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世纪》第5期刊载《我在秦城监狱监管的特殊人物》、20l0年《世纪》第2期刊载《饶漱石在秦城的日子》等文以后，有部分熟悉的老同志鼓励我说，你可以多写一些。其实要把我记忆中的人和事都写出来，或许是不合时宜的。况且我已年近八旬，年龄不饶人，力不从心了。但是有两位老人——屈武和师哲，却一直不能忘怀。现就我与这两位老人接触中的感受叙述如下：
　　屈武是个有骨气的人
　　1972年11月我从黑龙江公安部“五七”干校调回秦城监狱201区工作后，得知201区关押着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他就是屈武。他给我的印象，虽年事已高，但精神状态很好，待人也和善，尤其是他说话底气很足，是位深具骨气的人。在我同他接触交谈中，知道他是陕西人，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是他的老丈人。至于他为何被关进秦城，我自然不知详情，只是听他说是因为历史问题被审查的。我记得他对我说过以下一些话：如说“专案组非要把我打成特务，其实我是一个秘密共产党员”。“我在大革命时期先是入国民党，后入共产党，我的情况周总理最清楚”，“我向专案组的人说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总理嘛！从此再没有人来审问我，就这样我被关押在这里好几年，也无人过问。”等等。
　　屈武是在1974年国庆节前夕离开秦城监狱的。那天晚上秦城来了一辆“红旗”轿车，车上下来的是专案组的人，还带来一套新的服装，说是来接屈武的。那天晚上是我值班，我立即从监房唤出屈武到审讯室，专案组的人向他宣布：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接见你（刘延东任主任的《统一战线人物志》第491页记载：1974年9月29日，国庆25周年前夕，周恩来在最后审订参加国宴人名名单时，特意将屈武的名字列入补充名单。这样屈武得以恢复自由，结束了6年零1个月的囚禁岁月。——编者注）。屈武听到这一信息，竟激动得流下眼泪，一时塞语，过了一回才说出“谢谢”两字。接着他就换上专案组带来的西服，在登上“红旗”车前和我紧紧握手告别。
　　后来，我得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冤案得到平反，平反后他先后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担任民革中央主席等要职。这位我敬重的老人于1992年6月13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
　　师哲在狱中刻苦学习
　　师哲是1966年关押进秦城的第一人，一直关在201监区，因他在狱中的代号是6601，究竟是否是“文革”刚开始进秦城的，我就记不清了，当时只知道他是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对他为何被关押进秦城，我当然不清楚，因工作纪律也不允许过问的。但我内心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因此，在管理上对他特别关照，比如放风时不让他进放风场（一个天井），而是带他到院内空地活动。201区植有20多棵苹果树，树里行间有一部分空地，我们就利用这些有限的空地种一点辣椒、小葱等蔬菜，这也可让关押人员作适当劳动，得到锻炼增强体质。可是师哲没有体力劳动的技能，我给他铁锹让他翻地，他也不会。我就教他怎样用脚蹬才能使上劲，他就学会了翻地。
　　我在与师哲接触交谈中，他也曾对我们工作人员提出一些问题，如他曾问我说：“你们这里关押的都是犯罪的人吗？还有无罪的人没有？”对他提出这种敏感问题，我不好解释，只能对他说：“这可能是国家政治的需要吧！”还劝导他说：“希望你正确对待自己，既来之则安之，把身体搞好是关键，也可以说这是对待任何问题的政治资本”等等。后来，他又提出一些学习上、生活上的问题要解决，如要求给他笔墨纸张。因狱中有不允许使用钢笔的规定，我就给他毛笔、墨汁和纸张，满足了他的要求。
　　1972年11月我从“五七干校”调回秦城在201监区工作，师哲还关押在201区，当我再见到这位我敬重的老人时，他的身体体质远不如1966年那样好了。但他仍是像以前一样，整天在监房看书学习，他看得最多的书是马列著作如《资本论》等。他还每天必看《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后来，我得知师哲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问题才得到彻底平反，并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顾问，1998年8月17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何殿奎、汪春耀均是公安部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殷之俊