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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侄辈里先帮一个
胡耀邦的长兄胡耀襄1930年去世后，生于1911年的胡耀福是胡耀邦唯一的亲哥哥。在土地革命岁月中，胡耀福在家乡闹出的响动，比弟弟胡耀邦大多了，而且使弟弟深受鼓舞。
1930年底，胡耀邦去了湘赣苏区，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再以后长征去了陕北，和哥哥胡耀福一别20年。1931年，国民党军攻入浏阳县苏区，血染山乡，红白易色，胡耀福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回家种田、做裁缝，赡养父母，维持全家人的生计。
胡耀福仍然保持着革命信念。1948年冬天，他又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拿起武器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并于194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以后，胡耀福担任过支前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不久，他和已到四川南充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的弟弟胡耀邦取得了联系，并于1951年春节前带着女儿胡素贞将父母送到了南充。
兄弟见面，无限感慨。胡耀邦感谢哥哥在艰苦的岁月里独立支撑家庭，赡养父母。他表示，现在解放了，自己的工作稳定了，从今以后，赡养父母的责任就由我来承担。
胡耀福认为，父母由胡耀邦来赡养，条件要比老人呆在浏阳乡间好得多，当下也不推辞。他还希望弟弟再多承担一些。他说，我养了父母好几年，眼下身体也不好。如今父母由你来养，身边得有个说话的人，是不是就让素贞留在二老身边？你帮我把女儿也养一养吧。我家里还有两个男孩，小儿子德资才1岁。以后要供他们吃饭上学，负担也不轻。
胡耀邦一口答应，16岁的侄女胡素贞从此就和叔叔胡耀邦生活在一起。后来，她随胡耀邦来到北京，高中毕业后上了大学，接着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一直工作到退休。
两侄儿在乡务农至今
胡耀福返回浏阳老家后即遭遇了很大的不幸。1952年，当地土改复查中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将胡耀福错划为“富农”；又因宗族纠纷及乡人诬告，胡耀福不仅被开除党籍，还被判处5年徒刑。浏阳县委很快发现该案司法程序很不严密，定罪由“群众举手”通过，证据明显不足。结果，胡耀福服刑5个月后出狱回家。但悲剧还在继续，胡耀福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接受“管制”。
胡耀邦得知哥哥的情况后，十分吃惊。但他相信：当地党委和政府会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事，一定会弄得水落石出。没有想到的是，胡耀福冤案一错再错，直到“文革”后才平反，恢复党籍。
1961年，胡素贞在北京生了孩子，胡耀福和妻子到北京帮助照料，也看望了弟弟胡耀邦。看到女儿在北京上完大学成了中学教师，胡耀福感叹两个男孩的不幸，就向弟弟提出，你抚养的侄女已经自食其力了，能否再帮助抚养小侄儿胡德资？让他到北京来上学。
这时，胡耀邦推托了。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胡耀邦家中人口多，生活也非常吃紧。胡耀邦表示，侄儿在家乡要好好读书，待上高中时再商量到北京来。实际上，胡耀福的“戴罪之身”才是最大的障碍。在“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之时，胡耀邦不得不非常谨慎。
“文革”爆发后，胡耀邦受冲击进了“牛棚”，以后又下放到“五七”干校。上大学，对胡德资来说，成了一个越飘越远的梦。
胡耀福的大儿子胡德安生于1944年，从小就帮父亲干农活，读书不多，早早成了一名“回乡青年”。他性格内向，为人本分。他尊敬叔叔胡耀邦，决不为自己“农转非”的事，去给叔叔添麻烦。
1999年的春天，笔者第一次来到浏阳的中和乡苍坊村，走在雨后泥泞的乡间小道上，迎面和一个足蹬长筒雨靴、正收工回家的中年农民相遇。同行的罗洪国向笔者介绍，他就是胡耀邦的大侄子胡德安。
就这样，笔者和胡德安认识了，聊了一会儿。谈起他当农民的事儿，这位汉子摇了摇头说，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爹是农民，我又当了农民，山里人都这样呀。而且我叔叔（胡耀邦）也要我当好农民，看来我这辈子就是当农民了。
胡德安强调，非但我当农民，我弟弟德资也当农民。他不想当农民，叔叔还批评他呢。
胡耀福希望给小儿子谋个工作
1979年夏季的一天，胡耀邦家中来了一位湖南岳阳客人——新任岳阳县物资局副经理、37岁的胡政。
早在1963年胡耀邦担任湘潭地委书记时，胡政就知道这位受人尊敬的首长。1976年初春，胡政由原岳阳地委领导、胡耀邦的老部下刘春阳介绍，到北京富强胡同看望胡耀邦。那时，胡耀邦正在经受“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煎熬。胡政安慰了处于苦恼之中的胡耀邦。此后一来二去，胡政就和胡耀邦一家熟悉了。
胡政来的那天，胡耀邦不在家。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和胡政说了一会儿话，其中提到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的冤案逐渐平反，过去他们家受了很多委屈，你如果到浏阳可以去看看，也表示一下我们的关心。
胡政一口答应。年底，胡政和副局长刘一喜到浏阳出差，顺便去苍坊村看望了胡耀福一家。没有想到，胡耀福一家除了农具和最基本的生活用具外，几乎家徒四壁。一个老革命的家境如此清寒，使胡政很难过。胡耀福的小儿子胡德资上年结婚，婚礼难免要花些钱，过日子更显得紧巴。
从胡耀福家里出来后，两位岳阳客人都说，没有想到胡耀邦的老哥生活这么困难！我们要是能帮助就应该帮助一把。此后，胡政帮助胡耀福所在的生产队乃至公社买过几次化肥，大都由胡德资接洽，胡德资的机敏、随和给胡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几次见面后，胡政和胡耀福父子渐渐熟悉。1980年5月的一天，胡耀福对胡政谈起小儿子胡德资。胡耀福说，当年耀邦是发过话的，德资上了初中以后可以到北京上高中。没想到“文革”一来，德资没有去成北京，结果读书不多。现在家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收入很低。其实，要是去不成北京，能去你们岳阳县物资局也好呀。
胡耀福随口一说，胡政听者有意，就向岳阳县委书记许志龙作了汇报。他请示说，能不能将胡德资调到岳阳县物资局招待所当一名工人？
胡耀福和弟弟的争吵
许志龙是胡耀邦的老部下，他对老上级胡耀邦有很深的感情，听说胡耀邦的哥哥生活如此困难，心里感到不安。许志龙对胡政说，耀邦是我们的老领导，县委出于对老同志的关心，安排他的一个侄子到岳阳当工人，也不是不能办，但是要常委会集体决定才行。而且我知道，耀邦对自己、对亲属要求很严，我们要办这件事，没有他的同意是不行的。这件事，如果他给我说能办，才可以办，至少也要李昭打个电话、写个条子才好办呀。
许志龙在随后召开的县委常委会上通报了此事，与会常委们纷纷表示，许书记说得有理。他们大都认识和尊敬胡耀邦，而且也为老上级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承担的历史责任而骄傲。就在这年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全会上，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担任总书记。
在这次岳阳县委常委会上，有一位常委对许志龙说，我们关心一下耀邦家里，是好事。但这个事确实要让耀邦知道。不然的话，以我对耀邦的了解，是要挨批评的，而且首先挨批评的就是你许书记。
恰巧，再过些天胡耀福要去北京看望弟弟。于是，胡政拿起电话要通了胡耀福，请他和胡德资一起到岳阳来。胡政在电话里说，他将陪胡耀福一起去趟北京，把安排胡德资的事向胡耀邦说一下，至少也要告诉李昭，争取他们的同意。
胡耀福、胡德资父子马上赶到岳阳，当下买好了火车票。胡德资给婶婶李昭发了一个电报，告知火车抵京时间。次日，胡耀福、胡德资、胡政来到北京胡耀邦家中。
也许是知道哥哥来了，那天胡耀邦回家吃午饭。饭前，兄弟俩见面，说了些家乡事，很是融洽。胡耀福一看机会合适，就把岳阳县领导同意调德资到岳阳县物资局招待所当工人的事告诉了弟弟。胡耀福婉转地表示，希望弟弟能够同意，至少也给予默许吧。
胡耀邦的长兄胡耀襄1930年去世后，生于1911年的胡耀福是胡耀邦唯一的亲哥哥。在土地革命岁月中，胡耀福在家乡闹出的响动，比弟弟胡耀邦大多了，而且使弟弟深受鼓舞。
1930年底，胡耀邦去了湘赣苏区，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再以后长征去了陕北，和哥哥胡耀福一别20年。1931年，国民党军攻入浏阳县苏区，血染山乡，红白易色，胡耀福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回家种田、做裁缝，赡养父母，维持全家人的生计。
胡耀福仍然保持着革命信念。1948年冬天，他又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拿起武器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并于194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以后，胡耀福担任过支前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不久，他和已到四川南充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的弟弟胡耀邦取得了联系，并于1951年春节前带着女儿胡素贞将父母送到了南充。
兄弟见面，无限感慨。胡耀邦感谢哥哥在艰苦的岁月里独立支撑家庭，赡养父母。他表示，现在解放了，自己的工作稳定了，从今以后，赡养父母的责任就由我来承担。
胡耀福认为，父母由胡耀邦来赡养，条件要比老人呆在浏阳乡间好得多，当下也不推辞。他还希望弟弟再多承担一些。他说，我养了父母好几年，眼下身体也不好。如今父母由你来养，身边得有个说话的人，是不是就让素贞留在二老身边？你帮我把女儿也养一养吧。我家里还有两个男孩，小儿子德资才1岁。以后要供他们吃饭上学，负担也不轻。
胡耀邦一口答应，16岁的侄女胡素贞从此就和叔叔胡耀邦生活在一起。后来，她随胡耀邦来到北京，高中毕业后上了大学，接着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一直工作到退休。
两侄儿在乡务农至今
胡耀福返回浏阳老家后即遭遇了很大的不幸。1952年，当地土改复查中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将胡耀福错划为“富农”；又因宗族纠纷及乡人诬告，胡耀福不仅被开除党籍，还被判处5年徒刑。浏阳县委很快发现该案司法程序很不严密，定罪由“群众举手”通过，证据明显不足。结果，胡耀福服刑5个月后出狱回家。但悲剧还在继续，胡耀福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接受“管制”。
胡耀邦得知哥哥的情况后，十分吃惊。但他相信：当地党委和政府会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事，一定会弄得水落石出。没有想到的是，胡耀福冤案一错再错，直到“文革”后才平反，恢复党籍。
1961年，胡素贞在北京生了孩子，胡耀福和妻子到北京帮助照料，也看望了弟弟胡耀邦。看到女儿在北京上完大学成了中学教师，胡耀福感叹两个男孩的不幸，就向弟弟提出，你抚养的侄女已经自食其力了，能否再帮助抚养小侄儿胡德资？让他到北京来上学。
这时，胡耀邦推托了。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胡耀邦家中人口多，生活也非常吃紧。胡耀邦表示，侄儿在家乡要好好读书，待上高中时再商量到北京来。实际上，胡耀福的“戴罪之身”才是最大的障碍。在“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之时，胡耀邦不得不非常谨慎。
“文革”爆发后，胡耀邦受冲击进了“牛棚”，以后又下放到“五七”干校。上大学，对胡德资来说，成了一个越飘越远的梦。
胡耀福的大儿子胡德安生于1944年，从小就帮父亲干农活，读书不多，早早成了一名“回乡青年”。他性格内向，为人本分。他尊敬叔叔胡耀邦，决不为自己“农转非”的事，去给叔叔添麻烦。
1999年的春天，笔者第一次来到浏阳的中和乡苍坊村，走在雨后泥泞的乡间小道上，迎面和一个足蹬长筒雨靴、正收工回家的中年农民相遇。同行的罗洪国向笔者介绍，他就是胡耀邦的大侄子胡德安。
就这样，笔者和胡德安认识了，聊了一会儿。谈起他当农民的事儿，这位汉子摇了摇头说，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爹是农民，我又当了农民，山里人都这样呀。而且我叔叔（胡耀邦）也要我当好农民，看来我这辈子就是当农民了。
胡德安强调，非但我当农民，我弟弟德资也当农民。他不想当农民，叔叔还批评他呢。
胡耀福希望给小儿子谋个工作
1979年夏季的一天，胡耀邦家中来了一位湖南岳阳客人——新任岳阳县物资局副经理、37岁的胡政。
早在1963年胡耀邦担任湘潭地委书记时，胡政就知道这位受人尊敬的首长。1976年初春，胡政由原岳阳地委领导、胡耀邦的老部下刘春阳介绍，到北京富强胡同看望胡耀邦。那时，胡耀邦正在经受“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煎熬。胡政安慰了处于苦恼之中的胡耀邦。此后一来二去，胡政就和胡耀邦一家熟悉了。
胡政来的那天，胡耀邦不在家。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和胡政说了一会儿话，其中提到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的冤案逐渐平反，过去他们家受了很多委屈，你如果到浏阳可以去看看，也表示一下我们的关心。
胡政一口答应。年底，胡政和副局长刘一喜到浏阳出差，顺便去苍坊村看望了胡耀福一家。没有想到，胡耀福一家除了农具和最基本的生活用具外，几乎家徒四壁。一个老革命的家境如此清寒，使胡政很难过。胡耀福的小儿子胡德资上年结婚，婚礼难免要花些钱，过日子更显得紧巴。
从胡耀福家里出来后，两位岳阳客人都说，没有想到胡耀邦的老哥生活这么困难！我们要是能帮助就应该帮助一把。此后，胡政帮助胡耀福所在的生产队乃至公社买过几次化肥，大都由胡德资接洽，胡德资的机敏、随和给胡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几次见面后，胡政和胡耀福父子渐渐熟悉。1980年5月的一天，胡耀福对胡政谈起小儿子胡德资。胡耀福说，当年耀邦是发过话的，德资上了初中以后可以到北京上高中。没想到“文革”一来，德资没有去成北京，结果读书不多。现在家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收入很低。其实，要是去不成北京，能去你们岳阳县物资局也好呀。
胡耀福随口一说，胡政听者有意，就向岳阳县委书记许志龙作了汇报。他请示说，能不能将胡德资调到岳阳县物资局招待所当一名工人？
胡耀福和弟弟的争吵
许志龙是胡耀邦的老部下，他对老上级胡耀邦有很深的感情，听说胡耀邦的哥哥生活如此困难，心里感到不安。许志龙对胡政说，耀邦是我们的老领导，县委出于对老同志的关心，安排他的一个侄子到岳阳当工人，也不是不能办，但是要常委会集体决定才行。而且我知道，耀邦对自己、对亲属要求很严，我们要办这件事，没有他的同意是不行的。这件事，如果他给我说能办，才可以办，至少也要李昭打个电话、写个条子才好办呀。
许志龙在随后召开的县委常委会上通报了此事，与会常委们纷纷表示，许书记说得有理。他们大都认识和尊敬胡耀邦，而且也为老上级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承担的历史责任而骄傲。就在这年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全会上，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担任总书记。
在这次岳阳县委常委会上，有一位常委对许志龙说，我们关心一下耀邦家里，是好事。但这个事确实要让耀邦知道。不然的话，以我对耀邦的了解，是要挨批评的，而且首先挨批评的就是你许书记。
恰巧，再过些天胡耀福要去北京看望弟弟。于是，胡政拿起电话要通了胡耀福，请他和胡德资一起到岳阳来。胡政在电话里说，他将陪胡耀福一起去趟北京，把安排胡德资的事向胡耀邦说一下，至少也要告诉李昭，争取他们的同意。
胡耀福、胡德资父子马上赶到岳阳，当下买好了火车票。胡德资给婶婶李昭发了一个电报，告知火车抵京时间。次日，胡耀福、胡德资、胡政来到北京胡耀邦家中。
也许是知道哥哥来了，那天胡耀邦回家吃午饭。饭前，兄弟俩见面，说了些家乡事，很是融洽。胡耀福一看机会合适，就把岳阳县领导同意调德资到岳阳县物资局招待所当工人的事告诉了弟弟。胡耀福婉转地表示，希望弟弟能够同意，至少也给予默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