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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人嗜品茗饮茶是出了名的，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去处，或独处一室，或好友相聚，或豪饮，或细酌，都能品出不同的味道来。
明代中期，吴门画家沈周（1427—1509）住在离常熟仅一垧地的相城，经常往来常熟探亲访友。有一次他到常熟看望好友朱守拙，适外出到城中买药不遇，沈周来到常熟文人陈蒙的东庄。东庄是陈蒙所筑的园林，陈蒙经常与文友流觞其间，沈周也是常客。在书房“印溪书舍”沈周作了一幅朱守拙写真图，算是送给朱守拙的礼物。陈蒙在画上题诗：“野藤刺水竹篱斜，落尽东风枳壳花。日午不闻茶臼响，春城买药未还家。”
枳壳花开是在春季，这位朱守拙先生的饮茶方法还是唐宋人的饮茶方法，即把茶叶碾成末，揉成团，压成饼，诗中提到的茶臼就是碾茶的专用工具，宋代诗人秦观留有《茶臼》诗。这种饮茶习惯到了明以后慢慢被改变。沈周未能品尝到朱守拙泡制的茶而带有一丝遗憾。
常熟种茶最迟不晚于明代。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毛晋，他的好友严陵秋爱好金石碑帖，家中藏书丰富。初夏的一天，毛晋带了虞山剑门出产的茶叶到城区草荡严家访书。席间严陵秋拿出最钟爱的定窑茶具，一边煮泉泡茶，一边从柜子里拿出珍藏的秘籍，展开在桌子上。庭园中遍种兰花，一株茉莉花翠色染人，高出屋檐，毛晋一看原来是去年冬自家丢掉的枯枝，没想到经过精心培育，在这里已长出新枝。佳茗因好杯而增色，名花因常莳而添彩，宝笈因室雅而夺目，真人生一大乐事。毛晋有感而发，赋诗一首《虞山绝顶茶》：
“从来尘外物，每向静中生。味胜真堪惜，风高莫敢名。睡魔偏合破，羽翼自然成。七碗香盈颊，应知减酒情。”
对产自家乡的绿茶可谓赞赏有加，而饮茶方法已和今人无异。
清代女诗人蒋季锡把自家茶园中出产的新茶寄给儿子写下的诗：“才交谷雨摘旗枪，焙得春茗寄远尝。画省烹时须细品，可能比并婺源香。”诗中告诉我们茶叶采摘的时间是在谷雨，品种是旗枪，当时常熟种茶、品茶已十分普遍。
说到茶，就要说钱椿年的一部《茶谱》。常熟奚浦钱氏，世家素封，为常熟世家大族，沿奚浦塘而居，明末著名文人钱谦益就出于这个家族。钱椿年（1456—1546），字宾桂，号友兰。祖父钱宽、父亲钱颐。因为从小跟随父亲打理家事，以种田为业，所以读书很少。男耕女织，勤俭持家，家业日隆。他热情好客，凡是文士来访必摆宴席隆重招待。看到有的文人无力出版著作，他出重金资助出刊。钱椿年嗜茶，晚年他把饮茶心得编成《茶谱》，并交儿子钱学刻刊出版，成为研究明代茶叶的一部重要文献。
此书完成于嘉靖十八年（1539），初名《制茶新谱》，一经问世，即得到好评。有人以椿兰茶桂四个钱椿年名、字、号和书名中带木的字评价道：此谱“宜其比馨于桂，采芬于兰，较润于茶，而年且几于椿也”，希望此书能够广泛流传延续。明代赵之履根据此书辑成《茶谱续编》作为姐妹篇。赵之履在《茶谱续编》跋云：“友兰钱翁，好古博雅，性嗜茶。年逾大耋，犹精茶事。家居若藏若煎，咸悟三昧，列以品类，汇次成谱，属伯子奚川先生梓之。”赵之履是钱椿年友人，且均为好茶之士，因赵氏家藏“王舍人孟端竹炉新咏故事及昭代名公诸作”，与钱氏《制茶新谱》甚合，故由钱椿年促成此书，并附于钱氏书之后。这里提到的王舍人即无锡人王绂（1362—1416），擅诗工画，在永乐年间官至中书舍人，故称王舍人。竹炉，外为竹编制，内为石胆，异常精美。王绂因眼疾在无锡惠山听松庵中疗养，听松庵性海禅师请湖州竹匠依照古制特制此炉。王绂眼疾治愈后与性海和好友一起在庵中煮茶品茗，王绂作画题诗，并请当地名流写诗作赋，由听松庵性海禅师收藏。时间发生在洪武二十八年（1385）。其后，性海禅师到苏州虎丘寺作住持，性海把此炉赠与好友潘克诚。到六十多年后的成化年间，潘氏后人又转赠给杨孟贤。成化十二年（1476），无锡人秦夔四处寻访到此炉下落，携归惠山听松庵。名流再次云集一堂，于是就有了第二次题咏。成化十九年（1483），炉外边的竹编已经损坏，请竹工重做，无锡文人盛顒再次发起第三次题咏。赵之履续编的内容主要就是编辑三次活动的题跋和诗文。
嘉靖二十年（1541），苏州顾元庆认为钱椿年的书“收采古今篇什太繁，甚失谱意”，所以“余暇日删校，仍附王友石竹炉并分封六事于后，当与有玉川之癖者共之也。”所谓删校仅把钱椿年撰的序言和书中的炙茶一则删去，而对赵之履《续编》之内容则大部删除，仅保留了“王友石竹炉并分封六事”，即现谱中的茶效之后部分，并改名《茶谱》占为己有出版，从此钱椿年和赵之履的原著反而失传。
在常熟博物馆收藏的万历二十年章秩刻本《海虞钱氏家乘》中保留了钱椿年《茶谱》的自序：
茶性通利，天下尚之。古谓茶者，生人之所日用，盖通论也。后世品类益繁，嗜好尤笃。王褒有约，卢仝有歌，陆羽有经；李白得仙人掌于玉泉山中，欲长吟以播诸天，皆得趣而忘言者也。予在幽居，性不苟慕，惟于茶尝属爱焉。故临风坐月，倚山行水，援琴命奕，茶之助予兴者最多。而予亦未有一日遗于茶者。然茶每予益而予不能著茶，是茶不弃予，予自弃于茶也多矣。故集茶谱一编，使明白简便，与好事者共焉。由真味以求真适，予亦可以少禆于茶云耳。未敢与趣深言扬者丽也。呜呼！蓬莱山下，清风之梦，倘来卢石家中金茎之杯暂辍，惟雅致者成之。
钱椿年非常好客，喜欢结交朋友，常与好友一起品茶论道，纵论天下，谈说平生，故此书是他饮茶经验的积累。现在我们看到的经顾氏整理后的《茶谱》一书分茶略、茶品、茶艺、茶效等九部分共一千四百余字，加上赵之履续编的九百多字，共计二千三百余字。条目式提纲挈领，简约而实用。他认为“煎茶四要”的关键是选择好水、洗茶、候汤、择品。煎茶的水如果不甘美，会严重损害茶的香味；烹茶之前，先用热水冲洗茶叶，除去茶的尘垢和冷气，这样，烹出的茶水味道甘美；煎汤须小火烘、活火煮，活火指有焰的木炭火，煎汤时不要将水烧得过沸，才能保存茶的精华；茶瓶宜选小点的，容易控制水沸的程度，在点茶注水时也好掌握分寸，茶盏宜用建安的兔毫盏。“点茶三要”：涤器、茶盏、择品。点前先将茶器洗净；茶盏是茶面聚乳的关键；烹点之际，不宜以珍果香草杂之，能夺香的有松子、柑橙、杏仁、莲心、木香、梅花、茉莉、蔷薇、木樨之类，能夺色的有柿饼、胶枣、火桃、杨梅、橙桔之类，所以想饮好茶，只有去掉各种花果才能真正品味茶的清纯甘美。如果同时夹杂花果香料，茶的真香、真味、真色就会被混淆而分辨不出。如果饮茶时一定需要佐食茶果，那么，核桃、榛子、瓜仁、枣仁、菱米、榄仁、栗子、鸡头、银杏、山药、笋干、芝麻、莒蒿、莴苣、芹菜等等特别经过精加工的或许还可以用些。介绍的都是明代茶叶的冲泡、饮用方法，比较接近日常生活。对于我们今天掌握饮茶、品茶要领，还是有非常针对性的指导意义。在“茶效”中说“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明确提出饮茶使人少生病，目的在于养生，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钱椿年本人也是饮茶的受益者，体质相当好，在冬天从不穿棉衣，也不近火，活到九旬，无疾而终。
饮茶进入寻常百姓家还衍生出一种职业即茶担，在家庭操办婚丧喜庆宴席时，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其功能已不仅仅是饮茶。有一点需要提醒，常熟人每每手捧茶杯，似乎成为常熟人随身携带的标准配置，主要还是用来解渴，慢慢养成的习惯，说明常熟人的饮食总体上是偏咸的。
明代中期，吴门画家沈周（1427—1509）住在离常熟仅一垧地的相城，经常往来常熟探亲访友。有一次他到常熟看望好友朱守拙，适外出到城中买药不遇，沈周来到常熟文人陈蒙的东庄。东庄是陈蒙所筑的园林，陈蒙经常与文友流觞其间，沈周也是常客。在书房“印溪书舍”沈周作了一幅朱守拙写真图，算是送给朱守拙的礼物。陈蒙在画上题诗：“野藤刺水竹篱斜，落尽东风枳壳花。日午不闻茶臼响，春城买药未还家。”
枳壳花开是在春季，这位朱守拙先生的饮茶方法还是唐宋人的饮茶方法，即把茶叶碾成末，揉成团，压成饼，诗中提到的茶臼就是碾茶的专用工具，宋代诗人秦观留有《茶臼》诗。这种饮茶习惯到了明以后慢慢被改变。沈周未能品尝到朱守拙泡制的茶而带有一丝遗憾。
常熟种茶最迟不晚于明代。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毛晋，他的好友严陵秋爱好金石碑帖，家中藏书丰富。初夏的一天，毛晋带了虞山剑门出产的茶叶到城区草荡严家访书。席间严陵秋拿出最钟爱的定窑茶具，一边煮泉泡茶，一边从柜子里拿出珍藏的秘籍，展开在桌子上。庭园中遍种兰花，一株茉莉花翠色染人，高出屋檐，毛晋一看原来是去年冬自家丢掉的枯枝，没想到经过精心培育，在这里已长出新枝。佳茗因好杯而增色，名花因常莳而添彩，宝笈因室雅而夺目，真人生一大乐事。毛晋有感而发，赋诗一首《虞山绝顶茶》：
“从来尘外物，每向静中生。味胜真堪惜，风高莫敢名。睡魔偏合破，羽翼自然成。七碗香盈颊，应知减酒情。”
对产自家乡的绿茶可谓赞赏有加，而饮茶方法已和今人无异。
清代女诗人蒋季锡把自家茶园中出产的新茶寄给儿子写下的诗：“才交谷雨摘旗枪，焙得春茗寄远尝。画省烹时须细品，可能比并婺源香。”诗中告诉我们茶叶采摘的时间是在谷雨，品种是旗枪，当时常熟种茶、品茶已十分普遍。
说到茶，就要说钱椿年的一部《茶谱》。常熟奚浦钱氏，世家素封，为常熟世家大族，沿奚浦塘而居，明末著名文人钱谦益就出于这个家族。钱椿年（1456—1546），字宾桂，号友兰。祖父钱宽、父亲钱颐。因为从小跟随父亲打理家事，以种田为业，所以读书很少。男耕女织，勤俭持家，家业日隆。他热情好客，凡是文士来访必摆宴席隆重招待。看到有的文人无力出版著作，他出重金资助出刊。钱椿年嗜茶，晚年他把饮茶心得编成《茶谱》，并交儿子钱学刻刊出版，成为研究明代茶叶的一部重要文献。
此书完成于嘉靖十八年（1539），初名《制茶新谱》，一经问世，即得到好评。有人以椿兰茶桂四个钱椿年名、字、号和书名中带木的字评价道：此谱“宜其比馨于桂，采芬于兰，较润于茶，而年且几于椿也”，希望此书能够广泛流传延续。明代赵之履根据此书辑成《茶谱续编》作为姐妹篇。赵之履在《茶谱续编》跋云：“友兰钱翁，好古博雅，性嗜茶。年逾大耋，犹精茶事。家居若藏若煎，咸悟三昧，列以品类，汇次成谱，属伯子奚川先生梓之。”赵之履是钱椿年友人，且均为好茶之士，因赵氏家藏“王舍人孟端竹炉新咏故事及昭代名公诸作”，与钱氏《制茶新谱》甚合，故由钱椿年促成此书，并附于钱氏书之后。这里提到的王舍人即无锡人王绂（1362—1416），擅诗工画，在永乐年间官至中书舍人，故称王舍人。竹炉，外为竹编制，内为石胆，异常精美。王绂因眼疾在无锡惠山听松庵中疗养，听松庵性海禅师请湖州竹匠依照古制特制此炉。王绂眼疾治愈后与性海和好友一起在庵中煮茶品茗，王绂作画题诗，并请当地名流写诗作赋，由听松庵性海禅师收藏。时间发生在洪武二十八年（1385）。其后，性海禅师到苏州虎丘寺作住持，性海把此炉赠与好友潘克诚。到六十多年后的成化年间，潘氏后人又转赠给杨孟贤。成化十二年（1476），无锡人秦夔四处寻访到此炉下落，携归惠山听松庵。名流再次云集一堂，于是就有了第二次题咏。成化十九年（1483），炉外边的竹编已经损坏，请竹工重做，无锡文人盛顒再次发起第三次题咏。赵之履续编的内容主要就是编辑三次活动的题跋和诗文。
嘉靖二十年（1541），苏州顾元庆认为钱椿年的书“收采古今篇什太繁，甚失谱意”，所以“余暇日删校，仍附王友石竹炉并分封六事于后，当与有玉川之癖者共之也。”所谓删校仅把钱椿年撰的序言和书中的炙茶一则删去，而对赵之履《续编》之内容则大部删除，仅保留了“王友石竹炉并分封六事”，即现谱中的茶效之后部分，并改名《茶谱》占为己有出版，从此钱椿年和赵之履的原著反而失传。
在常熟博物馆收藏的万历二十年章秩刻本《海虞钱氏家乘》中保留了钱椿年《茶谱》的自序：
茶性通利，天下尚之。古谓茶者，生人之所日用，盖通论也。后世品类益繁，嗜好尤笃。王褒有约，卢仝有歌，陆羽有经；李白得仙人掌于玉泉山中，欲长吟以播诸天，皆得趣而忘言者也。予在幽居，性不苟慕，惟于茶尝属爱焉。故临风坐月，倚山行水，援琴命奕，茶之助予兴者最多。而予亦未有一日遗于茶者。然茶每予益而予不能著茶，是茶不弃予，予自弃于茶也多矣。故集茶谱一编，使明白简便，与好事者共焉。由真味以求真适，予亦可以少禆于茶云耳。未敢与趣深言扬者丽也。呜呼！蓬莱山下，清风之梦，倘来卢石家中金茎之杯暂辍，惟雅致者成之。
钱椿年非常好客，喜欢结交朋友，常与好友一起品茶论道，纵论天下，谈说平生，故此书是他饮茶经验的积累。现在我们看到的经顾氏整理后的《茶谱》一书分茶略、茶品、茶艺、茶效等九部分共一千四百余字，加上赵之履续编的九百多字，共计二千三百余字。条目式提纲挈领，简约而实用。他认为“煎茶四要”的关键是选择好水、洗茶、候汤、择品。煎茶的水如果不甘美，会严重损害茶的香味；烹茶之前，先用热水冲洗茶叶，除去茶的尘垢和冷气，这样，烹出的茶水味道甘美；煎汤须小火烘、活火煮，活火指有焰的木炭火，煎汤时不要将水烧得过沸，才能保存茶的精华；茶瓶宜选小点的，容易控制水沸的程度，在点茶注水时也好掌握分寸，茶盏宜用建安的兔毫盏。“点茶三要”：涤器、茶盏、择品。点前先将茶器洗净；茶盏是茶面聚乳的关键；烹点之际，不宜以珍果香草杂之，能夺香的有松子、柑橙、杏仁、莲心、木香、梅花、茉莉、蔷薇、木樨之类，能夺色的有柿饼、胶枣、火桃、杨梅、橙桔之类，所以想饮好茶，只有去掉各种花果才能真正品味茶的清纯甘美。如果同时夹杂花果香料，茶的真香、真味、真色就会被混淆而分辨不出。如果饮茶时一定需要佐食茶果，那么，核桃、榛子、瓜仁、枣仁、菱米、榄仁、栗子、鸡头、银杏、山药、笋干、芝麻、莒蒿、莴苣、芹菜等等特别经过精加工的或许还可以用些。介绍的都是明代茶叶的冲泡、饮用方法，比较接近日常生活。对于我们今天掌握饮茶、品茶要领，还是有非常针对性的指导意义。在“茶效”中说“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明确提出饮茶使人少生病，目的在于养生，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钱椿年本人也是饮茶的受益者，体质相当好，在冬天从不穿棉衣，也不近火，活到九旬，无疾而终。
饮茶进入寻常百姓家还衍生出一种职业即茶担，在家庭操办婚丧喜庆宴席时，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其功能已不仅仅是饮茶。有一点需要提醒，常熟人每每手捧茶杯，似乎成为常熟人随身携带的标准配置，主要还是用来解渴，慢慢养成的习惯，说明常熟人的饮食总体上是偏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