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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经历了9·11事件回国后，每当9月11日来临前，总有媒体采访我，或向我约稿，可见这一事件对历史的影响之深和给人们的印象之牢。
关于9·11事件的具体情况，由美国5名共和党员和5名民主党员组成的9·11全国委员会撰写了详细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中文版《9/11委员会报告》。该报告对出现的炭疽病白色粉末恐怖避而不谈是个缺失，因为这是世贸大楼被毁后发生的又一恐怖浪潮。
当时有人将白色粉末炭疽病毒放在信封里寄出，使几位接信人死亡，结果弄得人心慌慌，不敢接受别人来信，到处有人举报发现白色粉末而请求专家鉴定，纽约商店的防毒面具脱销，整个社会“谈白面色变”，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恐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是整个9·11事件的亲临其境者，为了防止炭疽病毒恐怖危及总领馆人员，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所以对此记忆犹新。只是因为在破案中美国当局出了洋相，未能及时把真正的罪犯抓住，反而冤枉了一个病毒科学工作者好几年;而且又因为该案罪犯是美国人，委员会报告便对此略而不提。不能说外国人搞恐怖必究，美国人搞恐怖就可以不提，岂不是又在搞双重标准！
中国的反应
我国对9·11事件是如何迅速作出反应的呢？前外长李肇星在《说不尽的外交》里作了披露：“2001年9月11日，德国交响乐团访华，我应邀去保利剧院看演出。看着看着，我好像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事情，演出还没有结束，就走出剧院，想回办公室看看有什么事没有。”
“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视随便看看，立马看到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冒着浓烟，美国有线电视网正报道美国遭到恐怖袭击。没过几分钟，江泽民主席打来电话：肇星，你在办公室加班很好。你看电视了吗？我说，我正在看，美国好像发生恐怖袭击了。江主席说：就这事，你马上带助手过来开会：带谁、带几个，你随便，要快！”“最后会议决定，中国政府应该对‘9·11’事件迅速做出反应，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事情发生仅仅5个小时，江主席就紧急致电小布什总统，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江主席指出，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江主席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恐怖主义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据《周恩来年谱》记载，早在1971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由阿布·杰哈德率领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代表团时，就阐明了中国政府反对劫持飞机及其他恐怖活动的立场，指出：“搞恐怖活动，这个办法不好，会引起爱好和平人民的不满意。历史是人民写的，不是少数英雄写的。广大人民起来了，就会胜利。”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在上海党中央领导地下工作时，就明确规定党的特科组织只惩办危害极大的叛徒，防止其进一步带敌人破坏我组织、扑杀我党员，但不对敌人搞恐怖暗杀活动。这一点被后来的历届党中央所坚持，形成了新中国政府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和政策。
我的亲历
我们驻纽约总领馆是如何看待和对待9·11事件的，我在《相知纽约》一书和多篇文童里已讲过，这里再简要介绍。那天早上，我像往日一样到曼哈顿十二大道520号我国驻纽约总领馆上班。当我前往16层办公室时，在电梯里发生了恐怖分子劫持的第一架飞机撞击世贸中心北楼。所以我一进入办公室，就听到外面大街上的警笛声特别刺耳、特别长、特别多。我感到太异常了，便打开窗户往外看，发现一长串警车、救火车、救护车呼啸着飞速向南驶去。我随着车队驶去的方向一望，大吃一惊，啊呀，不得了，世贸中心北楼上部冒着浓浓的黑烟，被风一吹滚滚飘向远方，构成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在我的办公室透过窗户斜向南方，正好能望到世贸中心两座大楼。这时我还不知道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我根据多年的外交工作经验，明白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会成为头号新闻立即传遍全世界。于是我立即要旁边办公室的同志尽快找摄像机、照相机把这一情景拍下来。在别人找摄像机、照相机的同时，我回到窗旁继续向世贸中心观望，看到两架直升机围绕世贸大楼打圈飞而不敢靠近。突然，我又看到一架飞机从新泽西州那边飞来，在海面上空拐个大弯朝世贸中心的方向飞去。
我想，世贸大楼正在着火，这架飞机还朝那个方向飞去干什么？转眼之间这架飞机撞上了世贸南大楼，冒出了一个巨大的红火球，我甚至好像听到了一声巨响，尽管总领馆离世贸中心有近5公里的距离，实际上我是听不到声音的。这是我一生所亲眼看到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那真是惊心动魄，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我立即意识到极其严重的事件发生了，这是有意为之而不是偶然事故。我以最紧急的命令把在馆内的其他领导召集到我的办公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关闭领馆，清查人数，研究形势和商讨对策。从此我日日夜夜在办公室坚守整整三个星期，随时接受来自中国外交部的指示，了解各种情况尽快报告外交部，千方百计援助我国在纽约地区的侨民、留学人员和中资机构人员等等。
我致函市长朱利安尼，对恐怖活动表示谴责，支持美国反恐，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在此紧急关头，全馆外交人员、随任家属以及在馆从事修建工程的员工共500多人，无不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各司其职、完成任务、保护国家机密和财产安全、保护馆内每位人员安全，人人都是一天24小时随叫随到，其精神令我十分感动。
当我们闻悉美国决定要降半旗为遇难者致哀时，我立即拿起电话向北京的李肇星同志报告此事，并建议我们馆也要降半旗。李肇星同志立即表示同意，并说会马上通知我国所有驻美外交机构都要降半旗。
此举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所以当某纽约媒体记者挑衅性地问我“中国国内有人对美国发生9·11事件高兴，你有何评论”时，我说：“中国有13亿人，总不能要13亿人说哭都哭，说笑都笑。我国政府是什么态度，你应该看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表态，看我们领馆的表态，看我们与你们同步降半旗！”
美国的反思漏掉最本质的东西
关于9·11事件的具体情况，由美国5名共和党员和5名民主党员组成的9·11全国委员会撰写了详细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中文版《9/11委员会报告》。该报告对出现的炭疽病白色粉末恐怖避而不谈是个缺失，因为这是世贸大楼被毁后发生的又一恐怖浪潮。
当时有人将白色粉末炭疽病毒放在信封里寄出，使几位接信人死亡，结果弄得人心慌慌，不敢接受别人来信，到处有人举报发现白色粉末而请求专家鉴定，纽约商店的防毒面具脱销，整个社会“谈白面色变”，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恐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是整个9·11事件的亲临其境者，为了防止炭疽病毒恐怖危及总领馆人员，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所以对此记忆犹新。只是因为在破案中美国当局出了洋相，未能及时把真正的罪犯抓住，反而冤枉了一个病毒科学工作者好几年;而且又因为该案罪犯是美国人，委员会报告便对此略而不提。不能说外国人搞恐怖必究，美国人搞恐怖就可以不提，岂不是又在搞双重标准！
中国的反应
我国对9·11事件是如何迅速作出反应的呢？前外长李肇星在《说不尽的外交》里作了披露：“2001年9月11日，德国交响乐团访华，我应邀去保利剧院看演出。看着看着，我好像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事情，演出还没有结束，就走出剧院，想回办公室看看有什么事没有。”
“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视随便看看，立马看到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冒着浓烟，美国有线电视网正报道美国遭到恐怖袭击。没过几分钟，江泽民主席打来电话：肇星，你在办公室加班很好。你看电视了吗？我说，我正在看，美国好像发生恐怖袭击了。江主席说：就这事，你马上带助手过来开会：带谁、带几个，你随便，要快！”“最后会议决定，中国政府应该对‘9·11’事件迅速做出反应，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事情发生仅仅5个小时，江主席就紧急致电小布什总统，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江主席指出，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江主席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恐怖主义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据《周恩来年谱》记载，早在1971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由阿布·杰哈德率领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代表团时，就阐明了中国政府反对劫持飞机及其他恐怖活动的立场，指出：“搞恐怖活动，这个办法不好，会引起爱好和平人民的不满意。历史是人民写的，不是少数英雄写的。广大人民起来了，就会胜利。”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在上海党中央领导地下工作时，就明确规定党的特科组织只惩办危害极大的叛徒，防止其进一步带敌人破坏我组织、扑杀我党员，但不对敌人搞恐怖暗杀活动。这一点被后来的历届党中央所坚持，形成了新中国政府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和政策。
我的亲历
我们驻纽约总领馆是如何看待和对待9·11事件的，我在《相知纽约》一书和多篇文童里已讲过，这里再简要介绍。那天早上，我像往日一样到曼哈顿十二大道520号我国驻纽约总领馆上班。当我前往16层办公室时，在电梯里发生了恐怖分子劫持的第一架飞机撞击世贸中心北楼。所以我一进入办公室，就听到外面大街上的警笛声特别刺耳、特别长、特别多。我感到太异常了，便打开窗户往外看，发现一长串警车、救火车、救护车呼啸着飞速向南驶去。我随着车队驶去的方向一望，大吃一惊，啊呀，不得了，世贸中心北楼上部冒着浓浓的黑烟，被风一吹滚滚飘向远方，构成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在我的办公室透过窗户斜向南方，正好能望到世贸中心两座大楼。这时我还不知道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我根据多年的外交工作经验，明白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会成为头号新闻立即传遍全世界。于是我立即要旁边办公室的同志尽快找摄像机、照相机把这一情景拍下来。在别人找摄像机、照相机的同时，我回到窗旁继续向世贸中心观望，看到两架直升机围绕世贸大楼打圈飞而不敢靠近。突然，我又看到一架飞机从新泽西州那边飞来，在海面上空拐个大弯朝世贸中心的方向飞去。
我想，世贸大楼正在着火，这架飞机还朝那个方向飞去干什么？转眼之间这架飞机撞上了世贸南大楼，冒出了一个巨大的红火球，我甚至好像听到了一声巨响，尽管总领馆离世贸中心有近5公里的距离，实际上我是听不到声音的。这是我一生所亲眼看到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那真是惊心动魄，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我立即意识到极其严重的事件发生了，这是有意为之而不是偶然事故。我以最紧急的命令把在馆内的其他领导召集到我的办公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关闭领馆，清查人数，研究形势和商讨对策。从此我日日夜夜在办公室坚守整整三个星期，随时接受来自中国外交部的指示，了解各种情况尽快报告外交部，千方百计援助我国在纽约地区的侨民、留学人员和中资机构人员等等。
我致函市长朱利安尼，对恐怖活动表示谴责，支持美国反恐，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在此紧急关头，全馆外交人员、随任家属以及在馆从事修建工程的员工共500多人，无不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各司其职、完成任务、保护国家机密和财产安全、保护馆内每位人员安全，人人都是一天24小时随叫随到，其精神令我十分感动。
当我们闻悉美国决定要降半旗为遇难者致哀时，我立即拿起电话向北京的李肇星同志报告此事，并建议我们馆也要降半旗。李肇星同志立即表示同意，并说会马上通知我国所有驻美外交机构都要降半旗。
此举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所以当某纽约媒体记者挑衅性地问我“中国国内有人对美国发生9·11事件高兴，你有何评论”时，我说：“中国有13亿人，总不能要13亿人说哭都哭，说笑都笑。我国政府是什么态度，你应该看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表态，看我们领馆的表态，看我们与你们同步降半旗！”
美国的反思漏掉最本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