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克错了吗？
　　
　　“随着东莞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来自上游的订单是否会减少？当耐克们没有了更多低廉劳动力地区选择的时候，这些跨国集团还能生存下去吗？”在东莞采访时，许多合约工厂厂主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对于耐克来说，这些或许并不是一个值得疑惑的问题。因为40年来，耐克的全球经营模式，主线就是合约工厂的不断迁徙。正是依靠这一点，耐克创造了令人炫目的业绩神话，而且这种神话还将继续在全球上演。毕竟在这个星球上，比东莞穷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多很多。
　　耐克公司的巨大成功源于其创始人费尔·耐特（Phil Knight）在斯坦福商学院上学时逐渐形成的一种预见性策略，即在工资标准低的国家生产，把公司的钱都用到产品的营销上。耐克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也曾说过：“我们对生产一窍不通，我们只是营销人员和设计人员。”
　　这种模式也注定了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对低工资标准的刻意要求和地区选择。1964年耐克公司成立，也就是从这一年起，耐克开始了它直到今天仍在继续的全球生产订单的转移路线。
　　1964年成立初期，耐克是跟日本的承包商签约生产运动鞋。但随着日本当地的工资上涨，耐克把生产工序搬迁到韩国和中国台湾，1982年，超过八成的耐克运动鞋在以上两个地区生产。等到当地的工资也逐渐上涨，耐克开始瞄准东南亚国家。至1990年，大多数耐克的生产工序均搬到印度尼西亚、越南和中国内地。在东莞，像裕元和兴昂这样的大型代工企业，都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从台湾转移过来的。
　　一直低廉的劳动力和优惠政策保证了耐克的迅速膨胀，今天，这家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企业，已经成为全球运动鞋的执牛耳者。
　　在早期，甚至就在几年前，耐克很少考虑其全球合约工厂里工人的工资待遇和条件的改善。随着全球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开始，耐克成为攻击和批评的目标。最初，当耐克公司碰到剥削劳工的指责时，它通常的反应只是愤怒与惶恐。公司的高级经理对一切指责均予以否认，并猛烈抨击来自各方的批评意见。
　　但随着外界对耐克经营模式的批评越来越多，耐克的创办人兼CEO费尔·奈特在1998年5月一次讲话中不得不承认：“耐克产品已经成为微薄工资、被迫超时工作、甚至任意亏待工人的同义词。”
　　“没有一个CEO愿意把自己的公司与血汗工厂联系在一起。”一位接近耐克的人士告诉记者，耐克的高姿态更多的是出于企业的经营战略和公关策略考虑。“重要的不是自己有道德，而是让别人认为自己有道德。”
　　对此判断，有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托马斯·巴梅斯(Thomas Balmès)曾执导过一部名为《中国制造》的纪录片，这部由英国广播公司和芬兰、法国的电视台赞助拍摄的片子开头，引用了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一句话：“企业的惟一社会责任就是赚取利润。” 他认为，对于全球市场引领他们去何方，它们不该有负疚感。
　　这一断言引来的是主张企业社会责任组织的批评，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耐克的全球经营模式带来的必然是生产地的劳资矛盾紧张和冲突加剧，在合约工厂没有集体谈判能力与耐克讨价还价的不对等形势下，大部分利润被跨国公司拿走，而成本压力最终只能转嫁到处于更没有谈判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的工人身上。
　　流传业内的一个例子是，一位国家领导人曾见到一位耐克鞋的台湾代理商，问他在中国的企业办得怎么样，该代理商说，耐克鞋的70%都是在中国生产的。领导人问，一双鞋在美国能卖到多少价钱，代理商说大约是160美元一双。领导人又问，那么我们中国能从每双鞋中赚多少钱呢？代理商说，大约只有3—4美元吧。台湾代理商的话让这位向以铁腕著称的领导人气得连饭都没有吃。可能他并不知道的是，中国的工人为耐克每生产一双鞋，拿到的却只有0.5美元的劳动报酬——这一数字在2004年之前更低。
　　“在不平等贸易关系和合约压力下，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个悖论，工厂在巨大的压力下，对于来自跨国公司们的工时和责任的要求，只能采取欺骗和弱者最后承担成本的办法。”葛友俐曾多次参加耐克的社会责任调查活动，在采访中她向记者强调，“跨国公司在把订单发包给合约工厂的时候，同时也把自己应负的责任向下推卸了，这是不公平的。”
　　“现实有非常让人绝望的方方面面，但要改变目前商业逻辑和市场逻辑，还需要时间。” 葛友俐说。
　　
　　劳动力还能低多久？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夏小林还注意到，在耐克的生产模式下，制造工厂和地方政府都面临一个困境：工厂要随时面对工人不堪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后的“用脚投票”，而地方政府也要面对工厂由于日益提升的各种成本压力后的“用脚投票”，在这一点上，工人和工厂主的选择权利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雇主在用脚投票的同时，还可以用手投票，他们与政府有一定的议价能力，在加班时间、劳动保险等方面的违法违规得到政府一定的默许”。
　　这对于像东莞这样靠订单产业发展起来的新兴制造城市来说，资本转移这种风险正在成为现实。而更现实的危险在于，“招商引资”至今仍是一些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产业升级虽然也时常出现在地方政府的文件里和会议发言，但对传统模式的路径依赖，使得地方政府更愿意延续旧有的思路。“这只能会使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最低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常凯教授说。
　　在今年年初的首届青年华商峰会上，有高层人士仍在特别强调中国具有质优价廉的劳动力优势：“在美国每小时工资约是16美元，在墨西哥约是4美元，在中国约是0.5美元。”
　　表面上看，劳动力价格超低对吸引外国投资者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实际上这样的吸引只能产生恶性循环的后果：劳动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资，必然失去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生活保障度低，技术人力缺乏，进而导致产品的技术落后，国际竞争力滑坡，劳动力价格的差异最终会与技术等级的差异接近，并成为绝对落后的劳动力价格的真实反映。在发达国家通过高工资集中优势产业，成为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制造中心的时候，中国的低工资策略只能不断把淘汰工厂吸引进来。使“垃圾产业”在中国逐步形成规模性集中，导致产业工人生活的长期贫困化。
　　中国的贸易已经因此受到负面的影响。与发达国家贸易方式偏重一般贸易不同，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根据公开的统计资料，2004年1至10月，中国进出口加工贸易累计4371.5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47%。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处于利润率最低的低端位置。加工贸易有零关税的优势，但由于缺乏品牌价值和创新内涵，加工贸易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加工贸易占据中国贸易方式半壁江山的境况影响了整体利润水平，降低了中国贸易竞争力。
　　去年发生在珠三角地区的“民工荒”，也为中国仰仗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的增长道路敲响警钟，去年以来，国内的路风等学者一直在强调反思FDI和“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片面强调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偏重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依旧能获得些许利益，但在长期中却会面临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落后于人的“比较优势陷阱”。
　　迈克·波特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曾指出：“竞争力与廉价劳动力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产业竞争中，生产要素非但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其价值也在快速消退中。以生产成本或政府补贴作为比较优势的弱点在于，更低成本的生产环境会不断出现。”
　　今天以廉价劳动力被看好的地区，明天可能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地区取代。在东莞和其他沿海发达地区，波特所说的现象正在发生。而更令人忧虑的还不在此，而是这些地区的产业升级并不理想，甚至还远未开始。
　　“比较优势”的神话必须打破。在中国这个巨大而复杂的新兴市场，假如劳动力低成本的经济忧患继续被扭曲性的解释为经济优势的话，那么，不合理和悖论仍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