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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悲剧意识来源于人类生存实践中的悲剧性心理体验，表现在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等多种冲突形式。
【关键词】历史题材电视剧 悲剧性 冲突
一切文化艺术形态中凝结的悲剧意识都来源于人类能动的生产劳动实践，关涉着人类生命旅途中积聚的悲剧性体验。历史题材电视剧因其对历史内容的表现，往往更容易与悲剧性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人类生存的悲剧意识。
人类自身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悲剧意识逐步觉醒、深化与裂变的历史。悲剧意识是属人的生命意识，只有人才能体察到生命过程中的忧伤、苦恼、痛苦与不幸。马克思曾经说过：“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
人类的生产实践与从中产生的自我意识使人类自身逐步摆脱了动物性的存在，但是“意识到自我存在”的原始初民首先面对的并不是一幅充满欢乐与快慰的生活图景，与刚刚挣扎着站起来的原始人类相比，自然力量显得如此强势与神秘莫测，暴雨、山洪、虫害……任何一次自然的暴怒都可以将人类置于倾覆的境地。由于原始初民尚无法认识并掌握改造自然的途径与工具，因此，人类一方面需要承担“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与“受动的存在物”所必然承受的生存胁迫与苦难，另一方面人同时作为“赋有自然力、生命力的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又可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胁迫与苦难，并从这种苦难的生命体验中产生原始形态的悲剧意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步认识到自然现象的客观本质，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在与自然力量的对峙状态中不仅能趋利避害，减少与之搏斗过程中的损失，还能将某些自然能量为我所用，将其驯服于人类预设的轨道之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由自然力量造成的人类苦难与不幸至此消隐于无形，“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语）某些自然力量至今不能被人类避免和控制，比如火山喷发、地震、不断产生的疾病等，人类某些短视的生产活动又不断制造出新的环境灾难，比如过度开垦造成的水土流失、沙尘暴肆虐等，人类科学技术的不完善也在不断制造各种难以预料的悲剧与灾难，比如沉船事故、核泄漏、航空事故等等。“这说明我们对自然的支配是相对的，自然作为异己力量对于人得生命活动的压抑破坏往往与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命活动相伴随。”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叙事时空上聚焦于中国古代、近代历史，在这一历史时段中，中国社会尚处于“敬天命”的牢笼，自然力量所造成的苦难还常常充当剧情叙事的悲剧动因或背景。比如在《汉武大帝》中，连日暴雨成灾，黄河南岸决口，淹没大量民田。刘彻招见窦婴，问为何总堵不上南岸的决口。窦婴告知北岸地势低，但那里的田是田蚡、王太后的私田。刘彻命窦婴持节扒开北岸提防，淹没北岸贵族私田，以救南岸。由此引发了窦婴与田蚡、王太后之间的权力斗争，并直接导致了窦婴、灌夫被诛、田蚡变疯的政治悲剧；《雍正王朝》开篇处，黄河暴涨，十几道河堤缺口，电视剧以一长段镜头表现了上百万灾民流离失所的悲惨场景，从而将赈灾治患的四阿哥胤禛从一开始就推上了躬耕一生、被人误解、孤独痛苦的悲剧性道路；《大明宫词》中的公主诞生之前，长安城阴雨连绵，为人物的出场造就了悲哀的历史氛围；当朝堂之上文武百官在一片抑郁无力的气氛中讨论黄河水患时，公主的小儿行为却被武则天借用来化解了水患之灾，对自然灾难的戏谑化处理在某种程度上寓示了公主一生纠结于政治权力的悲剧性命运。《天下粮仓》中天气干旱所造成的土地龟裂、饿殍遍地的悲惨镜像更是整部剧情不可或缺的灾难性历史背景。
在原始社会中，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弱小的原始初民为了解决温饱、繁衍种族，不得不团结在一起，共同抵御强大的自然力量。每一个生命个体只有在依附于原始部落的情况下才能生存下去。在原始部落中，除了部落首领对部族的统领关系以及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之外，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基本处于平等的状态，换言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比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随着部落猎获食物的增多，因剩余财富的出现，部落中开始萌生私有价值观念并逐步替代了原始社会中的公有制观念，阶级社会由此产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人与自然的矛盾主导地位逐渐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所代替”。人作为“有情欲的存在物”（马克思语），生命的个体性价值开始逐步凸显。在古希腊社会，尽管人类与不可捉摸的神秘命运之间的关系占据话语的主导地位，但许多悲剧艺术作品中，悲剧主人公往往以蓬勃的悲剧激情展现了属于生命的个体性色彩，比如俄狄浦斯对“我是谁”的执着追寻，安提戈涅坚持己见的“一意孤行”，美狄亚冲决一切、决不妥协的凌厉逼人，他们身上所呈现出的强烈个性特征恰如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中镌刻的神谕“认识你自己”那样，为人类个体价值的显现开辟了道路。但是到了中世纪，希腊社会中个体生命价值的萌芽惨遭扼杀，在基督神学的统治下，人类群体匍匐在上帝脚下，人类群体如何摆脱苦难，实现向“神”的价值飞升成为主导的伦理叙事，个体的价值被弃之不顾。文艺复兴时期，在结束了神学统治之后，在汲取、复活古希腊精神的旗帜下，人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并得到了人们的热情礼赞，莎士比亚在其名作《哈姆雷特》中借人物之口极力称颂人的品性，“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对人之价值的高扬，人们开始日益关注生命个体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一方面工业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丰富，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与财富积累却创造了异化劳动，“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异化劳动使人们一方面开始以整体眼光观照生命个体的悲剧性体验。比如叔本华就认为人的一生都充满了痛苦，痛苦的根源源于生命意志不可遏止的生命欲求，“人是一个由许多难以满足的需求组成的复杂体，并且，如果他感到满意了，他所得到的就是一种没有感知的状态，只能在其中放弃自己，陷入空虚和无聊。”“事实上，欲求和厌倦是人类生活的两个支柱。”人生不过是痛苦与空虚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恰如尤金﹒奥尼尔说的那样：“悲剧并非我们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吗？我们本身就是悲剧，是已经写成和尚未写成的悲剧中最令人震惊的悲剧。”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被迫经商后，总是不甘寂寞，为此他带着几个跟班走南闯北，买茶山、贩丝绸，一路高歌猛进，创下了乔家生意的繁盛局面。但是当他因忤逆官府、触怒朝廷并被限制在山西境内后，由于“汇通天下”的欲求受阻，乔致庸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他形神憔悴、神情落寞，甚至经常愤恨地用手锤击桌椅；但是到了晚年时期，乔致庸“汇通天下”的人生理想终于得以实现，他又陷入了深深的空虚与无聊中，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来，甚至当陪伴他一生的妻子陆玉菡在他面前不远的地方倒毙，家中伙计急切地大喊大叫时，他竟不为所动，冷冷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转引自佴荣本：《文艺美学范畴研究：论悲剧与喜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佴荣本：《文艺美学范畴研究：论悲剧与喜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3]佴荣本：《文艺美学范畴研究：论悲剧与喜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5][德]叔本华：《探寻人生痛苦之源》，杨珺译，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6、19页。
[6]赵凯：《悲剧与人类意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关键词】历史题材电视剧 悲剧性 冲突
一切文化艺术形态中凝结的悲剧意识都来源于人类能动的生产劳动实践，关涉着人类生命旅途中积聚的悲剧性体验。历史题材电视剧因其对历史内容的表现，往往更容易与悲剧性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人类生存的悲剧意识。
人类自身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悲剧意识逐步觉醒、深化与裂变的历史。悲剧意识是属人的生命意识，只有人才能体察到生命过程中的忧伤、苦恼、痛苦与不幸。马克思曾经说过：“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
人类的生产实践与从中产生的自我意识使人类自身逐步摆脱了动物性的存在，但是“意识到自我存在”的原始初民首先面对的并不是一幅充满欢乐与快慰的生活图景，与刚刚挣扎着站起来的原始人类相比，自然力量显得如此强势与神秘莫测，暴雨、山洪、虫害……任何一次自然的暴怒都可以将人类置于倾覆的境地。由于原始初民尚无法认识并掌握改造自然的途径与工具，因此，人类一方面需要承担“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与“受动的存在物”所必然承受的生存胁迫与苦难，另一方面人同时作为“赋有自然力、生命力的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又可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胁迫与苦难，并从这种苦难的生命体验中产生原始形态的悲剧意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步认识到自然现象的客观本质，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在与自然力量的对峙状态中不仅能趋利避害，减少与之搏斗过程中的损失，还能将某些自然能量为我所用，将其驯服于人类预设的轨道之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由自然力量造成的人类苦难与不幸至此消隐于无形，“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语）某些自然力量至今不能被人类避免和控制，比如火山喷发、地震、不断产生的疾病等，人类某些短视的生产活动又不断制造出新的环境灾难，比如过度开垦造成的水土流失、沙尘暴肆虐等，人类科学技术的不完善也在不断制造各种难以预料的悲剧与灾难，比如沉船事故、核泄漏、航空事故等等。“这说明我们对自然的支配是相对的，自然作为异己力量对于人得生命活动的压抑破坏往往与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命活动相伴随。”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叙事时空上聚焦于中国古代、近代历史，在这一历史时段中，中国社会尚处于“敬天命”的牢笼，自然力量所造成的苦难还常常充当剧情叙事的悲剧动因或背景。比如在《汉武大帝》中，连日暴雨成灾，黄河南岸决口，淹没大量民田。刘彻招见窦婴，问为何总堵不上南岸的决口。窦婴告知北岸地势低，但那里的田是田蚡、王太后的私田。刘彻命窦婴持节扒开北岸提防，淹没北岸贵族私田，以救南岸。由此引发了窦婴与田蚡、王太后之间的权力斗争，并直接导致了窦婴、灌夫被诛、田蚡变疯的政治悲剧；《雍正王朝》开篇处，黄河暴涨，十几道河堤缺口，电视剧以一长段镜头表现了上百万灾民流离失所的悲惨场景，从而将赈灾治患的四阿哥胤禛从一开始就推上了躬耕一生、被人误解、孤独痛苦的悲剧性道路；《大明宫词》中的公主诞生之前，长安城阴雨连绵，为人物的出场造就了悲哀的历史氛围；当朝堂之上文武百官在一片抑郁无力的气氛中讨论黄河水患时，公主的小儿行为却被武则天借用来化解了水患之灾，对自然灾难的戏谑化处理在某种程度上寓示了公主一生纠结于政治权力的悲剧性命运。《天下粮仓》中天气干旱所造成的土地龟裂、饿殍遍地的悲惨镜像更是整部剧情不可或缺的灾难性历史背景。
在原始社会中，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弱小的原始初民为了解决温饱、繁衍种族，不得不团结在一起，共同抵御强大的自然力量。每一个生命个体只有在依附于原始部落的情况下才能生存下去。在原始部落中，除了部落首领对部族的统领关系以及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之外，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基本处于平等的状态，换言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比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随着部落猎获食物的增多，因剩余财富的出现，部落中开始萌生私有价值观念并逐步替代了原始社会中的公有制观念，阶级社会由此产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人与自然的矛盾主导地位逐渐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所代替”。人作为“有情欲的存在物”（马克思语），生命的个体性价值开始逐步凸显。在古希腊社会，尽管人类与不可捉摸的神秘命运之间的关系占据话语的主导地位，但许多悲剧艺术作品中，悲剧主人公往往以蓬勃的悲剧激情展现了属于生命的个体性色彩，比如俄狄浦斯对“我是谁”的执着追寻，安提戈涅坚持己见的“一意孤行”，美狄亚冲决一切、决不妥协的凌厉逼人，他们身上所呈现出的强烈个性特征恰如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中镌刻的神谕“认识你自己”那样，为人类个体价值的显现开辟了道路。但是到了中世纪，希腊社会中个体生命价值的萌芽惨遭扼杀，在基督神学的统治下，人类群体匍匐在上帝脚下，人类群体如何摆脱苦难，实现向“神”的价值飞升成为主导的伦理叙事，个体的价值被弃之不顾。文艺复兴时期，在结束了神学统治之后，在汲取、复活古希腊精神的旗帜下，人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并得到了人们的热情礼赞，莎士比亚在其名作《哈姆雷特》中借人物之口极力称颂人的品性，“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对人之价值的高扬，人们开始日益关注生命个体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一方面工业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丰富，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与财富积累却创造了异化劳动，“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异化劳动使人们一方面开始以整体眼光观照生命个体的悲剧性体验。比如叔本华就认为人的一生都充满了痛苦，痛苦的根源源于生命意志不可遏止的生命欲求，“人是一个由许多难以满足的需求组成的复杂体，并且，如果他感到满意了，他所得到的就是一种没有感知的状态，只能在其中放弃自己，陷入空虚和无聊。”“事实上，欲求和厌倦是人类生活的两个支柱。”人生不过是痛苦与空虚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恰如尤金﹒奥尼尔说的那样：“悲剧并非我们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吗？我们本身就是悲剧，是已经写成和尚未写成的悲剧中最令人震惊的悲剧。”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被迫经商后，总是不甘寂寞，为此他带着几个跟班走南闯北，买茶山、贩丝绸，一路高歌猛进，创下了乔家生意的繁盛局面。但是当他因忤逆官府、触怒朝廷并被限制在山西境内后，由于“汇通天下”的欲求受阻，乔致庸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他形神憔悴、神情落寞，甚至经常愤恨地用手锤击桌椅；但是到了晚年时期，乔致庸“汇通天下”的人生理想终于得以实现，他又陷入了深深的空虚与无聊中，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来，甚至当陪伴他一生的妻子陆玉菡在他面前不远的地方倒毙，家中伙计急切地大喊大叫时，他竟不为所动，冷冷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转引自佴荣本：《文艺美学范畴研究：论悲剧与喜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佴荣本：《文艺美学范畴研究：论悲剧与喜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3]佴荣本：《文艺美学范畴研究：论悲剧与喜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5][德]叔本华：《探寻人生痛苦之源》，杨珺译，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6、19页。
[6]赵凯：《悲剧与人类意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