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气候政策转向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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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以来,美国的气候政策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是否采取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更是成为其内外公共政策领域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指出,美国新一届总统候选人的气候政策与布什政府有根本差别。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后,本文发现,这种政策转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两党政治及利益集团的复杂博弈。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这种政策动向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的可能影响。最后,本文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政策建议。
其他文献
几年前曾有人问我:在与东盟关系方面,我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我是这样回答的:中国已经成功地使东盟各成员国不再将其看成是个威胁。更积极的一点是,东盟国家日益镇定甚至是满意地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崛起的亚洲大国。我相信这也是东盟国家的成就,是各成员国清醒、明智、机敏以及现实主义和平衡感的明证。
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亚太地区最初于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当时有提议组建一支“太平洋”的力量来回应欧洲统一市场的进一步巩固。有提议提出,由太平洋地区的五个发达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建立一个太平洋自由贸易区(PAFTA)。随后,其他一些观点也发展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即为建立太平洋贸易与发展组织(OPTAD),即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类似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机构,其原因是上述五个国家不能就自贸区达成一致。OPTAD还可以将新兴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也容纳进来。
前不久,日本《读卖新闻》与《嘹望东方周刊》公布了双方进行的关于中日关系的一次联合调查结果,调查数据反映的情况颇有意思,值得思考。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使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迅速提升,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推行霸权政策,其决策的逻辑基础是:美国是冷战对抗的最后赢家,应以胜利者姿态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霸权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体现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逐渐成为影响布什政府对外决策的理论依据。阿富汗战争的胜利鼓舞了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为布什连任美国总统奠定基础,但陷入伊拉克战争困境不仅暴露了美国决策机制的矛盾,影响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使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民主党主导国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安全”(亦称“安全研究”)成为学术界重要的研究领域。但主要由于美苏冷战以及核战争的紧迫压力,围绕安全的研究一直局限于军事领域,而对于安全的基本定义、具体对象、基本假设、衡量标准等均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分歧、漏洞与空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安全研究逐步走人百家争鸣的时代,至少出现了“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和“人类安全”等相互竞争的几大学派,他们都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来解析安全的概念和意义。
期刊
中印两国政府希望加强双边关系。本文旨在评估政府的这种热情能否对两国大众、政治参与者以及专家间的相互认知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对民意调查、出版物和官方文件的分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两国间的相互认知明显地表现为矛盾心理和不信任情绪。
引言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趋势,是指东亚未来的预期发展趋势,它包括多个发展层面,以及在未来无论是对其自身或其相互关系可能产生某些影响的多种问题。
自拉吉夫·甘地1988年访华以来,中印关系恢复正常并逐渐取得较大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印之间高层互访不断,外交关系迅速改善,双边贸易额大幅攀升,在国际和区域事务中双方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与合作,
全球减排协议的达成是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成功的重要标志。目前国际社会并未提出一个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全球减排方案,其根本原因是原有的国家分类原则并不适合现实情况,也不利于减排目标实现。为此,我们提出全球减排中国家分类的两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以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分类为基础的四分组原则来替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分组原则。第二大原则是污染排放大国减排主体原则。上述两个原则可以作为全球减排的约束指标。我们根据这两大原则分析了中国应承担的减排责任和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