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9日，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发布的公报中，提到了一个关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公报称：“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计划生育”曾经被作为“基本国策”进行广泛宣传，进而成为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牵涉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生活准则。从“只生一个好”、“一对夫妇一个孩”等口号，到独生子女费的发放，再到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更有基层政府和单位的“严防死守”、“人流”、“罚款”等相应措施，可以说，“计划生育”作为近30年的集体记忆，已经成为深刻影响中国人生活的重要方面。而今，这一“国策”发生了改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有媒体发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初，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曾经发出一封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言辞恳切，把实施控制人口增长的历史、现实考虑和盘托出。其中，似乎不经意地提到了一句话：“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因此，被有的专家解读为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就是“说好了，就实施30年”。在35年后的今天，将这一政策进行调整，让更多的家庭拥有“二孩”，是执政党履行当初承诺、顺应时代变化的举措。
　　应该说，人口政策的调整已成为近两年改革发展的最大亮点，为很多领域停滞不前、艰难推进的改革作出了示范。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到放开“二孩”政策时，紧接着的一句话是“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句话道出了调整人口政策的最重要初衷和最现实的考量，就是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社会进入老龄化阶段，必须采取一定的应对手段，为未来的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能量和动力。如果说，“一孩”政策影响了过去30年的中国社会基本形态和发展路径，“二孩”政策就是要影响未来30年的社会发展；是“走一步看30年”的战略决策。
　　在这样的“改革大业”面前，新生儿浪潮是否到来、2016年多出生多少人、生育服务能否跟上等等猜测、预判都属于“眼前问题”。对于现有的1.5亿独生子女家庭这样庞大的基数而言，每年多出生 300万还是800万孩子，都意味着亮起了政策转向的“信号灯”，具体对整个社会带来何种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当然，面对这一国策转变，最为纠结的是70后、80后，60后已过生育期，70年可能勉强追赶，80后面临着极为现实的生活压力，“生，还是不生”将成为今后十多年里困扰很多中国家庭和必然要作出选择的问答题。
　　30年弹指一挥间，穿透一路走来的历史云烟，人们发现，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度过了无数改革路上的激流险滩，不管是曾经一度令人心悸的预言“人口爆炸”，还是生育意愿逐渐降低的“人口负增长”现象，再到实际困扰未来家庭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可以说，全社会对人口的认识不断转变和加深。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包袱，还是促进经济不断进步的不竭资源，是遏制人口老龄化的重大举措，还是对环境承载能力带来新的压力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30年不断拷问过社会和决策者，未来30年，也会不断带来新的追问和思考。
　　也有人疑惑，在众多改革领域，为何是“二孩”政策最为顺利和获得了较早的突破。一方面，与1980年就承诺、当时已经意识到的人口政策30年调整周期有关，已经到了调整的时候，具备“天时、地利”的因素。同时，放开“二孩”政策，让人们有更为自由和多样的生育选择，也广受社会欢迎、实施起来阻力较小，具备了更为重要的“人和”因素。2015年4月，有媒体向有关官员询问：是否马上放开“二孩”政策，得到的回答是“没有这个可能”。而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作用下，“二孩”政策顺利放开的速度让很多观察家感到“意料之外”，但实际上，也是改革逻辑和社会意识的“情理之中”。
　　接下来，“二孩”政策还要通过人大立法的形式，将执政党的意志和决策变为国家行动。可以预见的是，在人大审议通过之后，就是“二孩”政策全面落地的时刻。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生育意愿和生育率降低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社会现实。出于经济考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会选择“不生”或“少生”，而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可能更多地成为放开“二孩”政策的重要受益者。不管“生，还是不生”，给了亿万人民更多的生育选择权，是实实在在的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