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间已经匆匆走过了60年,当年参加过开国大典的人,即便是年幼的儿童,现在也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开国大典已经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珍贵的一段经历。本文撷取了当年参加过开国大典的6位老人的回忆,听他们重新拾起60年前的那段难忘记忆,重温60年前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侯波:用镜头记录开国大典
　　
　　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最让她铭刻于心的是开国大典上的拍摄经历。作为当时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女摄影师,侯波拍下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个令人激动的瞬间,为后世留下了永恒的经典画面。谈起当年拍摄开国大典的情景,老人的言语和表情仍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激动和自豪。
　　侯波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所有经历过的事都没有一件能与开国大典相比。凡是参加过开国大典的人,谁都能讲一段与它有关的故事,在天安门上见到了谁,毛主席那天是一种什么样的神态,等等。我作为一个摄影师,我有我独特的角度。我不是站在下面看的,而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离党和国家领导人最近的地方观察他们。
　　开国大典之前,侯波与丈夫徐肖冰同时接到要上天安门城楼拍摄的通知。徐肖冰负责拍摄电影,侯波则负责拍摄照片。
　　当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城楼西侧上来时,早早就恭候在那里的侯波开始了紧张的拍摄。当时,她端着的是只能装12张底片的120型照相机。为抓住最佳镜头,她不停地优选角度,一边拍一边往后退,还要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拍完一卷,就要赶快换,生怕漏拍了一个重要的场面。
　　毛泽东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后站在前廊,此时,侯波靠在离前廊不远的护栏边上准备拍照。而要想照到毛泽东等人的正面,她就得把身体尽可能地往护栏外探。当毛泽东庄严宣告的那一瞬间,侯波果断地摁下了快门。此时她感到身体一晃,险些掉了下去,幸亏身边人及时拉了她一把。
　　在整个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始终精神饱满,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侯波就要不停地跟着拍照。当她看到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城楼右边时,便想拍一个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的毛泽东侧身镜头,但由于空间十分有限,她一再往后仰身子,但还是取不到满意的角度。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抓住她的衣角说:“你放心大胆地取景吧,我抓住你。”这时,她也顾不上看是谁了,使劲往后撤身体,终于取到一个很好的角度,随即按下了快门。当时那个在边上拉着她衣服的人还一再叮嘱她说:“要小心,要小心,别摔着。”拍完后,侯波扭头一看,才发现帮忙的人竟然是周恩来。
　　过了一会儿,侯波又换一个位置,因为这时毛泽东正向天安门城楼下的群众挥手致意,她想拍下这一场景,但同样还是需要把身体探出护栏。陈云看出了她的意图,主动伸过手来,抓住她的衣服说:“我来帮你,赶快拍。”拍完后,她连声向陈云道谢。陈云则说:“多注意,安全第一。”
　　毛泽东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一激动人心的画面,是侯波最得意的照片之一。她说,这张照片因角度的关系,又没有广角镜,而且离得较近,拍摄技术也不是很好,但它意义很深远。这张见证新中国光辉历史的照片,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到的。每当她的名字随着这张照片登出来的时候,她都有一种自豪感和庆幸感。
　　
　　彭光涵:见证五星红旗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彭光涵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回忆往事,最让彭老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是,1949年他参与了新中国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见证了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的诞生过程。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筹备会设立了6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彭光涵当时担任了第六小组的秘书,是第六小组成员中年纪最小的,当时他才31岁。彭光涵回忆说:“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自己能和第六小组的成员和专家一起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感到十分荣幸。”
　　经过两个多月紧张认真的征集和审阅工作,9月14日,在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大家就国都、纪元、国徽、国歌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在国旗问题上一直争论很大。
　　彭光涵介绍说,对于群众的来稿,小组成员经过讨论,有三类来稿被筛选掉了:第一类是有镰刀锤子的,有模仿苏联国旗的痕迹;第二类是用嘉禾齿轮的,图面比较复杂;第三类是采用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的,模仿西方国家国旗的痕迹很明显。按照这个原则,小组成员从2992幅图案中,选出了较好的40余幅作为初选图案,由彭光涵送交周恩来审阅。周恩来对彭光涵说:“你把这些图案分类编成册,给每个图案编号,但不写作者姓名,避免审阅人带有偏见。初选图案仍由第六小组进行复选,精选出一批图案,上报大会主席团。”
　　第六小组经过认真复选,最终确定了38幅图案,以“复字第×号”作为编号,编辑成一册《国旗参考资料》送交大会审阅。
　　1949年9月23日上午,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国旗方案,但最终还是没有形成定论。
　　政协大会决定9月30日闭幕,可国旗图案迟迟不能定案,第六小组成员都很焦急。在当晚的会议上,副组长沈雁冰对彭光涵说:“你是秘书,又住中南海,可以见到毛主席、周恩来副主任(新政协筹备会成立了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你尽快向他们汇报目前的困难情况,请他们指示如何办。”周恩来在听取了彭光涵对第六小组推荐的38幅图案的介绍后,问彭光涵:“你接触过很多图案,也听了很多反映,有哪些图案有比较多的人喜欢,容易获大家一致同意?”
　　彭光涵迅速地翻到“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并拿出投稿人曾联松的原稿,对周恩来说:“这幅图是在截稿前两三天才收到的。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图案很有新意,但在五星内有镰锤不好,建议删去后可作为复选稿,印出来的图案是我根据小组意见重新画的。”
　　周恩来点了点头,接着问彭光涵:“那四颗星的含义是什么呢?你说说看。”彭光涵解释说:“您昨天的报告中有一段话就是最好的说明。您说‘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这样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人民的一部分,在国旗中应该有它的位置。至于如何准确说明,最好由小组的同志去拟定。”
　　“我认为如果‘复字32号’的旗面能为大家接受,而且对四颗星的含义做更准确的解释,我想这面红地五星旗有可能被大家接受。”
　　周恩来听后很满意,拍着彭光涵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字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一定要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彭光涵接受任务后,立即寻找画笔、颜料、纸张,等一切备齐时已是后半夜了,他自己动手,画了一幅比《国旗参考资料》开本大一倍的图案,并涂上了颜色。此时,窗外微微发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把画好的红五星旗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并告诉他,这是周恩来要的,一定要尽快交给他。
　　在北平前门大栅栏街,彭光涵找到了一家制旗社,把“复字32号”国旗图案交给他们制作,并告诉他们说,这面旗很可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到下午3时,一面大旗做好了。当彭光涵要付钱的时候,制旗社的老板无论如何也不收他的钱,并说:“小店能为新中国做一面国旗十分荣幸了,这样的机会想找也找不到。”
　　9月25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协商座谈会。彭光涵提前到达丰泽园会议厅,在秘书席等候。约8点半,毛泽东、周恩来进入会议厅,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陆续跟进就座。会上,大家就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关于国旗,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有中国特点,因此画一条横线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
　　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一张红地五星旗图案(彭光涵画的那一张)向大家展示说:“很多人都说‘复字32号’这面旗图案好,我看也是比较好的。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革命和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泽东讲完这段话,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陈嘉庚第一个站起来说:“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用‘复字32号’的红地五星旗为国旗,它体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工农为基础。”接着,梁思成说:“我觉得‘复字32号’图案很好,多颗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同时国旗与军旗不是相差很大。”其他在座的人也都表示赞同32号图案为国旗。其中有一位提出要改一改“复字32号”的说明,他说:“用大星、小星的提法不好,因为上海有一种习惯,大星是大老婆,小星是小老婆,所以称大星、小星不准确。”这几句话引起哄堂大笑。毛泽东也笑着说:“那就不提大星、小星,只提五颗星的关系。我看就提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
　　9月27日,当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主席台展现出一面“红地五星旗”,这正是彭光涵骑着自行车去大栅栏所做的那面红旗,彭光涵站在红旗的右侧举手展旗。大会对国旗的名称进行了修改,将“红地五星旗”改为“五星红旗”。大会最终通过了将五星红旗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决议。
　　国旗方案通过后,考虑到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所写的制旗方法很复杂,周恩来要梁思成、胡乔木和彭光涵立即改写制旗说明,以便能方便地做标准国旗。当晚,经他们3人研究讨论,梁思成首先按原说明在坐标纸上画出旗的长高比例和五颗星的位置,改写后的说明由胡乔木定稿,由彭光涵抄清后送周恩来审批。随后,将最终确定的制旗办法通过电报,传送到全国各地。
　　
　　杨兆麟:激动人心的实况转播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简称开国大典。开国大典的盛况,通过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实况广播,传遍神州大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杨兆麟,曾负责安排“开国大典”广播稿的编写和播出工作。如今,当年同在实况广播现场工作的梅益、李伍、胡若木、黄云、丁一岚、齐越、傅英豪等人,都已经作古,“开国大典”实况转播的幕后故事,只能由杨兆麟来“解密”了。
　　大约是从1949年8月底开始,新华广播电台的各有关部门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梅益和温济泽等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用“实况广播”的方案,即通过广播设备,把现场的实际情况、音响和播音员的解说,同步广播出去。
　　当时的转播设备相当简陋,技术上也有不少难题。其中之一是,当时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而参加开国大典的将有30万人,显然不能适应需要。为了使整个天安门广场都能清楚地听到主席台上的声音,1940年曾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把9只喇叭焊接在一块金属板上,大家把它称为“九头鸟”,同时在天安门广场架设了好几个“九头鸟”,从而解决了扩音问题。
　　那时在技术上还有一个大难题,由于设备比较简陋,只能把天安门广场以内的音响转播出去,一旦出了天安门广场,远处的声音就无法传回设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机房了。阅兵车开出天安门广场以后怎么转播呢?工程师黄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朱德乘坐的阅兵车上安装一个话筒,用一根线连接到汽车尾部的一个小喇叭上,然后在记者乘坐的采访车上再安装一部钢丝录音机,尾随朱德的检阅车录音。在西郊机场演习的时候,黄云和杨兆麟乘坐采访车,紧随检阅车之后,录下了朱德在检阅过程中的全部声音,验证了这一方法的可行性。
　　在演习的时候,朱德询问他们实况转播的准备情况,他担心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的时候,技术上会出问题。为了保证安全、优质播出,朱德要求广播电台提前派人到他的住处去录音。黄云和杨兆麟前往中南海为他录了音。这个录音虽然当天没有使用,却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1949年10月1日清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决定全程转播开国大典实况。
　　下午1点半,梅益、李伍、胡若木、杨兆麟、丁一岚、齐越、李志海等人提前一个多小时来到天安门城楼的西侧,为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实况广播工作进行最后的准备。
　　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决定由梅益在现场主持天安门城楼转播的各项工作。李伍和李志海负责天安门城楼上的技术设施,黄云和傅英豪负责机房和天安门广场的音响设备。胡若木和杨兆麟负责安排实况广播稿的播出工作。
　　播音的话筒原来是放在天安门城楼走廊的最西端。可是,这天参加观礼的人太多,一直排到了走廊的东西两端,而且人声鼎沸,他们只好把播音话筒移到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平台上。站在话筒前面工作的有胡若木、杨兆麟、丁一岚、齐越4个人。
　　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毛泽东那洪亮而充满激情的湖南乡音,回荡在天安门上空。此时杨兆麟激动得热泪盈眶。
　　丁一岚和齐越认真地交替朗读实况广播稿,把眼前的动人情景报告给国内外的亿万听众。由于胡若木和杨兆麟他们事前进行了采访,撰写了广播稿,比较了解庆典的程序,他们用手指点或者点头示意的方式,告诉丁一岚、齐越现在应该播出哪一段,男声和女声相互轮换。
　　就这样,杨兆麟等播音员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把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报告给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
　　杨宝庆:空中受阅让我终身难忘
　　当年参加开国大典阅兵飞行的飞行员现有两位定居成都,家住东风路20号的杨宝庆就是其中之一。
　　1923年,杨宝庆出生于河北曲阳。1941年,19岁的杨宝庆考入成都陆军军官学校18期,次年,怀着“空军报国”理想的他又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加入国民党空军,随后到印度和美国接受飞行培训。1949年2月,杨宝庆从太原调到西安执行飞行任务,在西安遇到同为飞行员的姐夫赵连景,两人决定弃暗投明,驾机起义。19日晚,在夜幕笼罩的西安机场,杨宝庆持一把钳子闯进机场,钻到机腹下剪断机罩舱门铁丝进入机舱发动飞机,防守的哨兵还没反应过来,这架美制C-46运输机就箭一般钻进云幕,向光明飞去。
　　杨宝庆驾机不敢立即钻出云层,又没有导航图,飞了3个多小时,燃油耗尽的飞机一头栽进一条河中,杨居然奇迹般生还,只是撞断了几颗门牙,更出乎意料的是,他开走的那架飞机竟装了满满一舱银元———这是国民党在逃跑前准备转移的财产,没想到却被他当作厚礼带到了解放区!
　　1949年8月,新中国第一支飞行队成立,杨宝庆成为首批飞行员。9月,他接到一个令他终身难忘的命令:准备参加开国大典阅兵,驾机飞越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他回忆说,接到这个命令后,所有参加阅兵的飞行员都很紧张,心理压力大不说,实际困难也不少:参加阅兵的飞机既有美制“野马”战斗机、运输机,又有教练机、轰炸机,性能、机型各异,还未作过一次彻底检查,也无编队飞行的技术资料;受阅的17架飞机有12架是刚起义来的,飞行员之间缺乏了解;更大的困难是由于要随时对付可能前来骚扰的国民党飞机,参阅的部分战斗飞机必须实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也是少有的。
　　为了确保阅兵飞行万无一失,飞行队对受阅飞行方案进行了多次计算和演练,杨宝庆和他的战友们抓紧时间进行了两次飞行预演。1949年10月1日下午4时,开国大典阅兵式开始,天安门广场人潮如海。4时35分,参加空中分列式的17架飞机编成6个分队,由一架美制P-51“野马”战斗机带队,按预定高度和速度分别在900米、600米、450米高度进入天安门广场受阅航线,杨宝庆和队友驾驶一架美制C-46运输机排在第12机位通过了受阅区。老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天在空中看到的那幅激动人心的画面:“当我们的飞机从通县方向飞近东单时,已可以看见地面的人流和成片的红旗,威武的坦克方阵、炮兵方阵、骑兵方阵正从飞机下面经过,能在空中参加开国大典阅兵飞行,能在空中亲眼见证共和国的成立,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骄傲的一刻。”
　　
　　钟灵:把书法写上天安门城楼
　　
　　1921年8月出生于山东济南的钟灵,又名钟毓秀,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奔革命圣地延安那年,他还是一个年仅17岁的电话接线员。后来上级决定让钟灵到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学习,毕业后就让他留在陕甘宁边区做文化教育工作。后来,钟灵在延安各报刊发表木刻、漫画作品多幅,并设计了“宝塔山”邮票。在延安,钟灵的书法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当时延安城墙上的标语差不多都出自他之手。
　　开国大典前,周恩来和胡乔木决定在天安门中间的门洞上方挂一幅毛泽东的画像,画像两侧的城墙书写巨幅标语。由于当时国徽方案尚未通过,于是又临时决定在悬挂国徽的位置上悬挂大会横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钟灵当时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总务处办公室主任兼会场布置科科长,大会会标和两条大标语的书写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身上。接到在天安门城楼书写标语的任务后,钟灵憋足了劲,决心使出自己的全部看家本领,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好好露一手。
　　在动笔之前,钟灵先是一步一步丈量了天安门城楼的长度,之后操起剪子,用布剪出宋体字。然后,他又充当木工教练,指导木工按照比例锯好木板,钉成字盒,外面装上毛玻璃,里面安上电灯泡。这样,使得标语挂上去并通电后,即便是夜晚从远处看,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多,一条是9个字,另一条却只有8个字。写出来挂上去两边应当是对称的?这叫钟灵大伤脑筋。钟灵在实际步测中发觉,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其实宽窄不是等同的,实际上,门楼的中间部分宽度最大,四六间稍宽,三七、二八、一九间依次递减,但在人们的视觉中,却感到左右四间是对称的。500多年前的城楼设计者肯定是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原理!天安门设计者的智慧之光,也射进了钟灵的心灵:两条标语的字距不也可以利用视错觉原理进行安排吗?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这是钟灵平生第一次写这么大的美术字,他严谨而认真,用尺子和铅笔,整整写了两天。字体采用的是庄严、大方的宋体美术字。1949年9月底,两条巨幅标语赫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标语的字大约有2米见方,至今钟灵还清楚地记得“中”字的中间一竖,比站立的一个人还要高。
　　接着,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也就是后来悬挂国徽的地方,挂出了一个巨幅红布标,上面写着17个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每个字大约一米多见方。这当然也是钟灵的书法杰作。
　　开国大典之后,会标当然撤掉了,两条标语要不要撤掉?钟灵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看了看天安门的会场设计图,最后决定:把天安门两侧的标语保留,但可以把东边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周恩来的决定太英明了,这一改不但包涵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也使两边的标语字数相同,设计书写时字的间距也是一样的,完全对称,更加美观。
　　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社会上许多繁体用字都逐渐改成了简体字。在1964年国际劳动节前夕,天安门标语实现了这一历史性的改变。那时钟灵已离开中南海,调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任副秘书长之职,天安门管理处通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余心清找到他,下达了要分别把“华、国、万、岁、世、团”6个字由繁体字改为规范简体字的任务。因“万岁”是重复的,实际上在制作时要改8个字。从这次修改字体后,这两条大标语40多年来一直没有再改动过,当然灯箱的维修、更换就不止一次了。
　　天安门的这两条大标语,保存时间之长,所处地位之显要,并且被认为是宋体美术字书法的典范,这都是当初钟灵书写时始料不及的。
　　
　　李普:开国大典上的新闻记者
　　
　　作为老一代著名记者,李普见证和记录了20世纪中国发生的很多大事,而1949年的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则是令他最难忘的。
　　1949年8月底,新华社特派记者李普奉命由武汉中南总分社调到北平总社,他调动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与另一位新华社记者李千峰一起,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报道。
　　9月21日到9月30日,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临时改造成的大厅举行。李普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进驻中南海怀仁堂全程采访,目睹了各党派协商民主建国的全过程。
　　对开国大典那天的情形,李普回忆道:“上城楼的嘉宾们当时大都住在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下午两点,大家先一起去中南海勤政殿,交代一遍流程后,便来到天安门。毛主席是第一个沿台阶走上城楼的领导人,朱老总紧随其后。那时还没有电梯,大家都是步行走上去的。”
　　李普还记得,那天,几乎所有人穿的都是中山装,只有“美髯公”张澜穿着长衫。
　　10月1日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当时,毛泽东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是一份标准的公文。为了能及时拿到毛泽东手里的公告,李普站到他的身后,“当时毛主席显得很平静,稿子没有任何抖动”。读完公告后,毛泽东手按电钮,一幅巨大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当时,李普听到陈毅感慨地说:“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能看到这一天,就已经很满足了!”
　　拿到公告后,李普并没有马上离开。因为虽然领导人的讲话稿早就印出来了,但还是需要他们的手稿,来核对每一处字词的小改动。“那天11个人的讲话中,陈毅老总的最短,只有5分钟;宋庆龄的讲稿先用英文打草稿,然后翻译成中文,很有自己的特色。”李普看见她的手稿上,有的字旁边还注上了拼音,因为她不大会讲普通话,整篇文章都是用上海味道的普通话念的。
　　李普回忆说:“我拿到稿子后,看见稿子上贴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共56名)的名字。毛主席指着那张字条,一再对我说:‘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这份《公告》是铅印的,贴上去的字条是别人手写的。文件上还有毛主席用铅笔写的批示:‘照此发表,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份名单呢?
　　李普说:“我事先已经知道,《公告》补入的全部名单是根据张治中的建议补入的。张治中曾经是国民党的一位要人,也因‘三上延安’而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后来,他参与了建立新中国的工作,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建议在《公告》里公布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名单。毛泽东当即明确表态说:‘好,把56名委员名字都写上去,可以表示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大家听了都热烈鼓掌。”毛泽东之所以欣然接受张治中的建议,并且那样重视这一份名单,原来是这样的:从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著名的论文开始,中共中央许多年来再三宣布,中国的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到了1945年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报告的标题就是《论联合政府》……现在,这个伟大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毛主席所说的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上是建立和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即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这时,所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都进入了这个名单,就不言而喻了,而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真正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
　　庆典活动结束时,已是华灯初上。李普又连夜赶写了开国大典的新闻稿。第二天一早,由李普采写的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便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第一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