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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在当前新闻媒体中的地位
深度报道在当今纸媒体中，再也不是只在重要时刻才会偶尔一露的新闻大餐，而是时常要见诸于报端、成为吸引读者眼球、提高媒体知名度的扣：鼎之作。对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展江教授说：“今天，电视夺走了日报的时效优势，面对电子传媒高速传播的挑战，报纸的新闻报道已从时效竞争转向了深度报道，从而在公众中形成了‘在电视上得消息，在报纸上得解释’的视听习惯。从抢第一落点转向打第二落点，追求报道的深度、广度和逻辑性。报纸新闻报道的这种战略转移正是今天高质量报纸新闻版的生命力所在。”
近年来，《中国新闻周刊》一直以深度报道作为自己的主打作品和办刊的立足之路。它的总编辑彭伟祥鲜明的提出：“作为新闻杂志而言，深度报道是立刊之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主编庄永志也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只是报道新闻，而是让公众读新闻、看新闻，还应该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因而就需要新闻报道在深度上拓展。对新闻事实的报道不能仅停留在第一层面——事件的表象上，而要深入到第二层面——事件的内在因素与整体模本的报道，以及第三层而——事件背后的社会发展体系，即构成这种事件模本的深层原因的研究。”
年轻又极具活力的《华夏时报》副总编辑刘珲以“人生三步曲”的形象比喻，显示了他们对深度报道的由衷偏爱：“都市报在‘童年’时，应以‘重磅炸弹’一鸣惊人，冲击市场、吸引眼球，使读者渐生阅读期待；‘青年’时，应该新招迭出、屡有大手笔，不断刺激读者购买；‘中年’时，锐意进取、常变常新，抓住目标读者，使其形成阅读依赖。”
从以上这些专家和新锐的嘴里已经不难看出，当前，深度报道在各类新闻媒体中的地位是何其重要。那么，什么是深度报道?这个问题对新闻从业人员来说并不陌生，但是细究起来，恐怕也是奠衷一是。特别是随着深度报道模式的不断发展，其定义、理念、规则也有了新的内容。
1、深度报道的起因
如何给深度报道下一个定义，恐怕与当初给新闻下定义一样难。直到现在，新闻界仍然在深度报道究竟是一种新闻体裁，还是一种新闻理念上，纠缠不清。但好在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操作深度报道。
按照西方专家最直白又略带戏谑的说法，就是：比一般的消息有深度，因此被称为“深度报道”。其延伸意为：消息只告诉读者“今天发生了什么事”，而深度报道则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件事”，“此事会产生什么影响，导致什么结果”。
在新闻要素5个“w”和1个“H”上，“消息”落脚点在“何事”与“何人”上，即使交待“为何”与“如何”，一般也处于从属地位。而深度报道落脚点则在“为何”与“如何”上，侧重揭示和说明新闻事实的原因和结果，着眼于“新闻背后的新闻”，向读者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事件的含义与社会影响，对事件发展趋势作出分析。美国报人罗斯科曾形象地说，深度报道就是“把今天的事件置于昨天的背景之下，从而揭示它对明天的含义。”
目前既定的深度报道包括两种体裁形式：一为调查性报道，二为解释性报道。
深度报道最早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突然降临，促进了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这类深度报道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由于电子媒体的迅猛发展，促使深度报道成为美国报刊类主流媒体的主流报道技术。接着“水门事件”的报道奠定了现代深度报道的历史地位和技术模式。随后，到1985年，普利策新闻奖新设两个奖项：解释性新闻奖和调查性新闻奖。这被新闻学界认为是深度报道学术地位的最终确定。
我国现代深度报道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1987年，全国第八届好新闻奖第一次设立了深度报道奖。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报纸的纷纷扩版，深度报道获得了更多的表现空间。
沿着这条历史沿革到今天，我们发现有两点已经使深度报道不得不走上前台。一是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大潮，人们不是缺乏信息，而是缺乏经过归纳和梳理的信息，由此需要深度报道为读者将孤立、分散、表面的信息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和分析，给读者以清晰的整体印象，提示事件所隐含的真正意义。日本《读卖新闻》在决定增加解释性报道版面时，给了如下定位：“即使在信息时代，读者需要的也不是信息的‘洪水’，而是以正确的方式接收有用的信息。因此，对泛滥的信息加以‘交通疏导’，将新闻背后、新闻事件深处的东西反映出来，便是报纸的任务。”二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社会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有知识的受众不再满足于了解发生了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和“怎么样”。由此，今天的媒体就进入了“解说的时代”。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说：“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这个时期‘为什么(why)’变得同‘什么(what)’一样重要。如果一个华盛顿的记者只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而没有告诉原因并指出意义，那么他只干了他工作的一半。”
2、深度报道的标识
讲深度报道的标识，亦即什么样的新闻应该去做深度报道，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高级财经类新闻性出版物《财经》杂志的创办者和主编胡舒立认定选题标准有如下4项：1、重大性，2、有用性，3、深刻性，4、有趣性。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编庄永志则认为选题标准是如下5个方面：1、影響力，2、信息量，3、故事性，4、非评论。
这些深度报道的标准虽有差异，但核心内容却是一致的。即重大性、深刻性、事件性和独家性。
胡舒立说，讲求公众利益的大小是深度报道的价值基础。只要是与公众利益有重大关系(相关性和贴近性)，能引起公众的十分关注，并具有一定时效性的事件和现象，才符合重大性的原则。当然，这三点缺一不可。深度报道的命脉只在于一个“深”字。新闻专家和学者大多认为，这个“深”字必须要在两个层面上淋漓尽致地表现：一是事实之深，二是思想之深。要使受众或翻然大悟，或怵然警醒，或深刻反思。为此，就要大胆质疑一切、核实一切，力图逼近事实真相。从而体现出深度报道事实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
独家性，不仅是指独家新闻一个层面，如果总有那么多独家新闻那当然太好了，但现状是独家买卖不常见。因而大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已成热点新闻的重大事件。如果要关注，就必须要以独家的调查角度和独家的发现，或是对核心人物的专访，或是对过程的展示，或是对结果的分析，或是对发展趋势的预测，或是对原因和背景的挖掘，或是对历史事件的回顾，或是对意味深长的“插曲”关注。总之，通过独特的视角和独家的观点来体现出独家性。
深度报道采写三原则
归纳相关的观点，笔者认为，深度报道的采写应遵循这么三个原则：一为平衡原则，二是纯事实原则，三 为理性原则。
我们先从纯事实原则说起。谈新闻必须尊重客观，尊重事实，这一点我们都懂，但操作起来，恐怕就会走样。姑且不论因为我们在采写过程中会对新闻事实有取舍，已经剥夺了读者想知欲知的部分权利，如果再夹杂个人情感和判断标准，使新闻事实走样就更为不该。专家们为什么会对深度报道必须逼近事实真相会如此推重，关键是深度报道关乎事件太大，特别是调查性报道，事实的出入也许会把记者送上法庭。因而，在纯事实原则中，如此规范它的内涵：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对真相、事实负责，采访时可以和弱者一起感伤，但写稿时，必须客观公正，不能有任何偏。
因为，深度报道时常会遇到揭露问题的时候，对此，严守纯事实原则就显得格外重要。
曾经因采写山西繁峙矿难事件报道，而荣获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的中青报记者部副主任刘畅说了这样一段精彩的话：身处现场，也要有一颗平常心，不能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因为这样的心态容易让记者采访不扎实，出现片面、夸大等偏差。也就是说，要有忠实记录历史的“操守”、“底线”意识。记者不是诗人，可以肆意宣泄情绪；记者不是小说家，靠想象填充未知的报道内容。记者应该像历史学家，客观、负责、严谨、去伪、存真。
理性原则强调，记者是新闻事实的记录者和转述者，因而就不能随便下结论、做评判，搞媒体审判。
《中国新闻周刊》的总编辑彭伟祥要求他的记者在做深度报道时，一定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不要乱发议论。即使“记者看到”、“这意味着”等词汇都不能反映在稿件中。强调每一个事实都要有出处，即使直接引语也要引全。
中青报记者部副主任刘畅和《华夏时报》副总编辑刘珲都认为：记者忍不住跳出来指点江山，既危险，又缺少说服力。即使伪装一下，用没有具体人名的“业内人士”、“有关专家”、“权威人士”指出的话也不可以说。受众并非无知，你再伪装也知道是你一家之言。因此，记者坐在“第三者”的位置上更稳当。
《华夏时报》副总编辑刘珲举例说，他们曾有一篇见报稿的标题为：加美口香错拔患者好牙成被告。真实事实是，患者刚起诉，法庭还未受理。记者就擅自进行了媒体审判，宣布加美为被告。于是加美口香一怒反把《华夏时报》告上法庭。如果把题做成“患者诉加美口香错拔好牙”，又怎么会犯事儿?
展江教授更是引经据典地指出：在美国新闻界，最大的职业特色就是奉行陈述事实与发表意见分离的原则。为此，他们实行新闻报道部门和评论部门分立，互不相扰。甚至把新闻和评论的文体和版面都进行分离。对此，他们对新闻报道做出如下客观要求：(1)以第三人称报道；(2)引述当事人的话；(3)强调可以验证的事实；(4)不采取立场；(5)至少表述新闻故事的两面，平衡处理信息。无论哪种报道样式，都避免在报道中做出价值判断，以免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误导公众和散布偏见。
有关这第(5)点，正是我们下面所要谈的深度报道采写必须遵循的三原则中最重要的原则：平衡原则。
展江教授翻译的当今很热门的新闻论著、由梅尔文·门彻撰写的《新闻报道与写作》中，给出这样一个定义：“平衡就是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经过多次实践锤炼的刘畅似乎对平衡原则理解得更深，因而给予的空间也更大。他说：“对于介入事件中的多元主体，应当给予他们同等的话语权。”
深度报道是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做不到平衡，就有可能让事实失真。
曾经轰动一时的广东国企侨房公司诉《中国改革》杂志社，索赔500万元事件，起因就是执行平衡原则中的失衡。《中国改革》对侨房公司改制的报道之所以被诉，对方最重要的依据是记者没有正式采访公司。对方说：“不能说没有经过调查，就报道一件事情。”“只听了一方言论，没有另一方言论，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判断呢?”当然，侨房的确存在很大问题，但媒体要报道这件事，就不能不给人家说话的机会。
新近走红的央视《新闻调查》记者柴静曾说：“平衡不是天平的正中央，因为黑与白不是等同的份量。但平衡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它的出发点不是激于义愤而指责和控诉，是指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记者最大的失衡危险可能来自于他的感情。因而，时刻要把平衡当成我们的一种道德责任。”
怎么才能把握好平衡原则，以下两个关键必须牢记：一是多信息源采访。所谓多信息源采访，不是指采访多人，而是指事件双方都要采访。事关一方，即使采访数十人，也是单向信息源。二是留有余地。《中国新闻周刊》的彭伟祥形象地说：瞄10环，打8环。策划选题时立意要准，就是瞄10环。到写和发时，要留有余地，打8环，意即弓不可拉得太满，从而断了退路。
深度报道的策划与指挥
有关深度报道的策划，内容庞杂。下面只谈一下策划源和识别标准。
对此，《焦点访谈》的庄永志提出7个方面的策划源：(1)受众来信来电；(2)专家和干部眼中的问题；(3)学术机构的调查；f4)调查公司的调查；(5)政府机构的统计；(6)国外调查公司的警告；(7)同行的关注。
识别标准为8项，这是梅尔文·门彻所提：(1)时效性；(2)冲击性或重要性；(3)所涉及名人或组织的显赫性；(4)与受众的接近性；(5)冲突性；(6)异常性；(7)当下性；(8)必要性。
深度报道的组织与指挥，十分重要的环节是领导位置必须前移，时刻跟踪记者、掌控记者采写的全过程，替记者把好三关。
一是判断时机关：衡量新闻是否成熟，适时下达是果断出击，还是保持持续关注的指令；
二是控制取舍关：面对繁杂的线索和新闻素材，要帮记者确立重点和中心，避免走弯路；
三是把握修改计划关：要把握新闻事件发展趋势，了望事件拐点，及时修改采访计划。
深度报道的写作
深度报道也要实现可读性，这无疑是不容忽视的。深度报道的写作技巧有很多，其中有两个方面是必须掌握的，一是还原，二是细节。
还原，即还原事实真相，再现当时情景。对于读者而言，事实本身是最重要的，事实的原貌是最重要的。记者的主观感受和舞文弄墨都不是他们在索取新闻信息时需要的东西。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高岗说：新闻写作必须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将读者带入新闻的发生环境，引导读者经历新闻的发生过程，让读者身临其境。
但往往是，有些人总喜欢让自己站出来，陈述一切，而不是再现一切。让读者总有一种雾里看花，不过瘾的感觉。
托尔斯泰说：“我不讲述，我不解释，我只展现，让我的角色替我说话。”大师提出的寫作方法就是让读者直接走进故事中的人物和环境，与他们交流。
《纽约时报》记者里克·布拉格初入新闻界时，他的主编告诉他：“优秀新闻写作的基本原则是：要展现，不要讲述。给我看你所看到的一切，用文字描绘一幅画，然后我就可以跟随你的脚步。”于是，在报道俄克拉荷马联邦政府大楼的爆炸事件中，里克·布拉格这样写道：“俄克拉荷马城电灰尘和愤怒还没有平息，一场寒冷的雨开始落在炸毁的办公大楼废墟上，落在警察、消防员、医生的肩膀上。换作别的随便哪天，他们可能会接到厨房失火、家庭纠纷、甚至小猫上了树下不来的报警电话。‘俄克拉荷马就是这样一个平静的小城’，住在这里的人们说。
今天早晨，巨大的爆炸震动几英里外的早餐咖啡，俄克拉荷马城的平静世界被打碎了。
‘我刚刚做了一例手术，一个小男孩的半边大脑被炸出了颅腔。’特里·琼斯大夫说。在他的身后，消防员正仔细地在大楼的废墟中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
请你告诉我，他说，‘怎么可能有人如此漠视生命。”’
被评为“中国风云记者”的新华社资深主任记者朱玉说：“新闻是用眼睛写出来的。”由此，她着重讲了深度报道写作中，运用细节的注意事项。
她说，想写一个东西好时，千万不要在文中出现“好”这样的字眼，让读者自己看了说好。否则，那就是骂题。
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会用、用好细节。《中国新闻周刊》的总编辑彭伟祥提出，要使深度报道好看，就要多设计一些矛盾冲突。这需要有细节，既见物又见人。
朱玉认为，用好细节需把握如下几点：(1)把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细节凸显出来，要铺陈，要用透。(2)要选取有画面感的细节，但同时要体现节奏感，跌荡起伏。(3)不是所有的细节都可爱，多少要适当。(4)要突出某部分细节，必须弱化其他细节。
深度报道在当今纸媒体中，再也不是只在重要时刻才会偶尔一露的新闻大餐，而是时常要见诸于报端、成为吸引读者眼球、提高媒体知名度的扣：鼎之作。对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展江教授说：“今天，电视夺走了日报的时效优势，面对电子传媒高速传播的挑战，报纸的新闻报道已从时效竞争转向了深度报道，从而在公众中形成了‘在电视上得消息，在报纸上得解释’的视听习惯。从抢第一落点转向打第二落点，追求报道的深度、广度和逻辑性。报纸新闻报道的这种战略转移正是今天高质量报纸新闻版的生命力所在。”
近年来，《中国新闻周刊》一直以深度报道作为自己的主打作品和办刊的立足之路。它的总编辑彭伟祥鲜明的提出：“作为新闻杂志而言，深度报道是立刊之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主编庄永志也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只是报道新闻，而是让公众读新闻、看新闻，还应该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因而就需要新闻报道在深度上拓展。对新闻事实的报道不能仅停留在第一层面——事件的表象上，而要深入到第二层面——事件的内在因素与整体模本的报道，以及第三层而——事件背后的社会发展体系，即构成这种事件模本的深层原因的研究。”
年轻又极具活力的《华夏时报》副总编辑刘珲以“人生三步曲”的形象比喻，显示了他们对深度报道的由衷偏爱：“都市报在‘童年’时，应以‘重磅炸弹’一鸣惊人，冲击市场、吸引眼球，使读者渐生阅读期待；‘青年’时，应该新招迭出、屡有大手笔，不断刺激读者购买；‘中年’时，锐意进取、常变常新，抓住目标读者，使其形成阅读依赖。”
从以上这些专家和新锐的嘴里已经不难看出，当前，深度报道在各类新闻媒体中的地位是何其重要。那么，什么是深度报道?这个问题对新闻从业人员来说并不陌生，但是细究起来，恐怕也是奠衷一是。特别是随着深度报道模式的不断发展，其定义、理念、规则也有了新的内容。
1、深度报道的起因
如何给深度报道下一个定义，恐怕与当初给新闻下定义一样难。直到现在，新闻界仍然在深度报道究竟是一种新闻体裁，还是一种新闻理念上，纠缠不清。但好在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操作深度报道。
按照西方专家最直白又略带戏谑的说法，就是：比一般的消息有深度，因此被称为“深度报道”。其延伸意为：消息只告诉读者“今天发生了什么事”，而深度报道则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件事”，“此事会产生什么影响，导致什么结果”。
在新闻要素5个“w”和1个“H”上，“消息”落脚点在“何事”与“何人”上，即使交待“为何”与“如何”，一般也处于从属地位。而深度报道落脚点则在“为何”与“如何”上，侧重揭示和说明新闻事实的原因和结果，着眼于“新闻背后的新闻”，向读者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事件的含义与社会影响，对事件发展趋势作出分析。美国报人罗斯科曾形象地说，深度报道就是“把今天的事件置于昨天的背景之下，从而揭示它对明天的含义。”
目前既定的深度报道包括两种体裁形式：一为调查性报道，二为解释性报道。
深度报道最早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突然降临，促进了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这类深度报道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由于电子媒体的迅猛发展，促使深度报道成为美国报刊类主流媒体的主流报道技术。接着“水门事件”的报道奠定了现代深度报道的历史地位和技术模式。随后，到1985年，普利策新闻奖新设两个奖项：解释性新闻奖和调查性新闻奖。这被新闻学界认为是深度报道学术地位的最终确定。
我国现代深度报道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1987年，全国第八届好新闻奖第一次设立了深度报道奖。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报纸的纷纷扩版，深度报道获得了更多的表现空间。
沿着这条历史沿革到今天，我们发现有两点已经使深度报道不得不走上前台。一是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大潮，人们不是缺乏信息，而是缺乏经过归纳和梳理的信息，由此需要深度报道为读者将孤立、分散、表面的信息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和分析，给读者以清晰的整体印象，提示事件所隐含的真正意义。日本《读卖新闻》在决定增加解释性报道版面时，给了如下定位：“即使在信息时代，读者需要的也不是信息的‘洪水’，而是以正确的方式接收有用的信息。因此，对泛滥的信息加以‘交通疏导’，将新闻背后、新闻事件深处的东西反映出来，便是报纸的任务。”二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社会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有知识的受众不再满足于了解发生了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和“怎么样”。由此，今天的媒体就进入了“解说的时代”。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说：“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这个时期‘为什么(why)’变得同‘什么(what)’一样重要。如果一个华盛顿的记者只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而没有告诉原因并指出意义，那么他只干了他工作的一半。”
2、深度报道的标识
讲深度报道的标识，亦即什么样的新闻应该去做深度报道，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高级财经类新闻性出版物《财经》杂志的创办者和主编胡舒立认定选题标准有如下4项：1、重大性，2、有用性，3、深刻性，4、有趣性。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编庄永志则认为选题标准是如下5个方面：1、影響力，2、信息量，3、故事性，4、非评论。
这些深度报道的标准虽有差异，但核心内容却是一致的。即重大性、深刻性、事件性和独家性。
胡舒立说，讲求公众利益的大小是深度报道的价值基础。只要是与公众利益有重大关系(相关性和贴近性)，能引起公众的十分关注，并具有一定时效性的事件和现象，才符合重大性的原则。当然，这三点缺一不可。深度报道的命脉只在于一个“深”字。新闻专家和学者大多认为，这个“深”字必须要在两个层面上淋漓尽致地表现：一是事实之深，二是思想之深。要使受众或翻然大悟，或怵然警醒，或深刻反思。为此，就要大胆质疑一切、核实一切，力图逼近事实真相。从而体现出深度报道事实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
独家性，不仅是指独家新闻一个层面，如果总有那么多独家新闻那当然太好了，但现状是独家买卖不常见。因而大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已成热点新闻的重大事件。如果要关注，就必须要以独家的调查角度和独家的发现，或是对核心人物的专访，或是对过程的展示，或是对结果的分析，或是对发展趋势的预测，或是对原因和背景的挖掘，或是对历史事件的回顾，或是对意味深长的“插曲”关注。总之，通过独特的视角和独家的观点来体现出独家性。
深度报道采写三原则
归纳相关的观点，笔者认为，深度报道的采写应遵循这么三个原则：一为平衡原则，二是纯事实原则，三 为理性原则。
我们先从纯事实原则说起。谈新闻必须尊重客观，尊重事实，这一点我们都懂，但操作起来，恐怕就会走样。姑且不论因为我们在采写过程中会对新闻事实有取舍，已经剥夺了读者想知欲知的部分权利，如果再夹杂个人情感和判断标准，使新闻事实走样就更为不该。专家们为什么会对深度报道必须逼近事实真相会如此推重，关键是深度报道关乎事件太大，特别是调查性报道，事实的出入也许会把记者送上法庭。因而，在纯事实原则中，如此规范它的内涵：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对真相、事实负责，采访时可以和弱者一起感伤，但写稿时，必须客观公正，不能有任何偏。
因为，深度报道时常会遇到揭露问题的时候，对此，严守纯事实原则就显得格外重要。
曾经因采写山西繁峙矿难事件报道，而荣获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的中青报记者部副主任刘畅说了这样一段精彩的话：身处现场，也要有一颗平常心，不能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因为这样的心态容易让记者采访不扎实，出现片面、夸大等偏差。也就是说，要有忠实记录历史的“操守”、“底线”意识。记者不是诗人，可以肆意宣泄情绪；记者不是小说家，靠想象填充未知的报道内容。记者应该像历史学家，客观、负责、严谨、去伪、存真。
理性原则强调，记者是新闻事实的记录者和转述者，因而就不能随便下结论、做评判，搞媒体审判。
《中国新闻周刊》的总编辑彭伟祥要求他的记者在做深度报道时，一定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不要乱发议论。即使“记者看到”、“这意味着”等词汇都不能反映在稿件中。强调每一个事实都要有出处，即使直接引语也要引全。
中青报记者部副主任刘畅和《华夏时报》副总编辑刘珲都认为：记者忍不住跳出来指点江山，既危险，又缺少说服力。即使伪装一下，用没有具体人名的“业内人士”、“有关专家”、“权威人士”指出的话也不可以说。受众并非无知，你再伪装也知道是你一家之言。因此，记者坐在“第三者”的位置上更稳当。
《华夏时报》副总编辑刘珲举例说，他们曾有一篇见报稿的标题为：加美口香错拔患者好牙成被告。真实事实是，患者刚起诉，法庭还未受理。记者就擅自进行了媒体审判，宣布加美为被告。于是加美口香一怒反把《华夏时报》告上法庭。如果把题做成“患者诉加美口香错拔好牙”，又怎么会犯事儿?
展江教授更是引经据典地指出：在美国新闻界，最大的职业特色就是奉行陈述事实与发表意见分离的原则。为此，他们实行新闻报道部门和评论部门分立，互不相扰。甚至把新闻和评论的文体和版面都进行分离。对此，他们对新闻报道做出如下客观要求：(1)以第三人称报道；(2)引述当事人的话；(3)强调可以验证的事实；(4)不采取立场；(5)至少表述新闻故事的两面，平衡处理信息。无论哪种报道样式，都避免在报道中做出价值判断，以免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误导公众和散布偏见。
有关这第(5)点，正是我们下面所要谈的深度报道采写必须遵循的三原则中最重要的原则：平衡原则。
展江教授翻译的当今很热门的新闻论著、由梅尔文·门彻撰写的《新闻报道与写作》中，给出这样一个定义：“平衡就是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经过多次实践锤炼的刘畅似乎对平衡原则理解得更深，因而给予的空间也更大。他说：“对于介入事件中的多元主体，应当给予他们同等的话语权。”
深度报道是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做不到平衡，就有可能让事实失真。
曾经轰动一时的广东国企侨房公司诉《中国改革》杂志社，索赔500万元事件，起因就是执行平衡原则中的失衡。《中国改革》对侨房公司改制的报道之所以被诉，对方最重要的依据是记者没有正式采访公司。对方说：“不能说没有经过调查，就报道一件事情。”“只听了一方言论，没有另一方言论，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判断呢?”当然，侨房的确存在很大问题，但媒体要报道这件事，就不能不给人家说话的机会。
新近走红的央视《新闻调查》记者柴静曾说：“平衡不是天平的正中央，因为黑与白不是等同的份量。但平衡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它的出发点不是激于义愤而指责和控诉，是指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记者最大的失衡危险可能来自于他的感情。因而，时刻要把平衡当成我们的一种道德责任。”
怎么才能把握好平衡原则，以下两个关键必须牢记：一是多信息源采访。所谓多信息源采访，不是指采访多人，而是指事件双方都要采访。事关一方，即使采访数十人，也是单向信息源。二是留有余地。《中国新闻周刊》的彭伟祥形象地说：瞄10环，打8环。策划选题时立意要准，就是瞄10环。到写和发时，要留有余地，打8环，意即弓不可拉得太满，从而断了退路。
深度报道的策划与指挥
有关深度报道的策划，内容庞杂。下面只谈一下策划源和识别标准。
对此，《焦点访谈》的庄永志提出7个方面的策划源：(1)受众来信来电；(2)专家和干部眼中的问题；(3)学术机构的调查；f4)调查公司的调查；(5)政府机构的统计；(6)国外调查公司的警告；(7)同行的关注。
识别标准为8项，这是梅尔文·门彻所提：(1)时效性；(2)冲击性或重要性；(3)所涉及名人或组织的显赫性；(4)与受众的接近性；(5)冲突性；(6)异常性；(7)当下性；(8)必要性。
深度报道的组织与指挥，十分重要的环节是领导位置必须前移，时刻跟踪记者、掌控记者采写的全过程，替记者把好三关。
一是判断时机关：衡量新闻是否成熟，适时下达是果断出击，还是保持持续关注的指令；
二是控制取舍关：面对繁杂的线索和新闻素材，要帮记者确立重点和中心，避免走弯路；
三是把握修改计划关：要把握新闻事件发展趋势，了望事件拐点，及时修改采访计划。
深度报道的写作
深度报道也要实现可读性，这无疑是不容忽视的。深度报道的写作技巧有很多，其中有两个方面是必须掌握的，一是还原，二是细节。
还原，即还原事实真相，再现当时情景。对于读者而言，事实本身是最重要的，事实的原貌是最重要的。记者的主观感受和舞文弄墨都不是他们在索取新闻信息时需要的东西。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高岗说：新闻写作必须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将读者带入新闻的发生环境，引导读者经历新闻的发生过程，让读者身临其境。
但往往是，有些人总喜欢让自己站出来，陈述一切，而不是再现一切。让读者总有一种雾里看花，不过瘾的感觉。
托尔斯泰说：“我不讲述，我不解释，我只展现，让我的角色替我说话。”大师提出的寫作方法就是让读者直接走进故事中的人物和环境，与他们交流。
《纽约时报》记者里克·布拉格初入新闻界时，他的主编告诉他：“优秀新闻写作的基本原则是：要展现，不要讲述。给我看你所看到的一切，用文字描绘一幅画，然后我就可以跟随你的脚步。”于是，在报道俄克拉荷马联邦政府大楼的爆炸事件中，里克·布拉格这样写道：“俄克拉荷马城电灰尘和愤怒还没有平息，一场寒冷的雨开始落在炸毁的办公大楼废墟上，落在警察、消防员、医生的肩膀上。换作别的随便哪天，他们可能会接到厨房失火、家庭纠纷、甚至小猫上了树下不来的报警电话。‘俄克拉荷马就是这样一个平静的小城’，住在这里的人们说。
今天早晨，巨大的爆炸震动几英里外的早餐咖啡，俄克拉荷马城的平静世界被打碎了。
‘我刚刚做了一例手术，一个小男孩的半边大脑被炸出了颅腔。’特里·琼斯大夫说。在他的身后，消防员正仔细地在大楼的废墟中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
请你告诉我，他说，‘怎么可能有人如此漠视生命。”’
被评为“中国风云记者”的新华社资深主任记者朱玉说：“新闻是用眼睛写出来的。”由此，她着重讲了深度报道写作中，运用细节的注意事项。
她说，想写一个东西好时，千万不要在文中出现“好”这样的字眼，让读者自己看了说好。否则，那就是骂题。
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会用、用好细节。《中国新闻周刊》的总编辑彭伟祥提出，要使深度报道好看，就要多设计一些矛盾冲突。这需要有细节，既见物又见人。
朱玉认为，用好细节需把握如下几点：(1)把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细节凸显出来，要铺陈，要用透。(2)要选取有画面感的细节，但同时要体现节奏感，跌荡起伏。(3)不是所有的细节都可爱，多少要适当。(4)要突出某部分细节，必须弱化其他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