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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方政府今年四月在社区作出行政动员，试图从垃圾源头开始强制推动垃圾分类之时，自身也无法回避城市管理从法制到体制上的挑战—传统城市垃圾处理利益机制与垃圾分类目标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而垃圾分类从收集、运输、循环再利用的经济链条，又跨越了环卫、经贸、环保等不同部门的复杂关系。
广州暨南大学的学生宿舍门口，蓝、绿、灰、红四种颜色的生活垃圾分类桶已经摆了一个月。一个月前，当它们刚出现时，学生们还好奇地对它们指指点点；一个月后，它们还摆在路边，但已少有人去关心。
按照《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下文简称《暂行规定》），广州的16个先行试点区域在4月里正式展开垃圾分类。但这不是广州的第一次垃圾分类。十多年来，广州的垃圾分类试验没有停止过，但都以失败告终—就像中国多个城市所遭遇的那样。
2000年前后，广州就曾做过一次大规模垃圾分类试点，范围包括了整个荔湾区。如今，当宣传单再次贴到了社区和楼道里，分类垃圾桶进驻楼道口和榕树头，市民们便开始在坊间和茶楼猜疑：难道这又是一场换垃圾桶运动？
怎么分？蒙查查
10余年来，广州提出了不少垃圾分类的目标和口号，“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体系，力争到2014年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80%以上。”这是广州环卫部门在2009年提出。
靠近广州市政府的广卫街，是本轮垃圾分类试点的“明星社区”。媒体报道里描绘了一幅美好图景：居民自觉地把垃圾分类，环卫工人飞快地收集好，然后送到附近新增的中转站分拣，最后这些垃圾运到循环再造厂，或者为农田堆肥添绿……但其他试点街道的准备要匆忙得多，不少街道干部都说，对垃圾分类“事先并不知情”：《暂行规定》1月通过，2月公布，4月执行，“万市长说要做，大家才动起手来。”时间紧迫，试点之一的沙园街，垃圾分类动员大会是法规生效前最后一天，也就是3月31日才举行。
基层干部们承认，现在的社区垃圾分类宣传还处于“水过鸭背”的阶段。“我们塞传单，市民一般看两眼就算了。”沙园街环监所所长梁永浩说。
四月底，记者到试点之一的沙园街调查统计，发现绝大部分居民都支持垃圾分类，但大约6成人对垃圾分类的做法，仍是“半桶水，蒙查查”（一知半解，稀里糊涂）。
这一轮试点，广州城管委也在4月前向公众“打底”：垃圾分类教育不容易，要600万流动人口形成习惯，“更是工作中最难克服的困难”。有的城管委官员更提出，垃圾分类可能需要十年，或者更长时间才可以完成。
不过，十余年间，中国都市人的垃圾分类意识已经大大走前：一项调查显示，90.5%的人支持生活垃圾分类，其中25%的人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
相比之下，人们更担心政府的决心：“街道时不时都有类似的运动，譬如以前拆防盗网，现在公共场所禁烟，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居住在沙园街40多年的王伯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广州市就已号召居民们作“垃圾分类”，把煤灰分出来（当时主要烧蜂窝煤），但人们一直没有实行，因为没有罚款，更没有监督。
广州在2003年已经通过了城市环境卫生工作问责制度，但目前根据《暂行规定》，对垃圾分类的监督主体，正是垃圾分类的推行部门：城管委。
干还是湿？是个大问题
4月底，广州广卫社区一个居民向记者投诉， “厨余垃圾臭死了，没人来收怎么办？”
这一轮的垃圾分类试点，实际上是让市民先把“干”、“湿”垃圾分开。“湿垃圾”就是果皮剩菜等餐厨垃圾，如果环卫工人不及时收集，专门收集厨余垃圾的分类垃圾桶又密封不当，就会在楼道中散发出刺鼻的臭味。
“干湿分”在9年前就已经被环卫部门提起过，它是中国都市中比较“流行”的垃圾分类法。上海今年年初把餐厨垃圾作为目标，将先前试点的 “四分”简化成“干湿分”，国家政策的大风向也是如此：3月，国务院会议提出，到2015年“50%的设区城市初步实现餐厨垃圾分类收运处理”。
但环卫工人可不喜欢分拣湿垃圾，“工人们都说，如果不是硬性规定，宁愿增多原有的一栋楼的工作量，也不愿意去分拣湿垃圾。”环卫管工刘电磊说。刘电磊就住在沙园，在广州干了10年环卫。作为工头，他说自己在4月前“学习”垃圾分类，自己蹲地上摆弄了十天。“要挑出又臭又黏的湿垃圾，真难受。”过去工人在垃圾堆里只需要挑出金属等可卖物，现在是多了额外又辛苦的工作。
记者观察发现，为了分拣餐厨垃圾，环卫工人会先在住宅楼道或楼下进行简单的“干湿分”操作，同时拣出可回收的废物（自己卖掉）。街道大多都没有条件为这轮垃圾分类开辟专门的垃圾分拣站，分拣的场地，大多在原有的垃圾中转站、压缩站旁的空地进行。
那些又湿又臭的餐厨垃圾，它们的去处非常有限。尽管《暂行规定》提出，“2012年本市应当建立完善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系统”，但目前广州的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的链条仍处于“原始阶段”。加、改分类垃圾车，以及分类运输的操作细则，至今仍在城管委的“起草之中”；至于餐厨垃圾的理想归宿，广州目前只有两个地方—燕岭路餐厨垃圾处理示范站和大田山堆肥试验场，它们可进行循环处理，但它们加起来每天只能处理50多吨餐厨垃圾。
这种“有前无后”的垃圾分类已经被舆论所批评：过去国内垃圾分类屡屡失败，居民看不到垃圾分类的实际效果是常见的主因。
垃圾减量，成绩也减量
广州现行的基层社区垃圾处理体制，也影响着垃圾分类的推进。
在广州垃圾分类的一些明星社区、街道或物管对宣传指导投入很大。譬如，在万科的楼盘，物管的薪酬与垃圾分类的成效挂钩，“迫使”物管人员大力宣传。广卫街雇佣了指导人员实行楼层监督，只要有一户居民不准确分类，就施以逐家敲门的宣传。但广州其他几十个试点并没有这样的投入，4月初，广州海珠区18条街道组团到广卫街参观学习，领导们最关心的就是：“钱从何来？”这也是物管公司的“天然反应”。
广州基层街道的环卫经费，来自社区收取的垃圾费，而经过近年多轮市场化改革后，广州很多街道都把环卫作业推向市场，由承包公司竞低价投标，而这些公司下面经常还有转包的情况。广州环卫工人的月工资曾长期停留在1100元左右的水平，两个月前才加到1300元（因市政府出台最低工资措施），有些临时工甚至不知道自己服务于什么机构。在万科金色康苑的垃圾分拣站，一位姓曾的工人已经对垃圾分类感觉厌烦。他的全部工作就在一个大约4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里完成，夏天马上到了，这里又闷又臭。“没加工资，也没加人手。我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在垃圾分类的新政下，环卫工人要参加分类培训，有的还要派传单，“如果居民不配合，我们保洁的工作更辛苦，公司（指承包公司）也不愿意长期背这个锅。”
据悉，广州市财政将有每人每月约百元的垃圾分类补贴，近期发到环卫工人手上。也有消息指，广州正计划对一些街道的环卫作业主体进行收回，不再作市场化投标。
按照传统的环卫体制，环卫系统每年的成本经费，主要根据垃圾处理的数量来核定，这与垃圾分类的重要目标—“减量”形成了矛盾。“垃圾分类做得好，源头垃圾减少，那运输车和终端基建量就可以减少。”分析人士对记者说，“目前垃圾处理从区级运输，到最终非循环回收的处理，仍是环卫系统掌控，所以他们缺乏投入的动力。如果能把对垃圾运输、焚烧这些垃圾处理的终端投入，换到收集、分类工作这样的前端，垃圾分类难题便不会十年如故。”
分垃圾，也分地盘
无论是餐厨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的分类，还是细分成四种垃圾的分类，广州的垃圾分类终究绕不过多个部门的“地盘”。
“樱桃白”是广州知名的垃圾分类推动者，她说自己已经身心疲惫，因为垃圾分类在广州遇到的阻碍实在太多。“只考虑终端处理，就由环卫直接填埋或者焚烧；但要垃圾分类，循环经济，就要由各个部门一起做。有害垃圾是环保部门的，可回收垃圾涉及供销和经贸部门，（餐厨）垃圾要堆肥，又涉及农业部门。”她在一次演讲后对记者说。
2010年，“巴索风云”等志愿者曾将6袋荧光灯管、过期药品等有害垃圾送到广州市城管委，结果对方无法处理，只好堆在办公室一角。这也是垃圾分类最终被混装处理的重要原因：垃圾分类处理的后端，涉及不同的部门以及经济利益，这反而使立项和建设推进得更缓慢。
“只管保洁、不管循环”的环卫系统，曾希望通过垃圾分类去介入循环经济。环卫系统在9年前曾经提出，“以垃圾分拣中心建设为龙头，组建专业运输队伍，逐步减少城市拾荒者的数量，从而使全市近5000个废旧物资收购点自动消亡。”但庞大的废品回收系统没有因环卫的介入而消亡，广州的环卫工人常常是“兼职”拾荒者。根据记者的调查，环卫工人这个兼职收入大约在每月一百到五百元不等。一直以来，传统的可回收物资由经贸部门管理把握，至今各地已经通过立法规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与网络”的主体是供销社，后者主要由经贸委领导。
这种格局牢不可破，在2001年垃圾分类试验时，广州环卫局曾在白云区石井镇大兴土木，建成广州市环卫资源回收中心，将所有可回收废品集中交易，但很快这个中心的经营遭遇失败。
比起相关机构间的拖沓，广州的市民们要“团结”得多。《南都周刊》按年龄访问了三类市民，高达9成人都表示支持垃圾分类。其中，长者对本轮垃圾分类的前景表示怀疑，中年人和青年人则最更愿意学习并实行垃圾分类方法。
“我们会尽力去做，但政府也应该做好。只要我们努力，垃圾分类就一定不会停下来。”
广州暨南大学的学生宿舍门口，蓝、绿、灰、红四种颜色的生活垃圾分类桶已经摆了一个月。一个月前，当它们刚出现时，学生们还好奇地对它们指指点点；一个月后，它们还摆在路边，但已少有人去关心。
按照《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下文简称《暂行规定》），广州的16个先行试点区域在4月里正式展开垃圾分类。但这不是广州的第一次垃圾分类。十多年来，广州的垃圾分类试验没有停止过，但都以失败告终—就像中国多个城市所遭遇的那样。
2000年前后，广州就曾做过一次大规模垃圾分类试点，范围包括了整个荔湾区。如今，当宣传单再次贴到了社区和楼道里，分类垃圾桶进驻楼道口和榕树头，市民们便开始在坊间和茶楼猜疑：难道这又是一场换垃圾桶运动？
怎么分？蒙查查
10余年来，广州提出了不少垃圾分类的目标和口号，“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体系，力争到2014年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80%以上。”这是广州环卫部门在2009年提出。
靠近广州市政府的广卫街，是本轮垃圾分类试点的“明星社区”。媒体报道里描绘了一幅美好图景：居民自觉地把垃圾分类，环卫工人飞快地收集好，然后送到附近新增的中转站分拣，最后这些垃圾运到循环再造厂，或者为农田堆肥添绿……但其他试点街道的准备要匆忙得多，不少街道干部都说，对垃圾分类“事先并不知情”：《暂行规定》1月通过，2月公布，4月执行，“万市长说要做，大家才动起手来。”时间紧迫，试点之一的沙园街，垃圾分类动员大会是法规生效前最后一天，也就是3月31日才举行。
基层干部们承认，现在的社区垃圾分类宣传还处于“水过鸭背”的阶段。“我们塞传单，市民一般看两眼就算了。”沙园街环监所所长梁永浩说。
四月底，记者到试点之一的沙园街调查统计，发现绝大部分居民都支持垃圾分类，但大约6成人对垃圾分类的做法，仍是“半桶水，蒙查查”（一知半解，稀里糊涂）。
这一轮试点，广州城管委也在4月前向公众“打底”：垃圾分类教育不容易，要600万流动人口形成习惯，“更是工作中最难克服的困难”。有的城管委官员更提出，垃圾分类可能需要十年，或者更长时间才可以完成。
不过，十余年间，中国都市人的垃圾分类意识已经大大走前：一项调查显示，90.5%的人支持生活垃圾分类，其中25%的人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
相比之下，人们更担心政府的决心：“街道时不时都有类似的运动，譬如以前拆防盗网，现在公共场所禁烟，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居住在沙园街40多年的王伯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广州市就已号召居民们作“垃圾分类”，把煤灰分出来（当时主要烧蜂窝煤），但人们一直没有实行，因为没有罚款，更没有监督。
广州在2003年已经通过了城市环境卫生工作问责制度，但目前根据《暂行规定》，对垃圾分类的监督主体，正是垃圾分类的推行部门：城管委。
干还是湿？是个大问题
4月底，广州广卫社区一个居民向记者投诉， “厨余垃圾臭死了，没人来收怎么办？”
这一轮的垃圾分类试点，实际上是让市民先把“干”、“湿”垃圾分开。“湿垃圾”就是果皮剩菜等餐厨垃圾，如果环卫工人不及时收集，专门收集厨余垃圾的分类垃圾桶又密封不当，就会在楼道中散发出刺鼻的臭味。
“干湿分”在9年前就已经被环卫部门提起过，它是中国都市中比较“流行”的垃圾分类法。上海今年年初把餐厨垃圾作为目标，将先前试点的 “四分”简化成“干湿分”，国家政策的大风向也是如此：3月，国务院会议提出，到2015年“50%的设区城市初步实现餐厨垃圾分类收运处理”。
但环卫工人可不喜欢分拣湿垃圾，“工人们都说，如果不是硬性规定，宁愿增多原有的一栋楼的工作量，也不愿意去分拣湿垃圾。”环卫管工刘电磊说。刘电磊就住在沙园，在广州干了10年环卫。作为工头，他说自己在4月前“学习”垃圾分类，自己蹲地上摆弄了十天。“要挑出又臭又黏的湿垃圾，真难受。”过去工人在垃圾堆里只需要挑出金属等可卖物，现在是多了额外又辛苦的工作。
记者观察发现，为了分拣餐厨垃圾，环卫工人会先在住宅楼道或楼下进行简单的“干湿分”操作，同时拣出可回收的废物（自己卖掉）。街道大多都没有条件为这轮垃圾分类开辟专门的垃圾分拣站，分拣的场地，大多在原有的垃圾中转站、压缩站旁的空地进行。
那些又湿又臭的餐厨垃圾，它们的去处非常有限。尽管《暂行规定》提出，“2012年本市应当建立完善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系统”，但目前广州的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的链条仍处于“原始阶段”。加、改分类垃圾车，以及分类运输的操作细则，至今仍在城管委的“起草之中”；至于餐厨垃圾的理想归宿，广州目前只有两个地方—燕岭路餐厨垃圾处理示范站和大田山堆肥试验场，它们可进行循环处理，但它们加起来每天只能处理50多吨餐厨垃圾。
这种“有前无后”的垃圾分类已经被舆论所批评：过去国内垃圾分类屡屡失败，居民看不到垃圾分类的实际效果是常见的主因。
垃圾减量，成绩也减量
广州现行的基层社区垃圾处理体制，也影响着垃圾分类的推进。
在广州垃圾分类的一些明星社区、街道或物管对宣传指导投入很大。譬如，在万科的楼盘，物管的薪酬与垃圾分类的成效挂钩，“迫使”物管人员大力宣传。广卫街雇佣了指导人员实行楼层监督，只要有一户居民不准确分类，就施以逐家敲门的宣传。但广州其他几十个试点并没有这样的投入，4月初，广州海珠区18条街道组团到广卫街参观学习，领导们最关心的就是：“钱从何来？”这也是物管公司的“天然反应”。
广州基层街道的环卫经费，来自社区收取的垃圾费，而经过近年多轮市场化改革后，广州很多街道都把环卫作业推向市场，由承包公司竞低价投标，而这些公司下面经常还有转包的情况。广州环卫工人的月工资曾长期停留在1100元左右的水平，两个月前才加到1300元（因市政府出台最低工资措施），有些临时工甚至不知道自己服务于什么机构。在万科金色康苑的垃圾分拣站，一位姓曾的工人已经对垃圾分类感觉厌烦。他的全部工作就在一个大约4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里完成，夏天马上到了，这里又闷又臭。“没加工资，也没加人手。我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在垃圾分类的新政下，环卫工人要参加分类培训，有的还要派传单，“如果居民不配合，我们保洁的工作更辛苦，公司（指承包公司）也不愿意长期背这个锅。”
据悉，广州市财政将有每人每月约百元的垃圾分类补贴，近期发到环卫工人手上。也有消息指，广州正计划对一些街道的环卫作业主体进行收回，不再作市场化投标。
按照传统的环卫体制，环卫系统每年的成本经费，主要根据垃圾处理的数量来核定，这与垃圾分类的重要目标—“减量”形成了矛盾。“垃圾分类做得好，源头垃圾减少，那运输车和终端基建量就可以减少。”分析人士对记者说，“目前垃圾处理从区级运输，到最终非循环回收的处理，仍是环卫系统掌控，所以他们缺乏投入的动力。如果能把对垃圾运输、焚烧这些垃圾处理的终端投入，换到收集、分类工作这样的前端，垃圾分类难题便不会十年如故。”
分垃圾，也分地盘
无论是餐厨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的分类，还是细分成四种垃圾的分类，广州的垃圾分类终究绕不过多个部门的“地盘”。
“樱桃白”是广州知名的垃圾分类推动者，她说自己已经身心疲惫，因为垃圾分类在广州遇到的阻碍实在太多。“只考虑终端处理，就由环卫直接填埋或者焚烧；但要垃圾分类，循环经济，就要由各个部门一起做。有害垃圾是环保部门的，可回收垃圾涉及供销和经贸部门，（餐厨）垃圾要堆肥，又涉及农业部门。”她在一次演讲后对记者说。
2010年，“巴索风云”等志愿者曾将6袋荧光灯管、过期药品等有害垃圾送到广州市城管委，结果对方无法处理，只好堆在办公室一角。这也是垃圾分类最终被混装处理的重要原因：垃圾分类处理的后端，涉及不同的部门以及经济利益，这反而使立项和建设推进得更缓慢。
“只管保洁、不管循环”的环卫系统，曾希望通过垃圾分类去介入循环经济。环卫系统在9年前曾经提出，“以垃圾分拣中心建设为龙头，组建专业运输队伍，逐步减少城市拾荒者的数量，从而使全市近5000个废旧物资收购点自动消亡。”但庞大的废品回收系统没有因环卫的介入而消亡，广州的环卫工人常常是“兼职”拾荒者。根据记者的调查，环卫工人这个兼职收入大约在每月一百到五百元不等。一直以来，传统的可回收物资由经贸部门管理把握，至今各地已经通过立法规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与网络”的主体是供销社，后者主要由经贸委领导。
这种格局牢不可破，在2001年垃圾分类试验时，广州环卫局曾在白云区石井镇大兴土木，建成广州市环卫资源回收中心，将所有可回收废品集中交易，但很快这个中心的经营遭遇失败。
比起相关机构间的拖沓，广州的市民们要“团结”得多。《南都周刊》按年龄访问了三类市民，高达9成人都表示支持垃圾分类。其中，长者对本轮垃圾分类的前景表示怀疑，中年人和青年人则最更愿意学习并实行垃圾分类方法。
“我们会尽力去做，但政府也应该做好。只要我们努力，垃圾分类就一定不会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