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繁缭乱的世界近代史中，明治维新堪称戏剧性最强的历史事件，剧情多次“反转”，结果出人意料，且影响深远。仿佛岛国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积淀在短短数十年间喷涌爆发：地缘政治的东西之争、公家与武家的纠葛、幕藩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德川家族内部的派系纷扰，以及思想、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激荡起时代的大潮。每一个视角、每一个维度都可以成一家言，但是处于“风暴中心”的天皇宫廷始终面目不清，这是一个缺失的维度。
　　唐纳德·基恩的《明治天皇：1852—1912》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以明治天皇的人生为线索，对“明治维新”展开了全景式的描写。
　　基恩很可能是完成这一工作最合适的人选。日本天皇制与其说是政治理性的制度设计，毋宁说是岛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对天皇制的研究成果更多的出自人类学、文化学跨界研究，比如《金枝》中的“神王”，又如《菊与刀》中“凝聚所有日本人的象征”，而基恩正是一名优秀的文化学者，对天皇制、公家文化有深入的研究。
　　基恩以“言之有据”的述而不作，还原了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的复杂面貌：明治天皇究竟是热心西化的现代君主，还是提线木偶式的传统傀儡？是残暴的军国主义暴君，还是真挚向往和平的贤明君主？基恩从其幼年的成长环境、各个时期接受的教育以及政治生涯的作为，尽力还原了睦仁（明治天皇）的真实形象。
　　基恩比一般的历史学者更能理解睦仁的文化背景，为读者展现了一位“深受儒家思想深刻教育的君主”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不同于右翼皇国史观中的造神，基恩笔下的明治天皇既非天赋异赋，也没有什么智力上的爱好——无论是对传统学问的精微义理，还是对皇室悠久的艺能传统，睦仁都沒有显示出天赋和热情，后来西式的报纸和书籍进入他的生活，他也没有体现出任何兴趣。他的个人爱好仅仅是饮酒和骑马，趣味单纯。
　　但终其一生，睦仁都遵循着习惯。儒家教育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和学习创作和歌一样。睦仁热心创作和歌，数量多达十万余首，却乏善可陈，他也并不在意。用和歌赠答、抒情、纪事只是一种经年累月、自然而然的习惯。
　　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睦仁遵循儒家价值观，担当起谨慎自律、虚怀若谷的君主角色，也是习惯成自然而已。尽管他以引领日本现代化而声誉卓著，但是他所颁布的一系列政令都沿袭了传统儒家价值观和语言风格。

　　明治天皇的政治决策模式也很符合传统儒家的贤君模式，绝大部分政略都是出于大臣们的建议与谏言，唯有在大政方针发生激烈纷争时，他才会主动施加影响，直至做出最后决策。“征韩论”引发维新政府内部对立时，21岁的睦仁多次通过人事安排多次干预直至最终裁决，阻止了战争。值得一提的是，征韩论的主张者是西乡隆盛，是睦仁少年时代的师保，深得其信任。
　　在西化问题上，明治天皇算不上积极的推动者。非公开的宫廷生活中，天皇个人的喜好是对西方技术去取的选择标准。他拒绝在新皇宫中使用电灯，却接受了法国葡萄酒。不过，这种个人趣味的固执，总是让位于公开场合的君主职责。无论是饮食习惯调整的率先垂范，还是诚恳得体地接受外国人的访问，明治天皇总能胜任如仪，也从未表露出不适。儒家教育培养的高度自律与实用理性，支持了明治天皇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良好表现。
　　许多研究者都把明治天皇的成功归因于接受了某种开明思想的熏陶，但是在基恩的描述中，这位引领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大帝”，底色却是高度传统的儒家贤君。这既是睦仁一生的自我定位，也是他在现实中的角色。“传统VS现代化”二元对立、此消彼长的观念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的普遍认知，基恩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新视角带来的新观点，是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但是，缺点也很明显。作者力图描绘出明治维新的全景，涉及的人物、事件过多，读起来颇感琐碎。另一个问题是，有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缺乏解释，如废藩置县的顺利实现和天皇重回权力核心之间明显有关联，而作者并未给出明确观点——“知之为知之”的慎重态度体现了作者的严谨，却也留下了不应有的空白点。而全书最令人失望的，缺少经济活动、社会生活、思想背景的内容，远没有达到展现明治维新全景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