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自己是否意识到，我们在谈论任何一个问题时，都一定是在一个或隐或显的“阐释框架”中進行，其中之一便是清末民初以来建构起来并因获得体制性支持而处于压倒性地位的“传统叙事”，它强调或者说赞誉的是“历史的断裂”，而其理论基础则是“社会進化论”。“传统叙事”不仅是一套固定的话语，而且也是社会权力（种族的、阶级的、社会集团的、性别的等等）的某种分配形式，一旦它建立起自己的统辖地位，就对其他叙事产生一种话语的乃至暴力的压制。
　　清末民初中国遭遇了一个历史大变局，其间各种相互冲突的学说、立场和态度竞相而起，但很快，正如无数的水流自某个地段就神秘地消失了一样，众多本来在清末民初非常活跃并且作为整个思想场域的竞争者的思想之流就突然在某个时间段神秘地断流了——尽管那些思想者可能那时还活着，但已被当做“过去”的人而被冷落、被遗忘，他们鲜能再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他们当初的著述要么被封存，要么就被断章取义地抽出一些段落，作为批判的对象。例如我们所知道的林纾，基本上就是一个被其论敌们所塑造的林纾，他们自己的“文存”、“全集”早已堆满书店、图书馆和书斋，而林纾则在其死后将近90年的今天，依然还没有一套相对完整的“全集”面世。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林纾——多亏他一直被作为批判的材料——还算幸运的，众多其他人则神秘地不见踪影了。
　　当然，这种情形正在发生变化。变化的原因当然不仅在于各地的“名人工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各地为“本地知名度”着想而把本乡本土的一些被遗忘的历史名人重新挖掘出来，而这些名人在“传统叙事”中却依然被处理成历史罪人），更起作用的是一种变化的社会心理，即人们渐渐感到自己遇到了一些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早在那些为“历史大潮”所吞噬的著述家那里就曾深入探讨过，只是后来被体制性地“悬置”了。巴赫金曾说：“每一个词语都有自己的复活节。”每一个被悬置的问题——由于它被悬置，而不是被解决——也一定会或迟或早地再度现身，而我们如今只能祈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机还没有完全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