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是非常讲究词序的。同样一些词语组成的话，如果词序不同，所表达的意思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甚至完全相反。这些只是一般情况。在特殊的语境中，往往又会出现一些与常规不同的现象，出现个别“怪句”——其词序颠来倒去，表达的意思却总也不变，即不会产生歧义。请看下面(一)组中的四个句子：
　　A、女学生林晨是撒切尔夫人的崇拜者。
　　B、撒切尔夫人是女学生林晨的崇拜者。
　　C、女学生林晨的崇拜者是撒切尔夫人。
　　D、撒切尔夫人的崇拜者是女学生林晨。
　　这四句话的指称意义是明白的，所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女学生林晨崇拜的对象是撒切尔夫人。就是说，这里的A=B=C=D。如果以A句为代表，把这句话简化一下，再用抽象的式子表示出来就变成：
　　甲是乙的崇拜者。
　　按说，这该是一个公式了，甲或乙不论换上谁的名字，都应该出现上述那种A=B=C=D的情况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随便把甲、乙分别换上两个人的名字，比如张山、李明吧，这时的句子就是：
　　李明是张山的崇拜者。
　　这下，问题就来了：到底谁崇拜谁?不易判断。不妨进一步套上(一)组的句式看，就会变成(二)组中以下四个句子：
　　a、李明是张山的崇拜者。
　　b、张山是李明的崇拜者。
　　c、李明的崇拜者是张山。
　　d、张山的崇拜者是李明。
　　显然，这里的a、b、c、d四个句子都具有歧义，都可以分别理解为“李明崇拜的对象是张山”或“张山的崇拜对象是李明”。这样，在表意上就不能说四个句子是相等关系了。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怪现象呢?也就是说为什么A、B、C、D表意明确而同式的a、b、c、d却会歧义丛生呢?原来，这是一种“非语言因素”在起作用。
　　非语言因素是指与言语本身相关，虽没经交待而接收者却已经了解了的各方面情况。比如(一)组中的四个句子，正是由于人们都了解撒切尔夫人名望高、影响大，是全世界著名的女政治家，所以一个普通的女学生崇拜她才是正常的、合理的；否则不可思议——靠这样一些常识性的非语言因素的帮助，便使句子的意思固定下来，不至产生什么歧义。而(二)组句中的四个句子，却无法获得这类非语言的常识帮助，人们也就无法弄清到底是谁崇拜谁了。由上可知，非语言因素是可以帮助人们消除歧义的；同时，它又是有局限性的。
　　既然非语言因素无法消除(二)组句中的歧义，那就只好在“语言因素”(有人称“句内因素”)方面下些功夫了。
　　语言因素是指运用文字符号反映出来的各种语义情况，它包括词义、词序、词的搭配关系及表示语气的各种标点符号等。通过改换句式或词语、调整句子中的词序、增删句子成分及添加标点符号等方法，可以消除许多句子的歧义。如(二)组句子只改动其中个别词语，变成“李明(或张山)崇拜的是张山(或李明)”就行了。
　　改换词语主要是指把某词改换成它的同义词，这样既可保留句子原有形式且又便于消除歧义。“文革”中某校曾出现过这样一条标语：“还我上课的权利!”这里的“上课”。具有双向性，到底是指教师讲课呢，还是指学生听课?因为读者不知道写标语的人——即“我”为谁人，便无法得到非语言因素的帮助，也就莫名其妙起来。如果“我”是教师，就可把“上课”改换成“讲课”；若是学生，可改换成“听课”“读书”之类，意思就明白了。再如这样一句话：这一个工人的意见应引起重视。这里的“意见”是指全体(或部分)工人们提的呢，还是指某个工人提的?如果把其中的“个”改成叫“位”或“条”，同样是量词，却不会有什么歧义。
　　改变词的排列次序也可消除歧义。如甲给乙的便条上写着：“明天上午我们小组学习。”这是指“我们小组”要集体学习呢，还是指“我们小组”的成员不管集体还是分散的只要学习就行?谁也理不清。其实，这类句子结构不固定的话要说清楚并不难，只要把原话的词序调整一下就行：“我们明天上午小组学习”。
　　变换句式消除歧义，也不失利用语言因素的一种好方法。有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同伴就在长城上写起诗来。”这话也很费琢磨，问题就在于“在长城上写”：是把诗作刻写在长城的大砖上吗?这样的人确实有；还是即兴挥毫写在笔记本上?如是前者，可将原话改为“把字句”：我和我的同伴把诗写在长城上：如是后者，则需再添些语言成分才好：我和我的同伴在长城上打开本子写诗。
　　不少施动和被施动关系不明白的以及结构方式不固定的歧义句，都可通过添加词语消除歧义，如“爸爸要动手术了”，“通知的人没有来”等，都是施动被动关系不明白的句子，可改为“爸爸要给病人动手术了”，“送通知的人没有来”，“医生要给爸爸动手术了”，“被通知的人没有来”。句子“学生家长都到齐了”属结构方式不固定，可添加“和”或“的”，变为“学生和家长都到齐了”，“学生的家长都到齐了”。
　　事实上，歧义的消除，各种方法往往不是单一的，可以相互配合使用或“择优录用”。到底哪个方法“最佳”，则要根据表达的需要而定。
　　
　　单位：山东烟台市牟平区高陵镇第一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