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新冠疫情急剧恶化。美国作为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正经历疫情暴发以来最糟糕的一段时期：新增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持续创下新高，每天有数千名美国人死于新冠。
　　在此危急关头，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辉瑞–BioNTech和莫德纳两款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美国的首批疫苗主要供给2000多万医护人员和300多万长期护理机构的老年人。
　　据统计，全美目前仅有100万人左右完成了首次注射。按照两款疫苗的设计，首次注射3周或4周后，需要进行第二次注射。要完成这两类首要人群的覆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更糟糕的是，疫苗已经开始引发一系列不良反应。从2020年12月阿拉斯加州的一名医护人员在接种疫苗后发生严重过敏反应之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多起疫苗引发的不良反应。
　　很多民众开始担心疫苗的安全性。据调查统计，目前有三成以上的美国人对疫苗保持观望，希望等其他人接种之后自己再考虑，两成的人则明确表示即便食药监局完全批准新冠疫苗，自己也不愿意接种。
　　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名流和富豪正在动用各种社会关系和资源，试图“插队”获得疫苗的优先接种权。据多家美媒报道，这些人愿意支付数以万计的美元现金，换取优先打疫苗的机会。
　　有患者直接向医院询问捐款是否可以换疫苗。监管机构担心早期疫苗的短缺会导致黑市的繁荣，最终有关系的人总有渠道获得疫苗。
　　多名联邦参议员、众议员和州长目前已经接种疫苗，其中包括多名曾经无视或淡化疫情、拒戴口罩、高调违反防疫规定的共和党籍官员，这已经招致民怨。
　　这些官员所打的疫苗至今来源不明，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这些疫苗并非来自分配给各州和5个联邦机构的部分，而是“另外单独分配的，具体细节保密”。

谁该优先注射疫苗？

　　第一批疫苗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也让社会上开始出现针对疫苗的伦理问题争论。按照美国疾控中心的建议，第一批接种疫苗的是频繁接触病毒的医护工作者，和缺乏亲人照料的长期护理中心老人。
　　接下来是在一线提供必需服务的工种，例如警察、消防员、邮递员、教师和公共交通运营人员等，以及易感的75岁以上老人。然后是65～74岁的老人、16～64岁有健康问题的高风险人群，以及其他核心保障部门的工作人员，最后疫苗会逐渐覆盖到更多群体。
　　值得一提的是，疾控中心作为联邦机构，仅仅是就接种顺序提供建议。疫苗的具体分配和接种最终还是由各州负责。事实上，确实有一些州拒绝按照疾控中心建议的顺序进行接种工作。
　　比如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这两个由共和党政客把持的州，决定让全州65岁以上的老人排在基础服务人员之前。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称：“我们不能让年轻健康的工人排在易感的长者之前。疫苗应该优先提供给风险最大的群体，那就是我们的老年人。”
　　这两个州的决定立刻引起了争议。缅因州疾控中心主任尼拉夫·沙赫认为，很多身体健康的年长者能够在家与人保持距离，感染风险并没有一线人员大。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伦理和卫生政策专家哈拉尔德·施密特教授认为，老年群体中白人更多，因为美国社会的结构让白人寿命更长。与其给这些既得利益者更多的好处，不如把公共卫生资源分配给弱势群体。
　　除此之外，应当如何划分“一线人员”，同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例如，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家马克·利普西奇教授认为，教师不应该被划为一线人员，“因为教师群体里通常白人居多”。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弗朗辛·布劳则反对这一观点，她给出的理由是，无法远程工作的一线人员通常是有色人种，他们急切需要教师帮助照顾他们的孩子。
　　在此次疫情中，有色人种确实受到了更严重的冲击。美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感染率分别是白人的1.4倍和1.8倍，住院率是白人的3.7倍和4倍，死亡率是白人的2.8倍和2.6倍—只有亚裔由于更重视疫情等文化因素，受到的冲击和白人相仿。

　　疫苗接种问题牵涉非常复杂的身份政治、种族问题、移民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这些都是美国社会长期以来的内部矛盾。随着美国近年来“政治极化”现象愈发严重，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也越来越大。
　　频繁的党争不仅无法解决新冠疫情这类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甚至还会造成全社会的进一步分裂。

是否应该强制接种？

　　在美国，关于不同社会人群的接种先后顺序，已经引发了激烈的争执。不同州甚至不同县各自为政，无法就疫苗政策达成共识，这必然会对全国整体的防疫工作带来不确定因素。
　　然而眼下更棘手的问题是，美国疾控中心紧急授权使用的两款疫苗事故频发，让很多人对疫苗的安全性产生担忧。在这些高优先级的群体中，究竟有多少人愿意打疫苗？
　　由于目前早期接种的两款疫苗尚未获得完全许可，政府自然不可能强制接种。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专家莉萨·普罗瑟教授指出，由于新冠疫苗的储存标准极其苛刻，有效期并不长，如果优先级高的群体中有人不愿意打疫苗，机会只能顺移到后面一级的人群。 　　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指出，美国为了达到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群体免疫”，而非英国首相约翰逊等政客为掩饰政府放弃防疫所提出的假“群体免疫”，需要有九成人口获得免疫。然而，目前仅有约五成的美国人表示愿意接种疫苗，理想和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
　　拜登在不久前表示，上台之后不会强制美国人打疫苗。这意味着即便到了2021年3–4月，疫苗供应基本充足且获得食药监局全面认证的时候，很多美国人还是不会接种新冠疫苗。这对于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美国无疑是个不利的消息。
　　在美国，反疫苗运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多美国人愿意相信阴谋论，或者因为其他理由惧怕疫苗，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一个影响深远的公共卫生事故就是“卡特事件”。
　　美国法院认为卡特实验室即使没有违法违规，但是违背了“疫苗会让人免于病症而不是染上病症”的愿景，因此仍然需要承担“无过失的责任”，向受害者支付赔偿。
　　这一判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让公众重建对疫苗的信心，但是随后发生的一起事件再次破坏了公众的信任。
　　1976年1月，美国新泽西州迪克斯堡陆军基地发现了猪流感。时任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为了竞选连任高调渲染疫情。他对媒体称，即将到来的疫情严重性，可能堪比1918年造成数十万美国人死亡的“西班牙大流感”。
　　福特内阁的卫生部长戴维·马修斯宣称，政府如果不采取行动，将会有100万人死于疫情。福特认为美国人必须全民接种疫苗，不明就里的国会也通过了上亿美元的疫苗拨款。
　　福特为了打消疫苗生产商的疑虑、加快疫苗的制造，当年7月向国会提议为医药公司提供“免责保护”—确保万一生产出来的疫苗造成了问题，这些医药公司也不必承担赔偿。
　　不到一个月后，国会参众两院就迅速通过了这条法案。就这样，在疫情发现后不到9个月，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民接种计划仓促上马。近四成的美国人接种了新猪流感疫苗。

　　在接种计划开始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多个州开始陆续报告疫苗引发患者出现神经系统的问题。最终据估测，全国有数百名接种者患上“格林-巴利综合征”，其中至少30人因此死亡。
　　到了年底，政府不得不中止接种计划，福特也在当年的选举中落败。事后证明，当时发现的猪流感病毒杀伤力远远小于西班牙大流感病毒，而所谓的“疫情”从来就没有扩散到迪克斯堡以外的任何地方。
　　这一事件给无数美国人留下“疫苗比疫情害死更多人”的痛苦回忆，导致美国人对疫苗的心理阴影至今依然无法抹去。

“疫苗政治”悖论

　　自那之后，鲜有政客公开推销疫苗。不久前在《美国医学会电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显示，政客积极支持或宣传疫苗，只会让美国老百姓对疫苗产生更强烈的抵触情绪。
　　论文称，特朗普的支持会让被调查者更不愿意打疫苗;如果换成拜登支持，結果也没好到哪去。只有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这类专业机构宣布支持疫苗，才会让更多的老百姓愿意接种。
　　这就是美国疫苗政治的悖论：政客需要让老百姓接受疫苗，但是又不能太热烈地表示支持。这可能也是拜登早早表态不会强制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的原因之一。

　　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及中央和地方对于疫苗接种工作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美国政府无法实行强制接种政策，大量美国民众对疫苗有信任问题，种种因素决定了新冠疫苗的问世，很难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国的疫情。
　　美国社会中由于疫苗接种引发的种种争议，和背后复杂的伦理问题，值得全世界深思。
　　民主党人虽然一直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支持者无视疫情而组织反对隔离、要求复工等聚集活动，但在黑人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发生后，民主党发现了扳倒特朗普的机会，又突然转向支持民众上街游行，同样是为了自己的选票，而增加美国人感染的风险。
　　近来，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民主党籍市长迈克尔·汉考克在社交网络发布信息呼吁，民众假日居家隔离不要出行。30分钟后，他就乘飞机前往密西西比州度假了;加州民主党籍州长纽瑟姆一边告诉加州人重新考虑节日计划，一边被拍到和11个朋友在豪华餐厅聚餐。
　　有这些言行不一的政客做榜样，美国的疫情当然难以得到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