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暗物质（Dark Matter）是物理学的基本概念，简单地说，它是指宇宙中那些看不到的物质。天体物理学家认为，宇宙事实上是由可见的普通物质与不可见的暗物质共同组成的，而从两种物质所占的比重来看，暗物质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甚至更多，成为宇宙中物质存在的主体。今天我想把“暗物质”这一概念引入考古学，用它来指那些在古代社会存在或普遍存在，但在今天已经无法看到的物质。尽管我们所说的暗物质与物理学所定义的内涵有所不同，但这应该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一概念的借用。
　　考古学是以对古代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人们可以借此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甚至重建这一历史。然而由于物质材料的不同，上古社会中的某些遗存可以一直留存到今天，但另一些遗存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已迅速朽烂，以致踪迹皆无。这部分在可见的物质遗存之外的不可见物质，我们就称之为“暗物质”。正像宇宙是由可见的普通物质与不可见的暗物质共同构成的一样，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同样由这两种今日可见或不可见的遗存所构成。考古学一向是研究看得见的遗存，但看得见的遗存的反面却是更大量的看不见的遗存。显然，如果人们在考古学研究中只关注那些可见的有形遗存，而忽略更多的不可见的无形遗存，那将对我们全面客观地理解古代社会极为不利。
　　考古学中于今日看不到的暗物质有很多，诸如墓主人的肉身乃至容颜、人类的食物、身着的服饰、束发的冠带、旌旗的旒、竹木的笾豆、缩酒的青茅、礼玉的缫藉、丧礼的包奠，以及陶器、石刻和雕塑上的彩绘图案等，不一而足。可以想见，数千年历史所造就的古代文明不仅丰富多彩，而且五光十色，远不是今日考古学所展现的一片灰暗。尽管我们承认上述在今日已无法看到的物质一定存在，但是由于其太易朽烂漫漶，所以人们根本不会奢望能在上古遗存中对其有所发现。但是对于这些暗物质而言，如果我们因其朽损就无视它的存在，或者根本不知道古人创造有这样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有限史料所构建的历史就一定是片面的。
　　我们对于古代社会的了解显然不可能只根据那些看得见的物质遗存，还应包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的真实存在。如果考古学家只知道通过石、骨、陶及金属制品这些得以留存的少量可见遗存去研究历史，并以为这就是历史的原貌或者全部，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它意味着这一学科势必丢失绝大部分客观存在的史料，而且当然会使其所构建的历史不仅极不完整，甚至可能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诚然，上古社会的大量物质遗存于今日已不可复见，这决定了考古学在获取材料方面不可能尽善尽美，这是考古学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克服。尽管时代愈晚，人们可能看到的古代遗存也会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的物质遗存没有遗失。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考古学必须与传统的历史学相结合，以求通过文献史料补充考古学看不到的大量暗物质，从而最终使我们认识的历史更接近真实，也更为完整。
　　如果我们认识到考古学中暗物质存在的事实，那么寻找这些暗物质就是必需的工作。田野发掘技术的精细化当然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某些暗物质的线索，但是对于那些连痕迹都没能留下的物质而言，再精细的田野技术恐怕也无济于事。事实上，揭示考古学中的暗物质，关键不仅取决于田野技术的提高，更在于我们具有多少有关古代社会的基本知识，而这些知识只能通过古代文献去获取。我们对古代社会认识得愈全面，看似“丢失”的暗物质就不会真正丢失。古人缩酒用茅，青茅在上古遗存中虽然难以发现，但历史知识却可以帮助我们重建相关的祼礼仪节，使考古学中的“暗物质”变为古代社会的“明物质”。显然，考古学中的暗物质并不是不可以借助古代文献史料加以弥补的。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对上古制度有足够的了解，我们就有可能认识这些暗物质，并通过可见与不可见的物质史料共同构建我们的历史。这方面的实例可以借对殷人尚酒之风的研究做另一角度的观察。

二

　　殷人崇酒尚饮，以致纵酒而亡国，痛失天命，成为周人明鉴的历史教训。西周初年，周公旦作《酒诰》，告诫封于殷商故地的康叔封勿腆于酒，其称殷纣“在今后嗣王酣身”，臣僚则“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而西周大盂鼎铭更直引周康王钊的话说：“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雩（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祀。”无不明确阐述了纣王及其内外服群臣纵酒亡国的史实。显然，这则信史是不容怀疑的。
　　长期以来，考古学家希望能通过古器物的研究证明这段殷人尚饮的历史，其中最直接的证据莫过于在商代晚期的墓葬中发现大量的酒器，并以这些酒器的组合标注墓主人的身份。尽管商代酒器的正名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但如爵、罍一类器皿，由于有文字或器物自名的证据，其器形则是清楚的。今姑以宋人所定之器名对商代酒器加以考察，则据不完全统计，殷墟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共约千件，其中青铜酒器就占七百二十四件，而用以饮酒的爵、觚二器竟达四百七十六件（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00六年版），似乎显示出尚酒之风确实已成为晚殷社会所弥漫的陋习。事实上以殷墟出土的酒器分析，殷人的这一积习并非仅限于殷纣一王时，至少从武丁时期即已形成风尚，而且在武丁的子辈祖庚、祖甲时达到了高峰。妇好墓的发现极大地增加了这一时期的酒器数量，尽管考古发现带有诸多偶然性，但当时酒器特别多却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一角度观察，周公所谓殷王自成汤以至帝乙诸王皆善，唯纣一人不耻的说法便不完全符合事实，似乎前王不仅不敢湎于酒，而且更无暇崇饮，独殷纣荒腆于酒，这与武丁以后酒器泛滥的事实大相径庭。子贡曾怀疑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大概世人以纣丧天下而憎恶之，遂将万恶归于纣。人同此心，古今皆然。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殷人尚酒的结论似乎又不能匆忙做出，因为虽然在殷墟发现了大量饮酒之器，但充当盛酒之器而用于燕饮的尊、卣、壶之类鬱彝却数量有限，何况这些器皿有时也并不作为酒器来使用，而更重要的作为燕饮重器的罍则少之又少，只有区区十一件而已，甚至整个帝乙、帝辛时代也仅见两件，与当时崇饮之风盛行的情形极不相称。考古学家的解释当然是罍的數量特少显示了其使用者地位的崇高，但如果这种在燕饮中盛酒的器皿并不常见，或者说当时的人们只重饮酒之器，却普遍缺乏盛酒之器，这种现象对于一个嗜酒社会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我们将于殷墟以外发现的青铜罍统统计算在内，充其量也不过二十余件。很明显，这二十余件盛酒器不仅根本无法支撑起晚殷社会二百余年的崇酒历史，即使想坐实周人描绘的纣为长夜之饮的事实也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