瓜裂枣的碗，日本人自己也不见得喜欢，而“远方来客不无媚态地卖弄博识，提起茶道的源头，简直是难为人家”;还有那些去京都寻找唐朝的游客，江户锁国200年，明治维新对传统又进行了一次大破坏，很多建筑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重建乃至伪造的，说“走进京都一眼就看见长安残影、大唐遗风，只怕是看走了眼”。

　　他的忘年交老乡史航说：“长声老哥旅日30余年，看惯岛国春光，也看穿春光里的秋色，他不是仇日派哈日派，他就是知日派，他知道这个民族的颓美丧忍和，他时常一语道破天机而不以为能。”

回到室町时代，见见足利义政

　　30年来，李长声的日常生活没太大变化，无非喝酒、写字、读书。读书也无一定之规，有所感就提笔记下来，哪天兴起再凑成小文，写得零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用他的话说，是“给日本画像，一笔一笔的”。
　　他最爱读藤泽周平的武士小说，爱看由他小说改编的电影，自己也翻译过他的《黄昏清兵卫》和《隐剑孤影抄》。小说里的武士，不像中国江湖里的侠客飞檐走壁，他们干各种各样的活计，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并无二致，就像一群“上班族”。这些年，由于他的引介，藤泽周平的作品在中国掀起了一波阅读热，在书店里的“日本文学”区，打破了村上、渡边、紫式部们一统天下的局面。
　　李长声住在千叶县的浦安市，乘电车到东京站不到20分钟。他在这里住了十七八年，听说房子还能原价卖出去。中国朋友听了大叫：在中国必涨啊。
　　他每次回国，头几天总有点不适应，最怕被找钱，“像小孩子的屎尿布一样丢过来”。在日本，钞票平整如新不说，店员还会把每张钞票的肖像对着你。不过几天过去，就恢复本性，如鱼得水了。“在外30年，没有继续跟祖国一起成长，被跨越式发展抛在后面了。”他看中一栋房子，1亿日元，对一般日本人来说是顶天的价格了，但中国朋友听了，在心里一算，才600万人民币，不贵。
　　如今，中国新一代的“知日派”已经登场，他们操纵着种种“二次元”话语，打开了另一个以动漫、游戏、萌、宅、腐等流行文化为特征的“言日”场域。70岁的李长声则在风潮中岿然不动。最近，中国的珍珠奶茶风靡日本，他特意问了一下年轻朋友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我和那些在居酒屋里喝烧酒的日本大叔们一样，基本不关注年轻人之间的流行话题。”但大叔自有大叔的独特，看他写妖怪、写漫画、写游戏、写大河剧，每一样都有扎实的考证，相对于年輕人的轻飘飘，沉甸甸地直指文化的根基。
　　大叔也会聊时髦的话题，闲谈中，李长声告诉记者，如果能穿越，他最希望回到室町时代（1336年—1573年，相当于中国的元明时期），见一见足利义政。“他是室町幕府的第八代将军，但不理政事，把权力交给夫人，自己玩文化，与华丽的金阁寺相对，建立了表现侘、寂的银阁寺，日本文化好些从他那儿起源。”
　　2015年，李长声出了一本随笔集《瓢箪鲶闲话》。书名中“瓢箪鲶”，意为用葫芦按鲶鱼，一个圆溜溜，一个黏滑滑，哪里按得住，就像认知日本，捉摸来捉摸去，终归参不透。
　　好在他不执着于那一条鲶鱼。他还在一篇篇地写着。与其争相贡献“大观点”，不如就事论事“扯闲话”;与其费力说明白一个真实的日本，不如回归知识和常识，把这个邻国看得周全、丰富一点。
　　若“鱼”三千，又何必在乎那一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