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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科技支撑能力的提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等一系列关于科技创新的內容，引发科技界热议。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经济社会主战场，我国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怎样通过改革举措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进一步释放他们的创新活力？如何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让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强化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过去，面对欧美国家已经广泛应用的红外探测成像技术，我国的红外探测还难以突破30公里。中国电科第十一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深感焦虑：红外侦察及光电制导装备威力巨大，只有把这项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于是，喻松林首席专家带领由周立庆、王成刚等组成的技术团队决定探索我国高水平红外成像与红外探测的自主发展技术路线。
这条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荆棘，但科研人员凭借锲而不舍的坚毅和执着，一路披荆斩棘，历经近20年的努力，最终研制出的红外焦平面探测器系列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今，中国的红外探测距离，不仅远远突破了30公里，还进入了太空，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海洋与环境监视、资源普查等航天工程中基本实现了自主可控，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眼’，为祖国守卫平安。”王成刚自豪地说。
关键核心技术关系到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为下一步科技领域的工作重点。
在中科院院士周忠和看来，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根源在于基础研究的根子不深、底子不牢，缺乏源头活水。“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首先应当在源头上下功夫。比如鼓励企业和高校院所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打牢根基。”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创新的源头，对基础研究应当给予足够重视。但基础研究的能力和产出确实是一个短板，去年我国专门出台了加强基础研究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务院文件形式就加强基础研究作出全面部署。“中国加强基础研究是坚定不移的，今后会更加加大投入力度。”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说：“科学研究需要坐冷板凳、下笨功夫，不能一味东摇西摆、追踪热点。无论是原始创新，还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都应该为科研人员创造安心稳定的科研环境，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体系和文化土壤，这一点非常重要。”
“原始创新研究就是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因此对科研人员来说，多一点‘异想天开’，往往意味着不局限于固有模式的限制。大胆地想象，就有可能迸发出创新的火花。”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说。
强化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科学家们普遍表示，当前“唯论文”的科研评价体系正在转变，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科研评价就像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会催生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周忠和说，“比如当前的评价体系，谁发的论文多，谁就容易通过项目评审和结题验收，就能拿到更多项目和科研经费。这样一来，科研人员就不愿选择做那些难度大、风险高的原创性、引领性研究，而倾向于挑选热门的、容易出论文的题目。”
与此同时，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原始创新的认定，科学家们也更倾向于小同行评议。“什么是真正的原始创新？谁来识别、谁来认定这点很重要。鉴于科学研究的日益细化和知识发现的快速进展，我更为认同的是同一领域小同行评议。”王贻芳说。
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要把人用在创造性活动上
“整整5年里，我没有发表一篇与酵母相关的论文，换在别的单位，或许早就让卷铺盖走人了。”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覃重军讲了他的故事。2018年8月2日午夜1时，英国《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一篇论文，描述的是覃重军研究团队与合作者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这一成果被业界认为是合成生物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大突破。覃重军可以说是“五年不鸣，一鸣惊人”。
“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活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大力简除烦苛，使科研人员潜心向学、创新突破”的论述让很多科技工作者倍感振奋。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万劲波表示，当前要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必须把人用在创造性活动上来。“重大科技成果不是计划出来的，科研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能像管工程项目那样管理科研人员。要给科研人员减负松绑，让大量优秀的人才能够真正沉下心来、找准方向，不受干扰地创新突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项目经费“包干制”——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不设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使用。
专家对此表示，我国科研项目经费使用一直采取预算制，即科研经费要严格按照预算要求来使用。但由于科研本身的不确定性，项目进行的每个阶段及每个阶段的进度不一样，所需经费多少也有所不同。提出“包干制”，就是希望能探索一种新的科研经费和项目的管理方式，通过改革来激发各种创新主体活力，让他们有更大的积极性，更大的自由度，更多的获得感。
潘教峰说：“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包干制’，体现了对基础研究探索性、不确定性的研究规律的尊重，体现了基础研究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解决经费使用中见物不见人或重物轻人的问题有重要作用。”
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让科研人员轻装上阵，更多的变化正在发生。今年两会期间，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四部门联合召开“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七项行动”推进会。聚焦科研管理中表格多、报销繁、牌子乱、检查多、数据孤岛等科研人员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四部门联手进行集中整治清理并固化形成制度成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以科研人员诟病较多的“报表”为例，经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基本完成了各类报表的整合精简、减少了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层面的36张表格精简整合为6张，课题层面的21张表格精简整合为5张;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全周期提交的材料由25份精简为17份;自然科学基金推行无纸化申请。
针对报销繁琐的问题，简化优化了预算执行程序和相关科研单位经费报销流程及环节。科技部、财政部出台专门文件，要求相关高校院所落实法人责任，完善内部管理。
“我们已经尝到了信息化的甜头。”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齐法制说，以前申请项目、报销经费、购买仪器设备等等，都要填不少表，楼上楼下去各个部门签字盖章。“就拿出国学术交流这样的小事来说吧，从出国申请、备案、签字到回国后的单据报销，没有一星期办不完。现在只要登录系统输入相关信息提交就可以了，回国后报销也不用找领导签字、跑财务了，单据拍照上传就行。这给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推动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让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华表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有利于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的无缝对接，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趋势，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选择。”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杨献文对此深有感触。“新药研发过程复杂而艰难。从化合物、活性化合物、先导化合物、候选药物，到最终通过临床试验形成市场上的药物，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让新药‘夭折’。如果没有企业的参与，单纯依靠高校或科研院所进行新药研发，会导致投入不足，也无法保证企业与科研机构的有效对接，从而降低科技成果转化率。”
杨献文的团队正在对两万多株海洋微生物进行研究，通过和厦门恩成制药有限公司的紧密合作，针对肝癌等5种肿瘤，从深海微生物中寻找发现抗肿瘤的先导化合物。
当前，越来越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通过合作，实现了“多赢”。更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成功转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产学研各类主体之间有机的联系、协助和互动，能够更加有效地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益。”王建华说。
但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相比，我国的技术与产业结合仍不紧密，当前迫切需要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扶持创新各个环节，释放产学研各个主体更多的创新活力。
重庆市科协主席潘复生认为，首先要进一步破除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的阻碍因素。例如，创新链条中起到“中介”作用的平台还不够多。“从院校到企业，不是随便‘搭个桥’就完事了，而是要实现深度融合。有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并不能直接拿给企业使用，需要专业的技术加工平台（又称中试平台）来磨合技术、共担风险。”他建议加快国家技术加工平台建设，让成果转化更加顺畅。同时，还要健全专业化、市场化技术服务和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改善技术成果评价、知识产权交易服务和产权保护执法的环境等，营造良好的产学研创新生态。
潘复生还建议，要继续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评价体系改革，将科技成果转化更加深入地纳入考核体系中。只有从“指挥棒”上入手，才能真正调动科研人员投身企业的积极性，科研人员才能在产学研合作中得到实惠。
同时，国家层面需进一步落实产学研相关政策并完善配套细则。专家认为，产学研在专利定价、成本分摊、成果分配、产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模糊地带”，应进一步明确政策配套细则，让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依法依规地协同创新。
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今年两会上，有关科学伦理、学风作风的讨论也引发热议。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科技本身就是双刃剑。同时，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需要科研人员有强烈的责任感、科学精神、道德操守和科研伦理，还要遵守法律法规等方方面面的要求。他表示，科技部已经出台了一些规定，今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出台相关制度规范进行引导和约束，让科技人员更加理性、尊重规律、敬畏法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专家表示，诚实守信是从事科研活动的准则和基础，学术不端行为不仅背离科学精神，而且危害科研生态，如果对此不及时有效遏制，将引发科研浮躁风气，滋生投机行为，影响科技事业长远发展。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科研诚信建设，相关部门和科学界分别设立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和学术道德规范，遏制科研学术不端行为。去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見》。专家表示，这一意见的出台体现了我国对科研不端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如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行为实行终身追究;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责任者，实行“一票否决”。
“我们要充分尊重与信任科研人员，这种信任和责任是一致的，信任越大，责任也越大。”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肖尤丹告诉笔者，当前亟待健全科研诚信体系建设，严惩学术不端行为，科研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研究院所和科研人员都要履职尽责，共同建设良好的学风、作风。
专家建议，科研人员所在单位应切实履行主体职责。在国家层面，应建立完善调查学术不端行为的规章制度。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经济社会主战场，我国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怎样通过改革举措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进一步释放他们的创新活力？如何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让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强化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过去，面对欧美国家已经广泛应用的红外探测成像技术，我国的红外探测还难以突破30公里。中国电科第十一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深感焦虑：红外侦察及光电制导装备威力巨大，只有把这项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于是，喻松林首席专家带领由周立庆、王成刚等组成的技术团队决定探索我国高水平红外成像与红外探测的自主发展技术路线。
这条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荆棘，但科研人员凭借锲而不舍的坚毅和执着，一路披荆斩棘，历经近20年的努力，最终研制出的红外焦平面探测器系列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今，中国的红外探测距离，不仅远远突破了30公里，还进入了太空，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海洋与环境监视、资源普查等航天工程中基本实现了自主可控，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眼’，为祖国守卫平安。”王成刚自豪地说。
关键核心技术关系到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为下一步科技领域的工作重点。
在中科院院士周忠和看来，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根源在于基础研究的根子不深、底子不牢，缺乏源头活水。“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首先应当在源头上下功夫。比如鼓励企业和高校院所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打牢根基。”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创新的源头，对基础研究应当给予足够重视。但基础研究的能力和产出确实是一个短板，去年我国专门出台了加强基础研究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务院文件形式就加强基础研究作出全面部署。“中国加强基础研究是坚定不移的，今后会更加加大投入力度。”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说：“科学研究需要坐冷板凳、下笨功夫，不能一味东摇西摆、追踪热点。无论是原始创新，还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都应该为科研人员创造安心稳定的科研环境，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体系和文化土壤，这一点非常重要。”
“原始创新研究就是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因此对科研人员来说，多一点‘异想天开’，往往意味着不局限于固有模式的限制。大胆地想象，就有可能迸发出创新的火花。”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说。
强化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科学家们普遍表示，当前“唯论文”的科研评价体系正在转变，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科研评价就像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会催生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周忠和说，“比如当前的评价体系，谁发的论文多，谁就容易通过项目评审和结题验收，就能拿到更多项目和科研经费。这样一来，科研人员就不愿选择做那些难度大、风险高的原创性、引领性研究，而倾向于挑选热门的、容易出论文的题目。”
与此同时，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原始创新的认定，科学家们也更倾向于小同行评议。“什么是真正的原始创新？谁来识别、谁来认定这点很重要。鉴于科学研究的日益细化和知识发现的快速进展，我更为认同的是同一领域小同行评议。”王贻芳说。
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要把人用在创造性活动上
“整整5年里，我没有发表一篇与酵母相关的论文，换在别的单位，或许早就让卷铺盖走人了。”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覃重军讲了他的故事。2018年8月2日午夜1时，英国《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一篇论文，描述的是覃重军研究团队与合作者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这一成果被业界认为是合成生物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大突破。覃重军可以说是“五年不鸣，一鸣惊人”。
“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活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大力简除烦苛，使科研人员潜心向学、创新突破”的论述让很多科技工作者倍感振奋。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万劲波表示，当前要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必须把人用在创造性活动上来。“重大科技成果不是计划出来的，科研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能像管工程项目那样管理科研人员。要给科研人员减负松绑，让大量优秀的人才能够真正沉下心来、找准方向，不受干扰地创新突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项目经费“包干制”——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不设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使用。
专家对此表示，我国科研项目经费使用一直采取预算制，即科研经费要严格按照预算要求来使用。但由于科研本身的不确定性，项目进行的每个阶段及每个阶段的进度不一样，所需经费多少也有所不同。提出“包干制”，就是希望能探索一种新的科研经费和项目的管理方式，通过改革来激发各种创新主体活力，让他们有更大的积极性，更大的自由度，更多的获得感。
潘教峰说：“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包干制’，体现了对基础研究探索性、不确定性的研究规律的尊重，体现了基础研究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解决经费使用中见物不见人或重物轻人的问题有重要作用。”
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让科研人员轻装上阵，更多的变化正在发生。今年两会期间，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四部门联合召开“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七项行动”推进会。聚焦科研管理中表格多、报销繁、牌子乱、检查多、数据孤岛等科研人员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四部门联手进行集中整治清理并固化形成制度成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以科研人员诟病较多的“报表”为例，经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基本完成了各类报表的整合精简、减少了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层面的36张表格精简整合为6张，课题层面的21张表格精简整合为5张;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全周期提交的材料由25份精简为17份;自然科学基金推行无纸化申请。
针对报销繁琐的问题，简化优化了预算执行程序和相关科研单位经费报销流程及环节。科技部、财政部出台专门文件，要求相关高校院所落实法人责任，完善内部管理。
“我们已经尝到了信息化的甜头。”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齐法制说，以前申请项目、报销经费、购买仪器设备等等，都要填不少表，楼上楼下去各个部门签字盖章。“就拿出国学术交流这样的小事来说吧，从出国申请、备案、签字到回国后的单据报销，没有一星期办不完。现在只要登录系统输入相关信息提交就可以了，回国后报销也不用找领导签字、跑财务了，单据拍照上传就行。这给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推动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让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华表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有利于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的无缝对接，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趋势，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选择。”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杨献文对此深有感触。“新药研发过程复杂而艰难。从化合物、活性化合物、先导化合物、候选药物，到最终通过临床试验形成市场上的药物，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让新药‘夭折’。如果没有企业的参与，单纯依靠高校或科研院所进行新药研发，会导致投入不足，也无法保证企业与科研机构的有效对接，从而降低科技成果转化率。”
杨献文的团队正在对两万多株海洋微生物进行研究，通过和厦门恩成制药有限公司的紧密合作，针对肝癌等5种肿瘤，从深海微生物中寻找发现抗肿瘤的先导化合物。
当前，越来越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通过合作，实现了“多赢”。更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成功转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产学研各类主体之间有机的联系、协助和互动，能够更加有效地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益。”王建华说。
但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相比，我国的技术与产业结合仍不紧密，当前迫切需要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扶持创新各个环节，释放产学研各个主体更多的创新活力。
重庆市科协主席潘复生认为，首先要进一步破除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的阻碍因素。例如，创新链条中起到“中介”作用的平台还不够多。“从院校到企业，不是随便‘搭个桥’就完事了，而是要实现深度融合。有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并不能直接拿给企业使用，需要专业的技术加工平台（又称中试平台）来磨合技术、共担风险。”他建议加快国家技术加工平台建设，让成果转化更加顺畅。同时，还要健全专业化、市场化技术服务和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改善技术成果评价、知识产权交易服务和产权保护执法的环境等，营造良好的产学研创新生态。
潘复生还建议，要继续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评价体系改革，将科技成果转化更加深入地纳入考核体系中。只有从“指挥棒”上入手，才能真正调动科研人员投身企业的积极性，科研人员才能在产学研合作中得到实惠。
同时，国家层面需进一步落实产学研相关政策并完善配套细则。专家认为，产学研在专利定价、成本分摊、成果分配、产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模糊地带”，应进一步明确政策配套细则，让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依法依规地协同创新。
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今年两会上，有关科学伦理、学风作风的讨论也引发热议。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科技本身就是双刃剑。同时，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需要科研人员有强烈的责任感、科学精神、道德操守和科研伦理，还要遵守法律法规等方方面面的要求。他表示，科技部已经出台了一些规定，今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出台相关制度规范进行引导和约束，让科技人员更加理性、尊重规律、敬畏法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专家表示，诚实守信是从事科研活动的准则和基础，学术不端行为不仅背离科学精神，而且危害科研生态，如果对此不及时有效遏制，将引发科研浮躁风气，滋生投机行为，影响科技事业长远发展。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科研诚信建设，相关部门和科学界分别设立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和学术道德规范，遏制科研学术不端行为。去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見》。专家表示，这一意见的出台体现了我国对科研不端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如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行为实行终身追究;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责任者，实行“一票否决”。
“我们要充分尊重与信任科研人员，这种信任和责任是一致的，信任越大，责任也越大。”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肖尤丹告诉笔者，当前亟待健全科研诚信体系建设，严惩学术不端行为，科研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研究院所和科研人员都要履职尽责，共同建设良好的学风、作风。
专家建议，科研人员所在单位应切实履行主体职责。在国家层面，应建立完善调查学术不端行为的规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