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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文化基因構成了当地的文化土壤，至于能生长出什么则是制度选择的结果。在科技时代，我们只有准确了解城市的科技品格，城市的科技发展规划与产业布局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城市的文化基因决定城市的科技品格
如何评价一个城市的文化，由于视角不同往往很难达成共识，为了避免这种困境，我们选取一些具有共性的指标来评价城市的文化氛围，为城市的客观评价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并在此基础上为城市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支撑。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千百年来形成的独特文化特质，但不论如何特殊，这些特质可以划分为两类：传统的非变动因子（TC）与变动因子（SC），这里所谓的变动与非变动是一种相对说法，主要指一些文化因素容易变化如时尚等，而另一些则不容易变化如习俗等，或者变化异常缓慢而已。所有文化因子在进化过程中都会发生博弈，最后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我们可以把文化因子之间的博弈与进化用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来解释。
根据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文化的遗传因子在历史变迁情境下会发生分离与组合现象，为了简化论述，我们给出一个文化因子遗传变异后可能出现的四种结果的简化图表，见图1：
根据孟德尔定律中的遗传因子间的分离与自由组合定律，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变迁中会出现以下四种可能类型。1.完全传统因素主导的A型（TC*TC）文化。这种文化在历史演进中，所有潜在具有变动性、突破性的因素都被有效遏制了，在时间的放大作用下，留下了那些纯而又纯的完全不变要素，这种文化从整体上呈现出退化模式（当下世界各地兴风作浪的各种原教旨主义者所捍卫的文化大体就属于A型文化）。2.传统非变动要素居优势地位的B型（TC*SC）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传统要素居于优势的支配地位，变动要素则处于附属的工具地位，当今世界上那些传统氛围比较浓厚的国家大多属于此类。3.变动性要素居优势地位的C型（SC*TC）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鼓励变化与乐于创新，而传统要素只能在被动适应变动要素的过程中谋求发展。4.完全由变动要素主导的D型（SC*SC）文化。这种文化喜欢新颖的事物，并乐于变革，有时甚至会呈现出激进的理想主义发展态势。上述四种类型文化，仅是一种理想描述，尤其是A型和D型文化，仅具理论参考价值，在现实中这类国家比较少。按照我们的设想，文化的演化路径应该沿着从A型、B型、C型再到D型的发展轨迹。每种类型的文化由于发展程度不同，又可以划分出许多不同的亚型，如C 、C、C-等。
城市的文化基因可以从宏观上呈现出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质。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深入挖掘一下，即城市文化基因的转变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大体来说，城市文化基因的转变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从内因来看，群体的规模决定文化基因的转变难度。如果一个群体规模较小，那么根据群落适者生存的原则，这个群体为了生存下去，必须保持对于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与敏感性。而且当群体规模较小的时候，转变所带来的学习成本总量也比较小，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群体规模过于庞大，群体的学习成本也将随之变大，进而导致文化的非变动因子成为群体的集体偏好。而且群体规模的庞大可以弥补应对环境变化能力不足的缺陷，因此，群体越大其文化往往越容易陷入保守的倾向。其次，从外因来看，如果外部有强烈的竞争压力，也会倒逼群体文化基因的转变，而且这种力量越来越大，甚至成为文化基因转变的主要力量。对于规模大的群体而言，这点尤为明显，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存在强大的外部压力，群体文化才有可能摆脱特定文化基因的路径依赖现象。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来自外部压力的文化基因被动转变现象日益成为常态，否则其将被世界潮流所淘汰。
城市的文化基因构成了当地的文化土壤，至于能生长出什么则是制度选择的结果。在科技时代，我们只有准确了解城市的科技品格，城市的科技发展规划与产业布局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由于城市文化基因的差异，与之匹配的城市的科技品格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为此，我们仍然借用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把城市的科技品格做一些简单分类，我们可以把城市的科技基因分为两种：科学基因（用S代表）与技术基因（用T代表），大体来说技术基因与文化的非变动因素关系密切，而科学基因与文化的变动因素关系密切。由于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之间的复杂博弈，这个过程有些类似于生物的进化过程，在其中会发生基因的自由组合，只有那些最适合某地状况的基因组合会生存下来，由此形成城市外显的科技品格。
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不难看出，一些非变动因子占主导的社会呈现出对于某项技术具有严重的路径锁定现象（极度的路径依赖）;反之，那些以变动因素为主的文化呈现出对于科学的偏好（科学观念本身就是易变的）。基于这种理解，城市科技基因自由组合会演变成四种城市科技品格模式，分别是：1.纯科学型城市（SS）;2.纯技术型城市（TT）;3.科学主导型城市（ST）;4.技术主导型城市（TS）。这四种科技基因组合模式仅具理论意义，换言之，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纯粹的科学型城市与纯粹的技术型城市（1型和2型很少），大多是科学主导型城市（3型）或技术主导型城市（4型）。在科技一体化的今天，3型和4型城市日益相像，但占主导地位的科技基因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科技品格，具体情况见图2：
关于科学主导型城市（ST）与技术主导型城市（TS）还需要补充一点，这两类城市的科技品格是如何形成的？原因有二：其一，科学主导型城市大多建基于变动性要素居优势地位（C型文化）的文化土壤上，而技术主导型城市则建基于非变动性要素具优势地位（B型文化）的文化土壤中;其二，按照德国文化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说法，如果一种文化处于生命周期的前端，即青年期，那么这种文化更容易包容与接纳新事物，从而呈现出变动性与活力;反之，如果一种文化处于生命周期的末端，即老年期，那么这种文化则呈现出对于新事物与新观念的厌恶性，这种文化趋于保守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主导型城市大多比较年轻，而技术主导型城市大多历史比较久远。笔者私下里曾说：从宏观上看，四大文明古国要成为世界科学中心，要比美国困难很多;从微观上看，深圳比很多历史悠久的城市更具有创新的优势，原因也在于此。因此，不严格地说，城市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城市的科技品格。 上海的科技品格与科创中心建设的切入点
基于上述的文化理论构想，我们不妨选取上海市作为分析的样本，对其科技品格进行简单诊断，这将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目前上海正在加紧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如何能够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这也是现代化城市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为此，首先需要厘清上海的文化基因。基于众多学者们对于海派文化的研究，可以基本确定，上海的文化基因属于C型，即变动性要素居优势地位的文化，目前已经处于从C向C 的发展阶段。这种文化土壤适合于新观念与新事物的扎根与存活。具体而言，上海的科技品格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利用数据来证实。下面我们通过几组数据以及科技表现来诊断上海的科技品格。
城市的科技品格往往受到制度建构的极大影响。历史上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等，都是用一种艺术形式代表那个朝代（制度塑造），这充分反映了制度偏好对于文化类型选择的影响。在大科学时代，现代科技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资金的投入，一个区域的科技投入强度（投入强度=R
城市的文化基因决定城市的科技品格
如何评价一个城市的文化，由于视角不同往往很难达成共识，为了避免这种困境，我们选取一些具有共性的指标来评价城市的文化氛围，为城市的客观评价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并在此基础上为城市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支撑。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千百年来形成的独特文化特质，但不论如何特殊，这些特质可以划分为两类：传统的非变动因子（TC）与变动因子（SC），这里所谓的变动与非变动是一种相对说法，主要指一些文化因素容易变化如时尚等，而另一些则不容易变化如习俗等，或者变化异常缓慢而已。所有文化因子在进化过程中都会发生博弈，最后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我们可以把文化因子之间的博弈与进化用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来解释。
根据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文化的遗传因子在历史变迁情境下会发生分离与组合现象，为了简化论述，我们给出一个文化因子遗传变异后可能出现的四种结果的简化图表，见图1：
根据孟德尔定律中的遗传因子间的分离与自由组合定律，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变迁中会出现以下四种可能类型。1.完全传统因素主导的A型（TC*TC）文化。这种文化在历史演进中，所有潜在具有变动性、突破性的因素都被有效遏制了，在时间的放大作用下，留下了那些纯而又纯的完全不变要素，这种文化从整体上呈现出退化模式（当下世界各地兴风作浪的各种原教旨主义者所捍卫的文化大体就属于A型文化）。2.传统非变动要素居优势地位的B型（TC*SC）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传统要素居于优势的支配地位，变动要素则处于附属的工具地位，当今世界上那些传统氛围比较浓厚的国家大多属于此类。3.变动性要素居优势地位的C型（SC*TC）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鼓励变化与乐于创新，而传统要素只能在被动适应变动要素的过程中谋求发展。4.完全由变动要素主导的D型（SC*SC）文化。这种文化喜欢新颖的事物，并乐于变革，有时甚至会呈现出激进的理想主义发展态势。上述四种类型文化，仅是一种理想描述，尤其是A型和D型文化，仅具理论参考价值，在现实中这类国家比较少。按照我们的设想，文化的演化路径应该沿着从A型、B型、C型再到D型的发展轨迹。每种类型的文化由于发展程度不同，又可以划分出许多不同的亚型，如C 、C、C-等。
城市的文化基因可以从宏观上呈现出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质。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深入挖掘一下，即城市文化基因的转变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大体来说，城市文化基因的转变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从内因来看，群体的规模决定文化基因的转变难度。如果一个群体规模较小，那么根据群落适者生存的原则，这个群体为了生存下去，必须保持对于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与敏感性。而且当群体规模较小的时候，转变所带来的学习成本总量也比较小，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群体规模过于庞大，群体的学习成本也将随之变大，进而导致文化的非变动因子成为群体的集体偏好。而且群体规模的庞大可以弥补应对环境变化能力不足的缺陷，因此，群体越大其文化往往越容易陷入保守的倾向。其次，从外因来看，如果外部有强烈的竞争压力，也会倒逼群体文化基因的转变，而且这种力量越来越大，甚至成为文化基因转变的主要力量。对于规模大的群体而言，这点尤为明显，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存在强大的外部压力，群体文化才有可能摆脱特定文化基因的路径依赖现象。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来自外部压力的文化基因被动转变现象日益成为常态，否则其将被世界潮流所淘汰。
城市的文化基因构成了当地的文化土壤，至于能生长出什么则是制度选择的结果。在科技时代，我们只有准确了解城市的科技品格，城市的科技发展规划与产业布局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由于城市文化基因的差异，与之匹配的城市的科技品格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为此，我们仍然借用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把城市的科技品格做一些简单分类，我们可以把城市的科技基因分为两种：科学基因（用S代表）与技术基因（用T代表），大体来说技术基因与文化的非变动因素关系密切，而科学基因与文化的变动因素关系密切。由于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之间的复杂博弈，这个过程有些类似于生物的进化过程，在其中会发生基因的自由组合，只有那些最适合某地状况的基因组合会生存下来，由此形成城市外显的科技品格。
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不难看出，一些非变动因子占主导的社会呈现出对于某项技术具有严重的路径锁定现象（极度的路径依赖）;反之，那些以变动因素为主的文化呈现出对于科学的偏好（科学观念本身就是易变的）。基于这种理解，城市科技基因自由组合会演变成四种城市科技品格模式，分别是：1.纯科学型城市（SS）;2.纯技术型城市（TT）;3.科学主导型城市（ST）;4.技术主导型城市（TS）。这四种科技基因组合模式仅具理论意义，换言之，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纯粹的科学型城市与纯粹的技术型城市（1型和2型很少），大多是科学主导型城市（3型）或技术主导型城市（4型）。在科技一体化的今天，3型和4型城市日益相像，但占主导地位的科技基因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科技品格，具体情况见图2：
关于科学主导型城市（ST）与技术主导型城市（TS）还需要补充一点，这两类城市的科技品格是如何形成的？原因有二：其一，科学主导型城市大多建基于变动性要素居优势地位（C型文化）的文化土壤上，而技术主导型城市则建基于非变动性要素具优势地位（B型文化）的文化土壤中;其二，按照德国文化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说法，如果一种文化处于生命周期的前端，即青年期，那么这种文化更容易包容与接纳新事物，从而呈现出变动性与活力;反之，如果一种文化处于生命周期的末端，即老年期，那么这种文化则呈现出对于新事物与新观念的厌恶性，这种文化趋于保守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主导型城市大多比较年轻，而技术主导型城市大多历史比较久远。笔者私下里曾说：从宏观上看，四大文明古国要成为世界科学中心，要比美国困难很多;从微观上看，深圳比很多历史悠久的城市更具有创新的优势，原因也在于此。因此，不严格地说，城市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城市的科技品格。 上海的科技品格与科创中心建设的切入点
基于上述的文化理论构想，我们不妨选取上海市作为分析的样本，对其科技品格进行简单诊断，这将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目前上海正在加紧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如何能够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这也是现代化城市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为此，首先需要厘清上海的文化基因。基于众多学者们对于海派文化的研究，可以基本确定，上海的文化基因属于C型，即变动性要素居优势地位的文化，目前已经处于从C向C 的发展阶段。这种文化土壤适合于新观念与新事物的扎根与存活。具体而言，上海的科技品格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利用数据来证实。下面我们通过几组数据以及科技表现来诊断上海的科技品格。
城市的科技品格往往受到制度建构的极大影响。历史上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等，都是用一种艺术形式代表那个朝代（制度塑造），这充分反映了制度偏好对于文化类型选择的影响。在大科学时代，现代科技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资金的投入，一个区域的科技投入强度（投入强度=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