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日裔摄影师风间聪从小就不明白：为什么电影里的坏人被杀死，观众会欢呼？直到小区发生谋杀案，邻居像庆祝球赛赢球那般狂欢作乐，童年的疑问再度浮现。
他花了8年拍摄死刑犯并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作品受到国际特赦组织的重视。8年前，他在回家的路上遭疯汉袭击，昏迷8天，左耳失聪，但他仍原谅罪犯，不改信念：“死刑是最快而简单的方法，把人杀了，事情就解决了，你不会去想犯罪何以发生？”这是他找到的答案。
投影机投射在白幕上的是一张巨大的木椅，椅把上还有几道黑色的皮圈固定，坐垫焦黑，看起来像是刑具。美国日裔摄影师风间聪（Toshi Kazama）解释，这个绰号“黄色妈妈”（Yellow Mama）的椅子，“人坐在上面，头上盖着铁片，通电后，电流直接从脊椎往下窜，最后电流把坐垫烧得焦黑。在这间小房间里，弥漫着人肉和电线烧焦味。”
这是美国亚拉巴马州执行死刑的电椅。
风间聪本业是商业摄影师，他打开电脑，里面是他的商业摄影作品，有宝矿力的平面广告、爵士大厂Blue Note的CD封面、GQ的时尚专题照、桑德拉?布洛克等好莱坞明星的宣传照，这些作品有完美的灯光，华丽的服饰，像是人间的梦幻天堂。“我常飞了半个地球，只为了拍一条领带，有时候我看不到背后的意义……”
死囚
也许，人生的真相都得在痛苦里寻找。1996年开始，风间聪花了8年的时间，多次进入监狱拍摄未成年的死刑犯，一系列作品在美国引发未成年能否处死的讨论。2005年，美国大法官决议将不再对未成年犯人处以死刑。风间聪的作品也获国际特赦组织重视，长期在各国展出，近年更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各国死刑犯的处境。
这一切的行动，始于风间聪居住的纽约小区里发生的一件凶杀案，凶手被判死刑，小区里的居民有人像是看足球赛那样饮酒欢庆，也有修女持蜡烛为死刑犯祈祷，“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得这么疯狂？我想知道怎么回事。”他开始在美国各监狱拍摄死刑犯的肖相，“很多人不了解死刑是什么，我想借由这些照片把死刑带到观众面前，让他们思考死刑的残忍。”
他对这些照片的态度充满崇敬，现场灯光和放映设备，他都一一亲自调整，许多出版社提出高额费用请他出版，他都拒绝了，“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在利用这些照片里的人物。”除了巡展，他只愿在国际特赦组织的网页展出。直到今年初，美国一位退休的女性大法官告诉他，这系列照片如何影响了她对死刑的看法，并大力支持照片出版，风间聪态度才开始转变，打算年底结集出版。
他第一个拍摄的死刑犯是在法学刊物看到的，刊物上只有简单数行：Michael，17岁，杀害邻居一位67岁的老太太和70岁的老先生。他透过Michael的律师申请进入监狱，原以为即将见到的是一位凶神恶煞，怎料站在眼前的却是：“目光纯真，智力只有65的大男孩。深入了解才知道他的母亲吸毒，他出生时脑力受损，他傻呼呼承认案发时在现场，但是不是他做的，很难说……”
Michael常写信给老祖父，信中拼音、文法错误百出，而他人生最后的希望竟然不过是要一双新款的Nike球鞋。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拍摄经验，之后再申请拍摄就较为顺利，只是每个案件仍需要数月的等待和繁复的程序。他后来遇到未满20岁的Christine，16岁时和男友一起用石头活活打死曾经介入他们关系的女孩，还把死者头皮扯开，挖走一块头骨放在口袋。风间聪找到她的母亲，母亲态度冷漠。风间聪这才明白，这个看似恐怖的无情凶手，其实背后是一个无爱的家庭。
对风间聪冲击最大的是1999年拍摄的Sean，他们见面聊了一个半小时，“就只是问他平常生活在做什么，几个月后，我接到他的信……”Sean要执刑了，他希望风间以“好友”身份到场“观礼”，“我很震撼，才见面短短的时间，就被视为好友，可见他很寂寞，根本没什么朋友。”但风间聪拒绝了，“我希望能以朋友的身份在场，但我没见过任何人在我面前被杀，如果我去了，我一定会发疯。”
执刑
这几年，他开始进入日本、台湾的监狱拍摄死囚。美国电椅执行时有2个开关，由两名执行者同时按下，其中只有一个开关能通电；日本绞刑，同时有5个开关，由5人同时按下，但没人知道哪一个开关是有效的，“这么做是为了减少执行者的罪恶感，没有人想杀人，亚拉巴马州的狱卒告诉我，有次执行前5分钟，接到州长命令暂缓执行，整个执行室的人都欢呼了。”
他说，美国死囚狱卒看似硬汉，大块肌肉，表情凶恶，身上还有刺青，但其实内心脆弱；日本死刑执行者被禁止向外人谈论工作的内容，连家人都所知有限，非常压抑；而台湾执行单位则倾向把执刑当成“政绩”向来访者报告。
这些照片让他开始重新思考，“接触每个加害者，发现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死刑是最快而简单的方法，把人杀了，事情就解决了，你不会去想犯罪何以发生？我们可以痛恨暴力、犯罪，但用不着去痛恨加害者。”
用不着去痛恨加害者？这样的话听在受害者家属的耳里，必是难以接受，你是凭什么说这样的话？
疯汉
8年前某天，那时风间聪已开始对死刑犯的拍摄工作，他和9岁的女儿在回家的路上，遇到流浪汉攻击。他的脑部严重受伤，左耳因而失聪，女儿现场目睹惨况，原本外向的个性从此大变，不敢一人独自出门，看了3年半的心理医生，现在已经17岁了，“她还是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我太太也许恨我没顾好小孩，更甚于恨那个流浪汉。”他如此自我解嘲。
事件发生后风间聪昏迷了8天，整整一年无法工作，最后只好卖掉房子，“因为还有其他的贷款、3个小孩的教育费、医药费，日子根本过不下去。朋友和邻居帮我募款，10元、100、300元这样捐，有些人过得比我还穷，却仍愿意付出。”他最后收下了钱，由小孩和太太一一写感谢卡给捐款人，“我能做的就是这样了。”
至今，风间聪的左耳时常严重耳鸣，几乎听不到声音，被迫放弃游泳，淋浴也不能过久，因为水进了左耳会严重发炎，“一开始我也怨恨那个加害者，但怨恨是一阵子，你很快会发现恨他是没有用的，要找出背后的犯罪原因，才能预防。”尤其，伤他的是个神智不清的流浪汉，连索赔也不可能，他放弃求偿。
风间聪出身富裕的商人家庭，父亲热爱绘画，但必须承接家业，于是接手经营一家贸易公司。他15岁便被送到美国求学，他继承了父亲对艺术的喜爱，他读摄影，成为摄影师。他说，在美国，他被当成日本人，而在日本又被当成美国人，“我一直都是一个外人（outsider），最后我就只剩我自己，所以用不同的眼光看这个世界。”
外人
一个日本少年独自来到美国这个大世界，必是又孤独又带着各种疑惑：“16岁在戏院打工，戏院播的是好莱坞电影，这种片子结局都是坏人都被好人杀光，通常这个时刻整个戏院都会欢呼，我不懂为何有人死了还要这么开心？当年那些欢呼的人年纪都比我大，我想，那些人必是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吧？”
随着年纪增长，他也成了父亲，“我想将来我的小孩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能回答。”他们问了吗？“他们看过我的作品和媒体的报道，常笑我疯狂，我也到儿子的学校演讲过，我想，他们是知道答案的。”（编辑/立原）
他花了8年拍摄死刑犯并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作品受到国际特赦组织的重视。8年前，他在回家的路上遭疯汉袭击，昏迷8天，左耳失聪，但他仍原谅罪犯，不改信念：“死刑是最快而简单的方法，把人杀了，事情就解决了，你不会去想犯罪何以发生？”这是他找到的答案。
投影机投射在白幕上的是一张巨大的木椅，椅把上还有几道黑色的皮圈固定，坐垫焦黑，看起来像是刑具。美国日裔摄影师风间聪（Toshi Kazama）解释，这个绰号“黄色妈妈”（Yellow Mama）的椅子，“人坐在上面，头上盖着铁片，通电后，电流直接从脊椎往下窜，最后电流把坐垫烧得焦黑。在这间小房间里，弥漫着人肉和电线烧焦味。”
这是美国亚拉巴马州执行死刑的电椅。
风间聪本业是商业摄影师，他打开电脑，里面是他的商业摄影作品，有宝矿力的平面广告、爵士大厂Blue Note的CD封面、GQ的时尚专题照、桑德拉?布洛克等好莱坞明星的宣传照，这些作品有完美的灯光，华丽的服饰，像是人间的梦幻天堂。“我常飞了半个地球，只为了拍一条领带，有时候我看不到背后的意义……”
死囚
也许，人生的真相都得在痛苦里寻找。1996年开始，风间聪花了8年的时间，多次进入监狱拍摄未成年的死刑犯，一系列作品在美国引发未成年能否处死的讨论。2005年，美国大法官决议将不再对未成年犯人处以死刑。风间聪的作品也获国际特赦组织重视，长期在各国展出，近年更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各国死刑犯的处境。
这一切的行动，始于风间聪居住的纽约小区里发生的一件凶杀案，凶手被判死刑，小区里的居民有人像是看足球赛那样饮酒欢庆，也有修女持蜡烛为死刑犯祈祷，“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得这么疯狂？我想知道怎么回事。”他开始在美国各监狱拍摄死刑犯的肖相，“很多人不了解死刑是什么，我想借由这些照片把死刑带到观众面前，让他们思考死刑的残忍。”
他对这些照片的态度充满崇敬，现场灯光和放映设备，他都一一亲自调整，许多出版社提出高额费用请他出版，他都拒绝了，“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在利用这些照片里的人物。”除了巡展，他只愿在国际特赦组织的网页展出。直到今年初，美国一位退休的女性大法官告诉他，这系列照片如何影响了她对死刑的看法，并大力支持照片出版，风间聪态度才开始转变，打算年底结集出版。
他第一个拍摄的死刑犯是在法学刊物看到的，刊物上只有简单数行：Michael，17岁，杀害邻居一位67岁的老太太和70岁的老先生。他透过Michael的律师申请进入监狱，原以为即将见到的是一位凶神恶煞，怎料站在眼前的却是：“目光纯真，智力只有65的大男孩。深入了解才知道他的母亲吸毒，他出生时脑力受损，他傻呼呼承认案发时在现场，但是不是他做的，很难说……”
Michael常写信给老祖父，信中拼音、文法错误百出，而他人生最后的希望竟然不过是要一双新款的Nike球鞋。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拍摄经验，之后再申请拍摄就较为顺利，只是每个案件仍需要数月的等待和繁复的程序。他后来遇到未满20岁的Christine，16岁时和男友一起用石头活活打死曾经介入他们关系的女孩，还把死者头皮扯开，挖走一块头骨放在口袋。风间聪找到她的母亲，母亲态度冷漠。风间聪这才明白，这个看似恐怖的无情凶手，其实背后是一个无爱的家庭。
对风间聪冲击最大的是1999年拍摄的Sean，他们见面聊了一个半小时，“就只是问他平常生活在做什么，几个月后，我接到他的信……”Sean要执刑了，他希望风间以“好友”身份到场“观礼”，“我很震撼，才见面短短的时间，就被视为好友，可见他很寂寞，根本没什么朋友。”但风间聪拒绝了，“我希望能以朋友的身份在场，但我没见过任何人在我面前被杀，如果我去了，我一定会发疯。”
执刑
这几年，他开始进入日本、台湾的监狱拍摄死囚。美国电椅执行时有2个开关，由两名执行者同时按下，其中只有一个开关能通电；日本绞刑，同时有5个开关，由5人同时按下，但没人知道哪一个开关是有效的，“这么做是为了减少执行者的罪恶感，没有人想杀人，亚拉巴马州的狱卒告诉我，有次执行前5分钟，接到州长命令暂缓执行，整个执行室的人都欢呼了。”
他说，美国死囚狱卒看似硬汉，大块肌肉，表情凶恶，身上还有刺青，但其实内心脆弱；日本死刑执行者被禁止向外人谈论工作的内容，连家人都所知有限，非常压抑；而台湾执行单位则倾向把执刑当成“政绩”向来访者报告。
这些照片让他开始重新思考，“接触每个加害者，发现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死刑是最快而简单的方法，把人杀了，事情就解决了，你不会去想犯罪何以发生？我们可以痛恨暴力、犯罪，但用不着去痛恨加害者。”
用不着去痛恨加害者？这样的话听在受害者家属的耳里，必是难以接受，你是凭什么说这样的话？
疯汉
8年前某天，那时风间聪已开始对死刑犯的拍摄工作，他和9岁的女儿在回家的路上，遇到流浪汉攻击。他的脑部严重受伤，左耳因而失聪，女儿现场目睹惨况，原本外向的个性从此大变，不敢一人独自出门，看了3年半的心理医生，现在已经17岁了，“她还是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我太太也许恨我没顾好小孩，更甚于恨那个流浪汉。”他如此自我解嘲。
事件发生后风间聪昏迷了8天，整整一年无法工作，最后只好卖掉房子，“因为还有其他的贷款、3个小孩的教育费、医药费，日子根本过不下去。朋友和邻居帮我募款，10元、100、300元这样捐，有些人过得比我还穷，却仍愿意付出。”他最后收下了钱，由小孩和太太一一写感谢卡给捐款人，“我能做的就是这样了。”
至今，风间聪的左耳时常严重耳鸣，几乎听不到声音，被迫放弃游泳，淋浴也不能过久，因为水进了左耳会严重发炎，“一开始我也怨恨那个加害者，但怨恨是一阵子，你很快会发现恨他是没有用的，要找出背后的犯罪原因，才能预防。”尤其，伤他的是个神智不清的流浪汉，连索赔也不可能，他放弃求偿。
风间聪出身富裕的商人家庭，父亲热爱绘画，但必须承接家业，于是接手经营一家贸易公司。他15岁便被送到美国求学，他继承了父亲对艺术的喜爱，他读摄影，成为摄影师。他说，在美国，他被当成日本人，而在日本又被当成美国人，“我一直都是一个外人（outsider），最后我就只剩我自己，所以用不同的眼光看这个世界。”
外人
一个日本少年独自来到美国这个大世界，必是又孤独又带着各种疑惑：“16岁在戏院打工，戏院播的是好莱坞电影，这种片子结局都是坏人都被好人杀光，通常这个时刻整个戏院都会欢呼，我不懂为何有人死了还要这么开心？当年那些欢呼的人年纪都比我大，我想，那些人必是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吧？”
随着年纪增长，他也成了父亲，“我想将来我的小孩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能回答。”他们问了吗？“他们看过我的作品和媒体的报道，常笑我疯狂，我也到儿子的学校演讲过，我想，他们是知道答案的。”（编辑/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